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派拒绝把科学抽象法作为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基本方法，他们拒绝承认社会发展具有普遍的客观规律性，同时赋予民族特点以绝对的意义。经济科学的特有领域被不确定的说法所取代，在他们看来，历史、伦理、法律、心理、政治、风俗习惯等都应包括在经济科学范围之内。
在经济科学历史上有那么一些固定的公式。历史学派的代表就是由罗雪尔、希尔德布兰德和克尼斯组成的所谓三人团，好像他们是一块工作的。进一步的研究表明，他们除了在许多问题上有相同的倾向以外，也还有很大的差别。就个人和直接的交往来说，他们也不能构成“学派”，事实上，一切都要复杂得多。
不过，在一些基本理论问题上，这三位教授遵循着相同的方向和倾向，而且是这种倾向的最著名代表者。罗雪尔在其早期（1843年）著作《历史方法的国民经济学讲义大纲》中已经提出了未来历史方法的一些基本原理，但是他又采纳了英法古典经济学家的许多合乎其心意的观点，结果搞成了某种毫无意义的没有气节的混合物。罗雪尔在后来的著作中也是这么做的。
罗雪尔在其漫长的一生中写了许多著作，其中包括两部篇幅很大的经过精细考虑的经济思想史著作。他在莱比锡大学任教授近五十年，在政府和学者圈子里赢得了尊敬。
希尔德布兰德的前半生比较动荡，他摆脱了黑森反动政府的追捕后流亡瑞士，在苏黎世和伯尔尼大学任教。他为瑞士最初的统计工作打下了基础。他于1861年回到德国，此后一直在耶拿大学任教。他同历史学派的关系，主要是他出版了一本体现历史学派精神的著作《现在和未来的政治经济学》（1848年）。希尔德布兰德比罗雪尔更严厉和更系统地批判了古典派，更雄心勃勃地运用了历史的方法。他对历史学派后来的发展有很大影响。
克尼斯的活动在一定程度上越出了我们所考察的时期，因为他活动于19世纪60～90年代。不过，他的主要著作是遵循历史学派精神的：《历史方法观的政治经济学》（1853年）。克尼斯在海德堡任教三十多年。
在70年代，更年轻一代的德国学者以古斯塔夫·施莫勒为首，形成了所谓的新历史学派。追求第三条道路（在主观主义学派即所谓的新古典派和社会主义以外）的人们倾心于克尼斯和施莫勒。
他们在盎格鲁一撒克逊各国有不少追随者。
历史学派的学者们在具体的经济研究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他们在自己的著作中广泛运用历史的和统计的方法。然而，他们的弊病就在于描述性、短见的经验主义和表面性。历史学派自始就反对任何社会主义学说。作为德意志帝国的官方学派和马克思主义的敌人，历史学派在德国迅速地传播开了。
特殊情况：洛贝尔图斯卡尔·洛贝尔图斯在写给约·泽勒尔的信中说：“您将会发现，这一点已经十分巧妙地被马克思……利用了，当然他没有引证我的话。”在另一封信中，洛贝尔图斯声称，他在马克思之前已经说明了剩余价值的起源，不过更简单、更明了。这些信在洛贝尔图斯死后、马克思生前出版了。
洛贝尔图斯在私人信件中提出的这个指责马克思是知道的，但马克思（如恩格斯所说）只限于讽刺性地谈及此事。马克思去世后不久，德国讲坛社会主义者、一群鼓吹在稳定的国家政权庇护下实行阶级和平的教授，企图复活这个问题，目的在于损害马克思学说的名誉，削弱它的影响。因此，恩格斯在为即将出版的
《资本论》第二卷（依据马克思的遗稿编辑）所写的序言中，着重
驳斥了关于洛贝尔图斯优先权的推测，答复是完全的和彻底的。
熊彼特认为有必要就此指出：“我不认为有什么过硬的理由，可以驳回恩格斯对马克思‘剽窃’了洛贝尔图斯这一说法的反驳。”同时，在马克思主义奠基人的著作和书信中，我们可以发现他们对洛贝尔图斯在社会科学上的贡献，对他在科学上的勇气和鲜明的态度给予了高度评价。洛贝尔图斯从社会主义立场分析了资本主义，但他在很多问题上又同空想社会主义很接近。大家知道，洛贝尔图斯在年轻时曾受到圣西门的强烈影响。
