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831年开始，圣西门主义进入到了它的第四阶段，也是其衰落阶段。由于没有在工人阶级中间生根，圣西门主义者在法国无产阶级的最初革命发动面前显得非常惊慌失措，而圣西门主义在这些年间所染上的宗教教派色彩更使他们远离工人阶级，甚至远离具有民主主义精神的青年学生。安凡丹成了圣西门宗派的“教父”和这个特殊宗教团体的奠基人。参加该团体的人都要穿一种特殊的服装（纽扣钉在坎肩的背后）。圣西门的信徒们出现了分化，争论集中在两性关系问题和妇女在该团体中的地位问题上。
1831年11月，巴扎尔带着一批追随者退出了这个宗教组织。1830年7月革命后，掌权的奥尔良政府不久就组织了对安凡丹等人的审判，控告他们犯有伤害道德和宣传危险思想的罪行，安凡丹被监禁一年。从此以后，有组织的活动就终止了。其中有些人还在零零碎碎地和毫无成效地宣传着圣西门主义，有些人则投向了其他社会主义流派，还有一些人变成了规规矩矩的资产者。
然而，圣西门主义对法国（某种程度也包括对其他国家）社会主义思想进一步发展的影响是很大的。圣西门主义者的力量在于他们有一个勇敢坚决地反对资产阶级社会的斗争纲领，尽管他们的宗教是十分荒谬的。
傅立叶的著述生活在社会科学文献中，傅立叶的著作可以算是独一无二的现象。
这些著作既是科学论文，又是旗帜鲜明的抨击性小册子，还是极富想像力的幻想曲。出色的讽刺和奇异的神秘主义，富有洞察力的预言和荒谬的杜撰，广泛而明智的概括和对未来社会人类生活细节的使人厌烦的描写，在他的著作中统统融合在一起。傅立叶主要著作问世至今已过去一个半世纪了，生活本身已经把这些著作中的神秘主义和没有根据的杜撰，同关于改造人类社会的天才思想的真理分离开来了。
沙利·傅立叶1772年生于贝藏松一个富商之家，早年（9岁）丧父。作为独生子，他本可继承父业和很大一部分财产，可是他很早就同家庭和周围的人们合不来，他对商业中的交易和欺诈行为感到愤慨。
傅立叶在贝藏松的教会学校受过教育，他在那里以科学、文艺和音乐方面的才能而出众。后来他想进军事工程学校未获成功，此后傅立叶只能靠自学来充实自己的知识，这在他的学识上留下了一些缺陷，从他的著作中可以感觉到这一点。他从来也没有专门研究过英、法经济学家的著作，到很晚才接触他们的思想，而且是通过第二手材料：杂志论文或与行家交谈。他从来也没有想过稍微详细地分析一下经济学家的理论，并从根本上拒绝他们的观念，认为这些理论不过是为卑鄙的“文明制度”即资本主义进行辩解的。
经过一段时间的争论，18岁的傅立叶不得不到远离家乡的里昂去经商。他命定要在这个工业城市中度过几年，而他在里昂观察到的社会关系又促进了他社会经济思想的形成。1792年傅立叶接受了父亲的遗产，开始了独立经商的事业。
傅立叶的青年时代是在革命年代度过的。开头的伟大历史事件显然很少触动过他，然而，暴风骤雨般的1793年却改变了这个年轻商人的全部生活。傅立叶参加了里昂反对雅各宾派国民大会的暴动，暴动失败后被捕下狱，他的财产全被没收。从监狱逃出后，他回到家乡贝藏松。说年轻的傅立叶是反革命分子，显然不能令人相信，很可能他是被迫参加叛乱的。反正他不久之后便参加了革命军队，为共和国效劳一年半。后因身体虚弱而退伍，先在商行中当商品推销员，后来在里昂成了一个小商业经纪人。在这些年中，他因业务关系到过法国许多地方，有机会观察到了当时的经济和政治生活。他看到在社会阶梯的上层，贵族的地位被新富翁所取代，他们是军火供应者、投机商、经纪人和银行家，在“文明制度”的新阶段产生的不过是新穷人和大多数居民的贫困。
1803年12月傅立叶在里昂报纸上发表了一篇论文，题为《普遍和谐》，阐述了他“惊人的发现”。他认为，只有在自然科学方法的基础上才能发现（或已经发现）“社会运动规律”，就像其他的学者发现“物质运动规律”一样。傅立叶的思想在1808年匿名出版的《关于四种运动和普遍命运的理论》中得到了比较充分的阐述。
这部著作的形式虽然古怪，但却包含着傅立叶“社会计划”的蓝图，即把资产阶级社会改造成为“和谐制度”的计划。
傅立叶的书仍然几乎无人注意，但这并没有减低他的热情。他继续从事着写作，发挥自己的思想。他的生活条件在1811年后有了一些保障，在这一年他改任公职，不久就获得了一笔数目不多的抚恤金。1816～1822年间傅立叶住在离里昂不远的地方，在他周围出现了一批追随者，他生平第一次有机会在比较平静的环境中工作。
傅立叶试图详细研究和论证的劳动协作组织叫做法郎吉。法郎吉成员生活、劳动和娱乐的场所叫做法仑斯泰尔。他希望试验性的法郎吉不久能够建立起来，而又不改变整个社会制度。住在巴黎时傅立叶每天都在公开声明的时间在家等候，准备接待愿意资助其试验的富人。当然，这样的富人并没有出现。
