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行中央集权制教育管理体制的法国与英国不同，其免费教育思想由来已久。天主教会把办教育看做慈善事业，规定不许索取学费。大革命中，更是强调免费教育原则。19世纪初建立公立学校，对某些贫穷儿童实行免费教育。从1816～1848年，由政府支付的初等教育经费从5万法郎增长到35万法郎。1833年的《基佐法案》规定公共教育经费由地方、省和国家三方负担，国家要求地方每法郎税款抽3生丁（即3％）作为教育经费，不足部分由省每法郎税款抽2生丁（即2％）来补助，缺款部分由国家负担。1881～1882年的《费里法案》强调公立学校的免费原则，宣布公立小学全部免费，教师薪金由国家负担，教师成为国家公务员。小学教育经费由1877年的2471万法郎增加到1899年的9400万法郎，1936年更达到14亿法郎。中等教育的免费稍迟于初等教育。在1870～1930年间，国立中学由国家负担经费，省立中学基础班由地方负担经费，短缺部分由国家和省补贴。1929年的财政法令规定免除部分学校的学费；1933年后逐步扩大到免除所有中等学校的学费，全由政府负担；1945年国家教育预算占国家总预算的8.42％，政府成为教育投资的主体。
德国早期的义务教育不是免费的，但贫苦儿童可以得到教会与地方当局给予的适当补贴。1850年普鲁士《学校法草案》规定，国民学校是实施义务教育的公立学校，教师享受公职人员的一切权利与义务，学校经费由地方分担，国家给予必要的补贴，教师工资由国家开支，学生免交学费。，然而，真正的免费教育是在1885年政府增加了2000万马克的教育拨款后才实现的。
1870年德意志统一以后，德国政府教育经费投人持续增加，在1871～1877年间，教育经费从150万马克提高到650万马克；1880年，德国的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6％，1890提高到1.9％；1913年，用于教362育的费用达到12亿多马克，占国家财政支出的16.8％，占国民收入的2.4％，仅次于国防开支。
在魏玛共和国时期，宪法规定对全体国民实施义务教育，儿童自6岁入学，接受8年义务教育，职业义务教育到18岁。在18岁以前全部实行免费义务教育，包括免交学费和书本费，家境困难的学生还可申请生活补贴。在纳粹德国时期，全部学校教育的经费都由国家来承担。
沙俄政府创立的高级学校，基本上是以官办形式出现的，办学经费主要由政府承担，初级学校由教会或个人承担，这是彼得大帝改革时期确立的制度。以后，政府投资的比重逐步增大，1786年的《俄罗斯帝国国民学校令》规定免费教育，学校经费由国库、地方贵族和商人分担。1804年颁布的《大学所属各级学校规程》规定，堂区学校由地方出资兴办，县立学校教师工资由国家提供，其他费用由地方负担（捐款及征税）。中学由国家提供资金。上述学校均实行免费教育。职业学校全系官办。1864年的法令规定中小学下放权力由地方当局兴办，办学经费由地方当局筹措。
日本1872年颁布的《学制》规定教育经费主要来自（1）学生的学费；（2）捐赠款、学区筹集款和各项存款利息；（3）国库补助费。三者中以前两部分为主。1879年《教育令》规定公立学校经费主要从地方税中支付。
1880年修改后的《教育令》删除了国家补助小学教育费的条款，从此，小学教育费全部由学费和市町村负担，市363町村主要靠地方税补助。1886年《小学校令》规定，小学校的费用主要靠学生的学费和捐赠款。在群众的强烈要求下，政府于190年3月公布《市町村立小学校教育费国库补助法》，明确了国家对教育应负的职责。
1900年修改后实施的《小学校令》，原则上取消了征收学费的制度，而由市町村费和国库补助金支付教育经费。从此，日本开始实施免费义务教育制度。然而国家大规模投资教育是从1918年的《市町村立义务教育经费国家负担法》颁布以后才进行的。颁布这一法令的目的，主要在于减轻市町村日益增大的教育负担，由国家负担小学教员的部分工资。从此以后，国家负担教育经费的比重开始明显上升。尤其是1940年《义务教育费日本近代教育经费的分担比例国家负担法》颁行后，国家负担教育经费的比重上升更快。市町村小学教员工资的一半开始由国家负担。
