在美国，每年有成千上万的财经系学生从一流的商学院毕业，他们都学到的是同样的投资公式、同样的买卖策略、同样的评估方法和同样的预测模型，难怪很少有人能超越别人，且能长期战胜股票市场。他们甚至还愚蠢地发誓要战胜对方，这只能说是徒有雄心壮志而已。这些毕业生就是今日美国股市上的策略分析师、分析师和基金经理人。他们就像加拿大传播学者马歇尔·麦克马汉（Marshall McLuhan）所说的，现代社会分工精细，各行业之间少有联系，彼此难以相互了解。这种情况就像生活在水里的鱼却全然不知自己是在水里。它们在水族馆里不停地游啊游，完全与外部世界隔绝，他们相信玻璃外的人们需要它们的帮助。然而，它们才真正是受困的一群。
亚里斯多德曾经写道，人类天生具有预知未来的渴望。亚里斯多德描述的正是华尔街的那些投资者们。许多领取高薪的策略师、经济学家等整天花费大量的时间在寻找明日的获利股、预测利率变化、经济发展状况或公司的未来走势、政府未来的政策动向。更多的分析师们在电脑上绘制股价走势图，试图预测明天股价走势的突破点。还有人用不知哪里弄来的复杂模型预测今后6到12个月里将会出现的表现最佳的产业或经济区域。其后，成千上万的经纪人将这些卖弄学问的预测，包装后大肆推销，引诱投资人来购买。同样，还有成千上万的营销队伍不遗余力地推销这样的市场观点，带着急不可耐的样子从退休金、企业年金和保险金中套取更多的钱投入到共同基金中。
简言之，股市中各种各样的金融机构和相关人员的目的就是要将金融产品塞给你，其发布的所有金融信息（不论是券商建议、价格目标、市场预测、获利预估还是投资绩效等），在商业味浓重的华尔街，就只有一个目的，用预测来从中渔利。费雪在1958年指出：“我相信用于预测商业趋势的经济学，就好像是中世纪炼金术时代的那种所谓的科学。我们不禁要问：与其试图从随机或不完整的事件序列中预测经济的未来走势，不如把这么巨大的心力放在做其他更有用处的事情上，其成就不知要大多少倍。”
预测股市和预测天气一样
事实是，预测公司的未来，预测经济和股市的走向，就跟预测天气一样根本无法十分准确。如果说预测明天的气温还较简单，只要以今天的气温作为参考（例如，今天气温摄氏20度或30度，那么明天的温度大概就在这两者之间），那么预测经济和股市的未来走向却是一个要复杂得多的社会现象。如果我们预测的仅是一家上市公司的下一季度的状况，那只要消除季节性因素后，下一季的销售额和利润很可能和本季差不多。但当预测扩大到这家上市公司的股票走势时，除了季节性因素外，还有很多其他影响股票走势的因素，因为股票市场系统是上百万个变数的综合反映，而变数间还会不断地改变和具有交互作用。
研究表明，预测未来的可能结果是，预测时间越长，其误差范围就越像抛物线一样快速加大。不论预测的是未来股价、获利率、销售额还是经济趋势，除了极个别的特殊例子外，上述的这一抛物线特征几乎都成立。这是因为，随着时间持续向后推移，变数不断在变，同时又加进了许多新变数，所以大部分预测都无解。例如，只要一个季度过去了，市场分析师就立刻要修正他们的模型。他们试图确定“下一阶段的获利”或者“5年获利增长率”是多少，这就如同追逐一个不断移动的目标一样是徒劳无益的。少数的预测分析师即使偶尔能预测到公司未来获利的情形，但在很多时候也都只是一种幸运而已：所幸没有发生经济萧条；利率没有调升或调降；公司最高执行长官未死于空难；公司并未失去主要订单；联邦官员未对进口货课征关税；美元汇率未波动；公司未增发股票、增加长期债务或回购股票；公司未推出更畅销或更差劲的产品；公司未使用会计手段来使获利膨胀。凡此种种，不一而足，但终究是一种偶然情形，不具有普遍性。