洛贝尔图斯1805年生于格赖夫斯瓦尔德（北德意志），曾在戈丁根和柏林大学攻读法学，做过法官，不久辞去公职，去欧洲各国旅行。他于1834年在波美拉尼亚购置了亚格措夫庄园，1836年起在那里定居，直到去世。恩格斯在1883年的一封信中谈到洛贝尔图斯时说：“这个人曾经接近于发现剩余价值，但他在波美拉尼亚的领地妨碍了他做到这一点。”当然，地主不一定就表现地主阶级的意识形态，但洛贝尔图斯一旦当了地主，就真的向右转了。
洛贝尔图斯1842年发表了他的著作《关于德国国家经济状况的认识》。在这本书中，他“差一点发现了”剩余价值。例如，他说：“如果劳动生产率较高，除了工人所必需的生活资料以外，他还能够生产更多的消费物品，那么，这个剩余就成为租金而被其他不劳动的人所占有，假定存在土地和资本私有制的话。换句话说，土地和资本私有制是获得租金的原则。”应当给洛贝尔图斯应有的评价：讲得不错。但这仅仅说明他很好地领会了斯密和李嘉图的学说，从中汲取了许多科学的深刻的原理。顺便指出，这也表示他与历史学派代表们以及同时代的其他经济学家截然不同。但也不过如此。
马克思也把斯密和李嘉图作为自己的出发点，然而，在我们看到洛贝尔图斯个别地（尽管是有用地）添砖加瓦的地方（像在英国古典派那里看到的一样），马克思却建起了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巍峨大厦。此外，恩格斯令人信服地指出，马克思在1859年以前并不知道洛贝尔图斯的经济著作。
认为利润和地租是工人无偿劳动的成果，这决不意味着创立了科学的剩余价值理论。英国的李嘉图社会主义者在这个问题上比洛贝尔图斯走得更远，但他们没有创立这个理论。洛贝尔图斯没有把他的“租金”看做是资本主义下剩余产品的一般形式。他不理解劳动力买卖的特殊性质。他对“租金”（作为剥削收入）的解释也不是始终一贯的。最后，在利润率平均化这个重要问题的提法上，洛贝尔图斯也没有比李嘉图更前进一步，这个问题是由马克思的生产价格理论解决的。
像其他社会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一样，洛贝尔图斯兴高采烈地欢迎1848年的革命。他是普鲁士地方自治会的成员，也是法兰克福第一届全德议会成员，又是左翼党团首领和激进改革的拥护者。
他曾在汉斯曼自由主义政府中任文教大臣（仅14天）。对于已经得势并准备同资产阶级当权者妥协的反革命势力来说，洛贝尔图斯显得太左了，他不得不回到自己的庄园，此后他再也没有积极参加政治活动。
洛贝尔图斯的经济思想除了前已述及的以外，主要包含在篇幅很大的四封《社会书简》中。前两封发表于1850年，第三封发表于1851年，第四封是作者死后发表并出版的。
洛贝尔图斯在自己的著作中继续着他在现实政治中不太成功的事业。他看出了资本的许多阴暗面，特别是它使人民群众陷于贫困这一趋势。他认为有必要找到一种方式“使资本主义免遭……
从其本身的罪过中产生的危险”。他要求资本家给工人阶级一定份额的成果，以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他认为在这些条件下，能够实现“劳动与土地和资本私有制之间的妥协”。
虽有这些矛盾和不足，洛贝尔图斯在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史上仍应占有一席之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学者完全有理由对洛贝尔图斯的著作予以很大的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