傅立叶又不得不再去巴黎和里昂的商店服务。只是在1828年在朋友和追随者的资助下他才得以摆脱一切事务回到贝藏松，完成了自己准备多年的著作，即《经济的和协作的新世界》（1829年）。这是一部优秀的著作。这时离他最初发表文章已有二十多年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为对它的批判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与此同时，傅立叶发展了自己关于未来社会的观点，他的叙述更通俗，也脱去了神秘的外衣。
傅立叶的晚年是在巴黎度过的。他抱着巨大的创作热情继续紧张地写作，健康状况日见恶化了。1837年10月傅立叶去世。
1830年以后已经存在相当可观的傅立叶运动了，然而他本人在晚年是很孤单的。他同他的学生们越来越疏远了，学生们想给老师尖锐的学说加上一些软弱无力的改良色彩，而对许多人来说也难以忍受年迈多病的傅立叶的多疑与固执。
从资产阶级的“健全”思想看来，傅立叶像圣西门一样，也似乎是一个疯癫之人。爱说俏皮话的人甚至以此解释这位伟大空想家的家世（saint——神圣的，fou——疯人），但是，傅立叶属于贝拉热描述的那类“疯人”：上帝啊！假如神圣的世界不能发现通往真理的道路，那么，光荣就应属于这些疯人，他们把人类引进黄金般的梦境。
在傅立叶看来，没有理性的正是他所生活的世界。
这是没有理性的世界傅立叶试图提出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他用下列图式说明人类从开始到未来和谐制度的历史过程：制和封建制，第三个时期是指他所处的自由竞争资本主义。
可以看出，傅立叶不仅一般地划分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主要阶段，而且是根据生产状况来划分的，这为马克思制定社会经济形态的学说开辟了道路。恩格斯指出，傅立叶的伟大在他对社会历史的理解中得到了非常鲜明的体现。
至于文明制度的第四个时期，傅立叶的解释可以说是他最出色的科学预见的范例之一。他以其特有的方式预见到资本主义向垄断阶段的过渡，他把这个阶段称为商业封建主义。在这里表现出傅立叶卓越的辩证思维的天才。他说，自由竞争将要合乎规律地转化为自己的对立面，即走向垄断。在他看来，垄断首先表现为商业和银行被“新的封建主”所垄断。
傅立叶把资本主义看做是一个黑白颠倒的世界，他对资本主义的指控就其勇敢和深刻性而言在当时是无与伦比的，即使现在也还保有其一定的意义。然而，傅立叶的批判也有其不足，他绘声绘色地描述了资本主义的罪恶，但不能揭示出罪恶的根源，因为他没有一个关于生产关系和资产阶级社会阶级结构的明确学说。
同圣西门一样，傅立叶认为企业家和雇佣工人同属劳动阶级。不错，他把工厂主包括在“社会寄生虫”之列，但也只是指其中“整整一半人”以次品欺骗公众和国家，由此也就引出了他对和平改造社会可能性的天真理想的信念，即通过理想（包括采纳他的学说）来实现这种改造。
傅立叶为糊口曾不得不从事商业，这使他对资本主义商业怀有一种反常的病态的仇恨。商业资本和货币资本对他来说是剥削者和寄生虫的主要体现者。
傅立叶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是一种反社会的、分散的、孤独的生产。这是什么意思呢？资产阶级生产的唯一目的是企业赢利，而不是满足社会需要。因此，资本主义经常的特点就是个别商品生产者同社会之间利益的对抗。企业家的竞争不是为了社会利益，相反地，是破坏社会利益，因为它造成了生产的无政府状态、混乱和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状态。追求利润和竞争带来了对雇佣工人的凶残剥削。
傅立叶看到了贫富鸿沟的加深和富裕中的贫困，他认为这是拥护自由竞争原则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破产的最重要的证明。
“文明制度”把劳动从人类正常生活和快乐的源泉变成了可诅咒的惨剧。在这个社会里，一切造成这种惨剧的人千方百计地逃避劳动，小私有者（农民、手工业者甚至企业家）的劳动，就是不断地同竞争者作斗争，他们的劳动得不到保障，也没有靠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