看看“专家”的实际预测成绩，真是惨不忍睹。90%的经济学家没能预测到20世纪90年代美国经济的不景气。20世纪90年代初，大型投资机构曾经预测墨西哥股市的多头市场即将来临，但没有多久该国政府就放任本国货币比索大幅贬值，并引发了有史以来最大一次的股价狂泻。试问：谁又能预测到这一节外生枝的政府行为呢？同样没有人预测到美国利率会从1991年起连续7年走低。1994年到1998年间，资深市场分析师曾多次错估空头市场降临的时间。很少有分析师预见到上世纪70年代末期的超高速通货膨胀。当华尔街终于意识到通货膨胀的上升趋势不可逆转时，它继而又错误地预测通货膨胀还会继续上升，并向投资人打包票，黄金会涨到每盎司2000美元、石油每桶100美元。就在同一时期，在大部分经济学家都对摇摇欲坠的美国钢铁产业不抱希望之际，钢铁业却在20世纪90年代止跌反弹，再度成为全世界最有效率、最赚钱的产业。
虽然基金、券商等机构、组织每年花费了成千上万的经费来研究上市公司的表现，并发表获利预测，但研究一再表明，他们的预测经常带有各种各样的偏见或瑕疵。在1996年一份十分详细的研究中，德曼价值管理公司总裁德曼考察了从1973年到1996年的23年间分析师对于一家公司的获利预测。他发现，分析师如果连续四季要以低于5%的误差预估公司的季获利，其准确预估的概率只有二十万之一。研究发现，事实上，分析师常常会提出过度乐观的建议。研究还发现有些分析师故意忽略不计或遗忘公司的差劲表现而作出预测，原因是他们与上市公司保持着非常微妙的关系。尤其是那些被聘协助企业承销股票公开发行上市的分析师，他们所作的获利预测通常超出别人甚多，而且所推荐的股票往往在后几个季度的表现都一直落后于市场。
1995年，数千名投资人都栽在了20世纪最拙劣的美光科技公司（Micron Technologu）的预测上。这是一家电脑随机存取记忆制造厂商。1994年至1995年，美光是美国最热门的股票之一，股价曾从9美元飙升到95美元。推动这股热潮的是一群经验老到的分析师，他们几近疯狂、乐观的获利预测，在事后被证明错得极为离谱。从1993年开始，美光的销售额增加了60%，其获利也开始加速提升。每股盈利从1992年的0.03美元增加到1993年的0.52美元，再到1994年的1.92美元，1995年盈利更创下了每股3.95美元的历史新高。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美光的销售额增长了足足一倍。从这一连串的数字看，这似乎是一个增长潜力无限、非常值得投资的好股票，但分析师们犯了一个典型而致命的错误，即他们是直接以最近的增长率来简单推断未来的增长率。分析师们不断地提高获利预测值，即使股价已逼近每股90美元，他们仍热情高涨地建议投资人买进。少数分析师甚至还预估一两年内，美光每股收益能达到17美元。不幸的是，不过几个月的光景，美光股价便从云端跌落。由于韩国和中国台湾的芯片厂垂涎美光和其他厂商所享有的巨大毛利率，纷纷扩大芯片生产，从而使世界芯片市场产能严重供过于求，随机存取芯片的价格在1996年猛跌了75%，1997年再度下滑了40%。到1997年年初，依然是这些分析师，却纷纷把他们的获利预测调低到了每股2美元甚至更低，最后美光股价在17美元附近重重落地。
实事求是地分析这类例子，得到的结论是，过度乐观的预测根本不切合实际。回想20世纪70年代中期，分析师们热情推荐IBM又是一个例子。他们预测的前提是IBM公司年获利将增长16%，且会持续上扬。这种“大胆”的假设把投资大众推向了有“蓝色巨人”（Big Blue）之称的IBM上，并因此把该股价推上了九重天。很明显，没有人会自找麻烦去验证这些分析师的算术准确性。在1967年，IBM的销售额是53.45亿美元，净收益6.51亿美元。假如IBM的增长速度真的像分析师所预测的那样，在1997年其销售额将达到4589亿美元，占到全美经济产值的6%，那它的获利就将是559亿美元，这将是同期微软获利额的16倍。对IBM获利的预测实际上严重偏离了后来的事实，1997年该公司的销售额仅是分析师预测数的17%。