就我国来看，清末学部成立后，规定其经费由各省逐年解拨，数目则以省份大小确定。大省每年解银5万两，中省每年3万两，小省2万两。但当时实际的情况是清政府财政拮据，地方封建军阀势力割据，大多对解拨银两的要求不予理睬，造成学部经费及全国教育经费一直紧张的状况。辛亥革命后，资产阶级创立民国，民国政府依国家税和地方税划分标准，一般中小学经费由省市县地方负担，大学经费由中央负担，省立专门学校由省负担。但因基础薄弱，拨给教育的经费很少，难以维持教育事业的发展要求。袁世凯篡权后，有限的教育经费又被各地军政、财政当局侵占拖延，教育财政不得不靠借债维持。据有关资料统计，从民国四年（1915年）到民国八年（1919年）的五年问，教育部曾借外-债十多次。不仅教育部如此，各地更是饱受经费短缺之苦。
对于地方教育及学校经费，教育部指望当地财政给予保障，但各地军阀拥兵自重，割据一方，想的是如何保全自己，扩大地盘，很少或根本不顾及教育。因为军需浩繁，教育经费经常被挪用。到民国七年，地方学校因经费困难，师生生活艰难而抗议、罢课之事时有发生。1918年10月，湖南省教育经费连续数月无着，师生员工生活困苦，人心激昂，省公立商业专门学校、省立第一师范等五校校长联合向省长张敬尧辞职，并决定于11月3日省教育会开大会，一律停课。教育部为此两次电请张敬尧设法救济，以维持学校。与此同时，又因陕西省教育经费缺乏，电催陕西督军、省长设法拨款接济学校。但教育部的要求往往被各地军阀以种种理由推托或回绝，甚至置之不理，以致各地教育经费越来越困难，教育界普遍感到维持艰难。自1919年起，教育界发起“教育经费独立运动”，要求国家指定确实款项，如关税、盐税余款等，以为教育经常费及预备费，并要求有切实的保障。
次年10月，全国教育会联合会还曾通过“教育经费独立”的决议案。但这都无碍于当局对教育经费的挪用和拖欠。1920年12月，北京政府决定征收所得税，拨作“振兴教育、提倡实业”之用。又公布《所得税拨充教育经费酌定分成办法》，决定七成拨作教育经费，三成拨作实业经费。但当时所得税根本无法推行，这种分成办法也只能是一纸空文，教育经费依然无着，各地索薪罢教事件层出不穷。1927年蔡元培主持大学院时，曾提请政府通令全国财政机关，“嗣后各省学校专款，及各种教育附税，及一切教育收人，永远悉数归教育机关保管，实行教育独立会计制度，不准丝毫拖欠，或擅自截留挪用，一律解存大学院，听候拨发”。1920～1931年又一再通令“保障教育经费独立”，并于1931年5月颁布了《地方教育经费保障办法》，规定自当年起“各项新增地方捐税，由省市政府酌定，提留若干成，作为地方教育经费”，“现有教育经费，必须用于教育事业，无论何人及何项机关均不得挪借或移作别用”。然而，这些电令也只能是一纸空文，国民党各级政府对教育经费的拖欠、挪用、停发依然如故。抗日战争时期，教育经费占国家预算总额的比例每况愈下，战前每年占总预算一般是3％，抗战开始的1937年是4.29％，1939年降为2.31％，1940年为2.4％，1941年为3％，1942年更降为1.64％，抗战胜利的1945年为1.67％。地方当局致力于征兵征粮，无视教育事业，挪用教育经费之事更是司空见惯。教育经费紧张的状况一直持续到1949年国民党在大陆统治的结束。
从近代西方各国教育行政的发展看，必要的教育经费是教育事业健康发展的保证，而教育经费又大多来源于政府的拨款。，就我国而言，近代战争连绵不断，国库空虚，国家无力承担必要的教育经费，而地方封建政府忙于争权夺利，更不愿投资于教育，这样就造成了‘教育经费的严重匮乏，最终阻碍了教育事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