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宏碁收购美国康点公司，却因管理人员和研究人员严重流失而导致人才断层危机的出现。1990年，宏碁以9400万美元并购美国高图斯公司，也因原有员工难以融入宏碁的企业文化，双方沟通困难而导致严重亏损。1997年，在收购位于美国德克萨斯州的一家个人电脑公司，同样失败。
相继出现的受挫，使施振荣回想起和母亲卖鸭蛋的情景。那是一段多么艰辛的日子，可母亲却微笑着走过来了。她之所以能顺利走过来，就是因为她以宽容、信任和善意的精神，对待她所接触的每一个人，而对方则因她的宽容与信任，予以回报。
那么自己呢？自己经手的是规模如此庞大的企业，能否像母亲一样去对待自己身边的人呢？
施振荣对自己的回答是肯定的。
于是，他在企业里贯彻一种“人性本善”的理念，对助手、对员工施行“信任之道”。
他的信任之道体现在——放权。一般的经营者总想紧紧抓住权力，不肯放松半点。他们生怕权力落入别人手中，会导致经营的失败。他们只相信自己的能力而不相信别人不比自己弱甚至会比自己强，而施振荣不同。他曾经用一个成语来形容自己公司的管理方式，叫“群龙无首”，也就是说，无论在哪个经营环节、哪个地区的分公司，他完全放手让部下去做，不干涉、不指责、不遥控。
不是没有统一的经营战略和方针。每次面对公司新的战略发展局势，他会把位于全球各地的负责人找来开会、研究，制定对策，一旦决策做出，便给他们以全面授权。他旗下的各联属公司经营完全独立，他“听之任之”，还鼓励他们“有资源尽量用，有包袱不要背”，通过将股权分散给经营伙伴和员工们的策略，激励每个员工将宏碁当做自己的公司去做，把每个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都调动起来了。
当然会出现失误。有人会因经验不足而走些弯路，也有人会因判断失误而导致错误，不过，施振荣很通达，很理解。他说：“小孩子要碰热水，烫过一次就不碰了。你（始终）不让他碰，他总不能知道烫。”“你一插手就完了——他怎么长大？”
无非是交一些学费，只要他最终能赚取比学费更多的钱，这个学费就交得值得。
正因为如此通达，宏碁的团队表现相当不错，他自己得意地回忆：“在欧洲，宏碁没有碰到美国市场常见的员工跳槽情况”——员工们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才干，为什么要跳槽？
也正因为如此有凝聚力，宏碁的崛起是快速的。它一年的全球销售额高达数十亿上百亿美元，位列世界第七大个人电脑公司，在1995年，宏碁就被评为台湾最佳企业。
最为重要的是，宏碁为台湾培养了一批电脑行业的骨干。有人这样说，台湾早期做电脑主板的主要人物都出身宏碁，例如，台湾电脑行业的大腕如明基董事长李焜耀、华硕董事长施崇堂等等，都是宏碁的最早合伙者。所以，有人这么评价：施振荣不仅书写了一个企业的历史，而且书写了一个产业的历史。
“失败的路子都差不多，而成功的路则各有不同”——这是施振荣化用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小说的名句所总结的自我成功之路。
从母亲那儿学到卖鸭蛋的技巧，直到被美国《商业周刊》评为全世界25位最杰出的企业家之一，他的成功之道，就是他极力提倡的信任之道。
（褚兢）
台湾首富郭台铭
——像一个地瓜默默地长大
50年之后，他常说的一句话是，“阿里山上的神木之所以大，四千年前种子掉在在土里就决定了，绝不是四千年后才知道。”
他，是郭台铭。
1950年出生在台湾。父亲是一个年轻警察，每日在街区和警署忙碌，作为一个人微言轻的公职人员，以菲薄的收入养活一家人。这个日后创造了10年内由百亿到“兆”（新台币）的飞速成长传奇的人物，呱呱坠地后，年轻警察的生活更加拮据了。
“我们家从小到大，都没有自己的房子，没有公司实习，家里最好的家具是藤椅，但我们不觉得自己贫穷。”父亲给了郭台铭很好的身教，培养了他嫉恶如仇的个性。
多年以后，已是个小老板的郭台铭，在一个阳光灿烂的早晨，兴致盎然地坐公务车去拜访一个重要客户。对于他来说，这是个让人有些激动的日子，因为他第一次拥有了一辆自己的公车。司机是个谨慎的小伙子，驾驶着方向盘，平稳地行驶在大街上。郭台铭的目光透过车窗看到外面的人流、建筑，心里忽然涌起一种感动来。这份感动，来自于事业小成的满足，更多的是想征服世界的雄心。
