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雇佣工人无比繁重的、被强迫的劳动不可能给人以任何的满足和快乐。随着生产的增长，随着生产的集中并屈从于大资本家，这种劳动愈益成为更普遍了。
傅立叶抨击的决不仅限于资本主义在经济上的罪恶，而且涉及它的政治、道德、文化和教育制度。他多次严厉揭露了资本主义怎样颠倒人类的自然关系，怎样使妇女沦落到不平等和受压迫的境地。
让我们回到傅立叶说明社会发展阶段的那张图表上。我们看到，在文明制度与和谐制度之间，傅立叶插进了两个过渡阶段，他称之为保障制度和协作制度。他多次申明他的目的决不限于对文明制度进行某些局部的改良，而是要消灭这个制度，创造一个新制度。但是，因为排除了革命道路，同时又考虑到巨大的困难，所以他同意实行妥协，并且认为一个文明的人为创造的和谐制度需要相当长的一个时期。
第一个过渡时期（保障制度）的基本点是这样的，私有制还存在，它不是局部地改变一下，而是服从于集体的利益和监督。
会出现一些家庭的局部协作，共同劳动，一同进餐和休息。同傅立叶的所有空想一样，保障制度并不要求在政治制度方面进行广泛的变革，它在开头可能是完全的君主制、君主立宪制或是共和制等。
傅立叶认为，文明制度本身已经为保障制度准备了某些前提，“文明制度的化身”正朝这个方向迈进。只有人们的谬见，特别是受到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影响的人，才会把过渡同保障制度混为一谈。另一方面，一旦建成了保障制度，人类很快又会相信新社会制度的优越性，并为向完全的协作制度过渡作准备。
但是，有人把傅立叶对保障制度的看法说成是另一种情形，似乎他认为保障制度是一种改良的资本主义制度，是“可以忍受”的资本主义，因而根本不准备消灭它。这样一来，傅立叶的学说就成了一种平庸的改良主义，好像他提出的一系列思想为现代“福利国家”的理论与实践作了准备。傅立叶本人就坚决抗议这样解释他的思想，然而很多傅立叶主义者正是这样看问题的。
19世纪30和40年代（部分地），傅立叶主义是法国主要的社会主义流派。它显得比圣西门主义更有生命力，因为它没有宗教教派形式，提出的思想也更接近于实际，特别是生产消费协作社（法郎吉）的思想。然而，傅立叶主义在法国工人阶级中间的地位是脆弱的，它主要是在青年知识分子中得到了传播。
1848年的革命把傅立叶主义推上了政治活动的舞台，他们所持的立场接近于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在七月的日子里他们不支持人民的起义。一年后他们企图反对路易·波拿巴政府，结果很容易就被压垮了。后来少数人还在法国从事协作社活动。傅立叶主义的历史作用消失了。如果说傅立叶多半代表了工人阶级的利益（尽管不自觉），那么他的后继者就滚到了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去了。
未来世界的面貌圣西门天才地描绘了未来社会制度的蓝图，傅立叶则详细地制定了它的各个方面。两位空想家有许多不同的地方，但有一个重要的共同点，即他们所描绘的社会主义社会都有若干的限制和规定，其中主要的是保留私有制和非劳动收入。不过，在他们两人的体系中，私有制的性质都经历了急剧的改变并服从于集体利益，不劳动收入也逐渐具有了劳动收入的性质。
在当代，圣西门和傅立叶的乌托邦各有其价值。圣西门及其学生的下述思想值得注意：在全国范围内对经济实行集中计划；按照集体主义原理建立管理体制。而在傅立叶那里，值得注意的是他对社会主义基层单位劳动和生活组织的分析。
让我们考察一下傅立叶乌托邦的经济方面：法郎吉——这是生产消费协作社，它集公社和一般股份公司的特点于一身。法郎吉的人数（包括儿童）被规定为1 500～200人。他认为在这样的集体中有可能进行必要而充分的选择，使劳动的分配达于最优化。
这种分配不仅着眼于人们的喜好，而且考虑到有用的效果。在法郎吉中，农业和工业是结合的，不过农业占着优势。
法郎吉最初的生产基金来自于股东的集资，因此应当有资本家参加进来。同时法郎吉也应接纳穷人，他们一开始也可能当不了股东，但可以作出劳动的贡献。股份所有权是局部的，不过资本家（作为法郎吉的成员）不再是旧有意义上的资本家了。一般的建设性劳动被吸收进直接的生产过程，如果谁具有领导者、工程师和学者的才干，社会也会人尽其才地使用他们。如果没有这种才干，也可自行选择加入任何“班组”。但是因为穷人和富人的孩子在同样健康的环境中受教育，所以这些差别在后代身上会渐趋消失。大股东们在管理法郎吉方面有一些特权，但他们不能在领导机关占多数，况且这个机关的作用还是十分有限的。