另一个骇人听闻的例证是著名的甲骨文公司（Oracle）。这是一家拥有60亿美元资产的数据库软件厂商。在20世纪90年代，由于年获利增长高达30%，该公司也成为科技分析师们的最爱。它被分析师们大肆渲染成“绝不容错过的好股票”，甲骨文的股价也从1992年分割调整后的5美元起涨，到1997年8月达到了42美元。在高点时，其本益比几乎高达45倍。人们相信它的获利增长会持续强劲。1997年12月8月，甲骨文宣布其当季获利增长降低4%，这对华尔街犹如一个晴天霹雳。当日甲骨文股价下跌了29%。就在甲骨文宣布获利减少后股价惨跌的前三天，分析师们还在调升他们对该公司的乐观预期，更有分析师断言至少未来5年该公司能以30%的获利速度增长。
甲骨文事件的部分过失应由分析师承担，而许多以分析师马首是瞻的基金经理人和投资人也有无法推诿的过错。在甲骨文股票大跌的前几周，美林证券公司公布了一份相当具有启发性的研究。该研究请共同基金和退休基金经理人等投资人列出他们买卖股票的最重要的选择准则，其中过半数的人表示他们是根据自我评估的公司获利能力买卖股票的。如果公司未达到分析师的获利目标，他们就卖出持股；如果高出该目标，他们就加仓买进股票。48%的基金经理人也都将分析师的预测作为买卖决策的依据，这不能不令人感到震惊。
美林证券研究报告描述的正是许多股票的兴亡史。分析师往往是在各种压力下发布有利于公司的看法的，通常无法发现问题的症结，所以投资人实际上是买了根子上有问题的股票。在市场上，很少有投资人知道绝大多数分析师的工作量，后者要追踪太多的公司，以致根本无法静下心来对公司进行仔细的研究和查证。他们的报酬来自于博取公司的好感以争取到更多的承销业务，而做预测并不是他们的强项。
紧接着，成群的基金经理人为了提出最佳季度或年度业绩报告，便以分析师偏颇的获利预测作为依据，抢进抢出股票，以博取短线获利机会。他们每天被不为投资人所知的压力折磨着。一般基金经理人的持股种类多到难以监控，而且每个月还有投资人在不断涌入。由于每季度必须向投资人交出一份优良的绩效报告，他们通常采取的是先买进股票然后再进行评估的方式。一开始，许多基金经理人也设法采用买进抱牢的合理策略，但最后只能落到只能紧盯报价屏幕、猜测企业短期获利以追求蝇头小利的地步。因为他们若不这样做，就可能落后于同业或大盘指数。结果，连这些基金经理人也养成了从众心理，并采取快速不理性地进出股票的投资策略。而不为市场投资人所知的是，他们投资下单买进大量股票的依据却是真假混杂的信息，有时甚至是谣传。
最后，基金经理人赖以决策的基础就变成了分析师的个人臆测，而这些臆测还得配上上市公司的提示。由于上市公司早已摸清了投资人的心理和投资过程，为了不让华尔街失望，他们会采取会计伎俩，在账面上做出获利的可预测性，这样可以和券商、基金集团等机构投资人维系长期良好的关系。我们可以用“循环”这个词来说明它们之间的关系，即公司总裁预估几个月后的获利以吊起饥渴的分析师的胃口，好让他们诱导基金经理人下数亿、数十亿美元的大赌注。错误的预测导致的悲惨后果可以想见。即使分析师估计错误的概率在80%以上，参与游戏的各方仍然视而不见。没有人愿意承认自己死抱着垃圾股，也没有人愿意错失预估的波段行情。这是一个自负的自我判断、自我断言涨升导向的体系，只要基本面看上去不破坏这个循环体系就可。1929年股市的崩盘就是由上述这样的信息循环系统出错引发的。随着股价越涨越高，投资人也越益重视近利。获利预估调升即抢进，预计无法达成目标的公司股票即被抛出。股价不断高涨，以致于买进的股票在基本面上再也站不住脚。市场终于在一片泡沫中崩塌了。所以，投资人一定要避免紧跟这种追涨杀跌的潮流，因为这一潮流通往无底的深渊。一旦用短期获利的思维方式来支撑自身的投资行为，肯定就会在预测的海洋中随波逐流，投资随即由理性转变为十足的投机。如果获利目标变成了投资的唯一目的，投资人就再也看不清楚价格和价值之间的关系，因此就会随意地以任何价格买进公司的股票，以利己主义的态度来对待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