偏偏不凑巧，突然从旁边的巷子里飞奔出一辆摩托车来，直直地撞在了小车上。
“晦气！”司机气急败坏地咕哝着，推开车门，就要找倒在地上的摩托车主理论。这是一个衣裳不整的年轻人，正惶恐不安地伏在地上，略带惊惧的目光望着抡起拳头的司机。
一只有力的手将司机的手臂握住了。郭台铭推开司机，将地上的年轻人扶起来，还好，并没有受伤，但是自己的小车，却被撞扁了。郭台铭从钱夹里拿出1000元来给摩托车司机，让他去修车。
另有一次，他的宾利300和一辆宾利500撞在一起了。他立马拉开车门去找对方算账。这就是郭台铭的性格，对弱者更弱，但对强者更强。
1971年，21岁的郭台铭到台湾复兴航运公司实习，学习贸易。在掌握到一些贸易知识后，他领悟到一条真理，“没有工厂哪来的贸易？”于是萌发开工厂的念头。这个小小的思想火花，对他日后的人生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他从母亲那里筹到10万台币和几个朋友合伙注册了鸿海塑料企业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仅为30万台币。
因为没有模具，为完成订单，不得不四处到模具厂请人帮忙。由于遭受石油危机的冲击，大环境极度萧条，小企业如风中枯叶，陷入困境，股东们纷纷退出。
此时的郭台铭，犹如寒冬中的孤雁，只能在凛冽的寒风中孤独地飞翔，希望寒流退后，迎来春天。
困难的是不仅仅是股东的撤资，以及鸿海没有规模没有技术，前景暗淡的未来，更有许多小混混来收取保护费。他经常碰到上午来推销消防器材不付钱购买，下午就有官员前来做消防检查的窝心事。回忆起这段艰难的岁月，郭台铭笑言：“那时我把公司设在台北土城，就是因为土城有一间看守所，是台湾专门用来关经济犯的地方。要有一天我因支票无法兑现被关了，我老婆还很方便来看我，报告我公司状况，让公司继续营运。”
靠着蟑螂一样的生存能力，郭台铭无人相助，就自助。“像一个地瓜，在田里默默地长大。”到1977年，资本额已增加到200万台币。
有一年中秋节，郭台铭带着礼物去争取客户，客户收了礼却不让进门，他就在门外淋了四小时的雨，直到客户出来。
他决心把鸿海“做到最大市场占有率”。为此，他来到美国开辟市场。他说：“要在那边做出名了，再回台湾来。要是先卖给本土小厂，他们要求比较不严，我们就无法进步。所以要先挑战美国的主战场。”
郭台铭在美国，连续两年只碰钉子，没有收获。没人相信从没听说过的小小鸿海可以和比它大几十倍的公司，像当时全球最大连接器厂AMP去竞争，而且连试验的机会都不给。
困难重重下，他使出狠招，拼杀市场：“AMP卖一块，我就卖六毛钱，我的成本九毛钱，是赔钱在做。可是我要告诉客户，证明我的品质技术可以信赖。”在美国时，客户不和他谈生意，他“只好待在一间小旅馆里等，哪里都不去，每天吃一餐，每餐吃两个汉堡！”花了5天时间见面后，客户给了5分钟：“这是一张产品蓝图，你们试试看吧，把价钱开出来！”之后，他找一位美国人做行销经理，精打细算，让人家又跑业务，又当司机，还要顺便教英文，每天早上6点到晚上11点，几年内跑遍美国52个州中的32个州。
在美国那几年，郭台铭每年夏天带着全家到黄石公园玩。“我女儿最喜欢喂鸽子。”他回忆，有一年突然看见禁止喂鸽子的牌子，就问管理员为什么？管理员说，一场大雪后，鸽子都死了，因为人喂食让它们失去了自己觅食的能力，到冬天无人喂时，全都不能适应。
由此，郭台铭得出结论：“竞争的环境是最重要的。”为此，当1988年营收突破10亿大关后。他及时为鸿海定下了“建立最强的制造基地，打造长久生存能力”的策略，提速鸿海发展和扩张，以在激烈竞争中占据主动。
1988年，郭台铭在深圳开设了鸿海在大陆的第一个工厂，1992、1993年前后，他又将深圳工厂增加至4万名员工的规模，同时还在江苏昆山新建一个4万人的工厂。到如今，位于深圳市宝安区龙华的鸿海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有员工27万人，相当于美国新泽西州纽瓦克市的总人口。在龙华基地，职工宿舍、消防队、医院、游泳池、餐馆、银行、杂货店和网吧一应俱全，10处大型员工食堂每天提供15万份以上的午餐，每顿午饭要用掉10.6吨大米。用工高峰时每天招聘的新员工多达3000人，光保安就有1000多人。