傅立叶特别注意社会劳动组织，他想通过人们从一种劳动中部分地转到另一种劳动中的办法，消除资本主义分工的消极方面。
每人的生活必需品是有保证的，因此劳动不再是强迫的，而成了自由的生产活动。出现了全新的劳动刺激：竞赛、社会赞扬和褒奖、创造性活动的乐趣。
社会的财富与收入急剧增长，这首先是由于劳动生产率提高了。此外，消灭了寄生虫，人人都参加了劳动。最后，法郎吉还由于避免了大量的浪费和非生产性开支（这在旧制度下是不可避免的）而受益匪浅。在傅立叶看来，未来社会是一个真正富裕的社会，又是一个健康的、自然的、欢乐的世界。同关于未来社会学说有关联的禁欲主义，对傅立叶是格格不入的。
法郎吉里没有雇佣劳动和工资。劳动产品的分配（以货币形式）是通过按劳动、资本和才能分红的办法来实现的。全部纯收入分成三部分：十二分之五给“工作积极分子”；十二分之四给股份所有者；十二分之三给具有“理论和实践知识”的人。法郎吉的每个成员通常兼有两种甚至三种身份，他们的收入也就具有几种形式。法郎吉成员的劳动报酬会依据人们的工作的社会价值和苦乐程度而有所差别。不过，一般的（主要是体力的）劳动报酬大体都是平均的。因为人们可以参加各种不同的“工种”，例如，一个人做园丁的报酬低于平均水平，但做饲养员成为养猪工人便可得到高于平均水平的报酬。
傅立叶认为，劳动收入中依据资本所得的实际份额会有一定的增加，特别就发展的趋势而言是这样，因为对不同类型的股票实行级差股息。对“工人的股票”，即工人用小额储蓄积攒的为数不多的货币所购买的股票，傅立叶主张支付高利息，而对资本家的一般股票，股息则应低得多。不消灭私人所有制，而是把全体社会成员都变成私有者，从而消灭私有制的剥削性质及其灾难性的社会后果，这就是傅立叶所期待的东西。
法郎吉成员的货币收入是经由商业在商品和劳务上实现的，不过商业完全掌握在协作社手中。法郎吉成员发起的组织也同其他的法郎吉进行贸易，价格由社会公断人来确定，各种商品的售卖均应依此价格进行。
傅立叶的体系充满着矛盾和巨大的缺陷。从纯经济理论的角度来看，法郎吉中也有许多模糊不清的令人怀疑之处，尽管傅立叶想把一切都预料到并作出详尽的规定。法郎吉内部的商品货币关系是什么性质？有多大规模？它的各个部门与单位怎样交换各自的产品？其中包括怎样把原料和半成品传送到后续生产阶段呢？
如果这里没有买与卖，只有某种集中的计算（应当这样理解傅立叶），那么他所详细描述的商品交易所又是为谁开设的呢？
社会消费基金从何而来也是不清楚的，而这个基金在法郎吉中起着很大作用（用于学校、幼儿园、图书馆、公共节日的开支等）。在法郎吉中，没有为此目的而从总收人中作出的扣除，也没有任何所得税，傅立叶仅仅暗示富人将为社会目的做出许多捐赠。
还有更重要的一个问题，即积累及其社会影响问题。因为预先没有从总收人中扣出一部分作为投资，积累基金显然只能来自法郎吉成员的个人储蓄，其形式就是购买股票。但是，资本家因为收入高，所以他们的储蓄会比其他人的储蓄多得多（假定消费水平一致），因此就会出现集聚资本和收入的倾向。也许考虑到这种危险，傅立叶建议设立前已述及的级差股息。但是，与此同时，为了使法郎吉为资本家所欢迎，傅立叶又预见到他们拥有“别的”
法郎吉股票的可能性。说得更正确些，这个制度似乎重新出现了资本主义和真正的资本家。
傅立叶体系的这些缺陷和其他许多缺陷，不能不使人作出两点主要结论：第一，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空想社会主义不能摆脱小资产阶级的幻想，也不能提出一个彻底的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纲领；第二，他们企图为未来的人们描绘出确定的行动和行为方式，勾画出他们生活的详情细节，这一切注定要遭到失败。
但是，在傅立叶著作中我们所看到的主要之点还不是幻想和失算。傅立叶的天才在于，他依据自己对资本主义的分析指出了社会主义社会一系列的规律性。傅立叶关于劳动组织、关于劳动变为人的自然要求、关于竞赛的思想是值得注意的。他提出了消灭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差别的问题。他的许多思想至今还有其现实意义，例如，消费合理化，扩大社会服务领域，把妇女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社会主义时代人们爱好自由和美，对下一代的劳动教育，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