富士康龙华基地已经变成了中国最大的出口企业，同时还是世界最大的电子产品合同生产商。
在龙华科技园，郭台铭每天工作16个小时，到了晚上依然驾驶着一辆配备了自行车铃的高尔夫球车，在龙华园内巡视，数十年如一日。他会时不时停下车，或是抽查生产线的运转状况，或是帮助工人维修设备。
如今，郭台铭的鸿海集团以平均每年50％以上的速度增长，1995年营收破百亿新台币，2000年营收破千亿台币，2005年营收破兆元新台币。并在世界500强中排列第371名，在美国《商业周刊》全球百大科技公司中排列第2名。
郭台铭因此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代工王。
（李晓军）
台塑大王王永庆
——借来200元走上创业路
上世纪20年代，台湾南部嘉义县，一家不起眼的米店里来了个15岁的羸弱少年。
他叫王永庆，小学毕业后没多久，前来当学徒。
在此之前，他短暂地在一家茶园做过杂工。在其他同龄孩子正在学校读书的时候，他不得不进入社会，为家庭分忧，实在出于无奈。少年祖籍福建安溪，几代人都以种茶为生，家里主要靠父亲王长庚给人家看守茶园的收入维持生计。王永庆9岁那年，父亲卧病在床，他不得不用弱小的肩膀为母亲分担生活的重担。
这家米店，和别的米店没有什么不同，也许更小一些，生意更冷清一些。王永庆每日起早摸黑，勤勉地做事，虽然辛苦，但每月总能从老板手中接过微薄的一点工资。
做了一年学徒，王永庆就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自己开一家米店。
这个多少有点妄想的念头，像秋天干枯的稻草，一旦点燃，就难以扑灭。
父亲向别人借来200元钱，启动了日后被誉为“经营之神”的王永庆的经商之路。
小店新开张，一切的问题接踵而至：没有经营声誉、没有客户、没有流动资金、没有帮手等等。在同其他米店的竞争中，这家米店就像一堆卵石中的鸡蛋，脆弱，无助。
也许是天赋的经营才能，我们更愿意相信这是穷则思变的危机感，王永庆把等客户上门购米，变为主动上门挨家挨户推销大米。当时，由于大米加工技术比较落后，一般米店里出售的米，难免会有一些米糠、沙粒、小石子。人们对此也习以为常了。王永庆推销的米，都是将杂物仔细挑拣掉的，这一额外的劳动，获得的回报是意想不倒的。他推销的米大受欢迎。很快就聚集了一批固定的客户。
王永庆随身带有一个本子。上面详细记录了每个顾客家里多少人口，一个月消耗大米的数量，何时发薪等等。等到顾客家的米吃的差不多的时候，王永庆总是及时地把米背上门来，而在发薪的日子，王永庆也总能及时地将米款收到。
王永庆并不仅仅是把米送上门就了事，而是亲手把米倒进顾客家的米缸里。如果米缸里尚有存米，他会小心地倒出来，仔细地将米缸刷干净，先把新米倒进去，然后把旧米倒在上面，这样米就不会因为放久了而变质。
这一小小的细节，让顾客大加称赞，不买王永庆的米都觉得不好意思了。
王永庆的米店从开始一天只卖出12斗，到后来一天可卖出100多斗。
不到几年工夫，王永庆完成了个人资本的原始积累，筹办了一家碾米厂。此后，他的命运发生了变化。
王永庆信奉“一勤天下无难事”，但他良好的人脉关系对他的事业也起到关键作用。
1949年，国民党政府到台湾。由于从大陆携带了大量资金，便开始大兴土木，大搞建设。王永庆抓住这个机遇，大做木材生意，获利颇丰。木材生意利润的丰厚也吸引了很多商人的加入，竞争变得激烈。王永庆看到热闹背后的危机，毅然决定退出木材业，而将目光投向了工业。
1953年，台湾当局设立了“经济安全委员会”，筹划运用美国提供的资金发展玻璃、纺织、人造纤维、塑胶原料、水泥等行业。本来，在塑胶原料这个项目上，台湾当局准备让官方企业做，但是美方希望，项目应该由民营企业来做。如果台湾方面决定由官方企业来承担，就可能失去美国援助。这在当时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台湾需要大量的资金，美援太重要了。所以，台湾当局最后还是决定由民营企业来承担PVC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