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斯特的下述思想是很有远见的。他认为，考察任何经济决策，比如创建一个新的生产部门，不仅要着眼于直接的效益（在通常条件下，也就是有相等的收益），而且要考虑到这一决策的长远的和间接的后果。对此，甚至非经济学家也是理解的。例如，在某地建了一个新企业，它会给国民经济带来重要的补充的效益，而这些效益并未直接估算到该企业的收益中去。这包括改善居民的劳动和生活条件，提高这一地区劳动力的平均熟练程度，使早先未曾利用的自然资源也投入到经济运转中去等等。
由任何经济决策所带来的间接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从马歇尔开始就得了一个科学名称，即“外部经济”；相反的效益，即同某个具体决策有关的间接损失，则称为外部负经济。罗宾斯在其权威性著作《经济思想史中的经济发展理论》中指出：“在马歇尔以前很久，这种效益在李斯特关于生产力发展问题的不同探索中已居中心地位了。李斯特是个多事的悲剧性人物，又是个充满幻想和偏见的人，他喜欢毫无道理地夸大其辞，由于自己的错误而把对手（特别是斯密）的思想歪曲得面目全非。但是，去掉那些喧嚣和愤怒，他的命题还是含有真理的萌芽的；在一定历史条件下，鼓励一些工业生产部门，能够带动本部门以外的生产潜力的增长，它不能仅仅用某种产品的价值变成为资本价值的增加来衡量。在我看来，李斯特的夸张和曲解造成了不小的损失，特别是因为它们促进了经济民族主义在欧洲的传播。然而，不能据此便否认他的基本命题含有一定的分析价值。”李斯特的理论试图问答这样一个重要问题：通过什么途径能够在资本主义范围内消除一些国家经济上的落后状态？出于这些国家的历史和经济特点，它们落在“世界集团”的后面。像李斯特的其他许多思想一样，他在这方面的思想既可用于（或曾经用于）进步的目的，也可用于（或曾经用于）反动的目的。在现代条件下，发展中国家对李斯特思想的兴趣有所增长，这些国家面临着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垄断世界市场条件下发展民族工业的任务。．李斯特著作的新奇之处和科学价值，在于它认真研究了落后国家经济增长的困难和因素，研究了经济政策问题。
保护主义和自由贸易资本按其本性来说是世界性的，但是这个特点是在同富有战斗精神的民族主义的辩证统一中发挥作用的，而民族主义在本质上也是资本主义所固有的，正如歌德在《浮士德》中所写的：“啊！
我的胸中有两个灵魂！”这种统一和冲突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全部发展进程，在今天条件下它们起着作用。如果说古典派大力发挥的是第一种倾向的话，那么李斯特发挥的就是第二种倾向。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曾指出，在他1842～1843年当《莱茵报》主编时，哪些事件促使了他去研究经济问题。他说，“……促使我去研究经济问题的最初动因”之一，是“关于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的辩论”。李斯特非常积极地参加了这个辩论。有一件有趣的轶事：在马克思就任《莱茵报》主编前，经理曾聘请过李斯特，但李斯特借口健康状况不佳谢绝了。马克恩和恩格斯在后来的实践与理论活动中，曾经不止一次地转到自由贸易和保护主义问题上，因此，他们也考察了李斯特的思想。他们对李斯特作为一个理论家评价不高，对其学说的资产阶级辩护性进行了批判，同时又认为他是当时德国最杰出的经济学家。
关于自由贸易的争论反映了资产阶级内部的斗争，也反映了各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自由贸易还是保护主义，不过是这个阶级在不同阶段上的政策，而在剥削工人增加资本利润上，二者是一致的。但是，这并不意昧着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可以对这个问题置之不理，把它完全丢给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政治家。一国工业发展的速度和方式如何，对工人阶级并非全无关系，而工业发展在不小程度上取决于贸易政策。
从工人阶级的观点来看，自由贸易政策是进步的，因为它促进了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发展及其生产力的增长，这在一定条件下会促进工人阶级物质生活状况的改善。但事实的本质归根到底在于，资本主义加速发展的同时也发展了它的矛盾，使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冲突达到了更高水平，从而为资本主义制度的灭亡作了准备。马克思在1847年曾说过：“我们赞成自由贸易，因为在实行自由贸易以后，政治经济学的全部规律及其最惊人的矛盾将在更大的范围内，在更广的区域里，在全世界的土地上发生作用；因为所有这些矛盾一旦拧在一起，互相冲突起来，将会引起一场斗争，而这场斗争的结局则将是无产阶级的解放。”但是，在一定情况下赞成自由贸易这一立场，不能认为普遍适用于任何情况和任何具体条件。在19世纪中叶的德国，自由贸易只能起维持国家工业落后状态、保护封建残余的作用，而保护主义作为加速资本主义发展、克服封建残余的手段，对工人阶级毕竟是有利的。马克思强调指出，李斯特及其追随者要求保护的，不是小手工业生产，而是资本主义大工业，在这些工业中人手被机器所排挤，宗法式的生产为现代生产所取代。然而马克思指出，这条道路的结局不是强大的德国资本的胜利，而是社会主义革命。
恩格斯则依据类似理由在后来也指出美国的保护主义政策在原则上是进步的。
历史学派
民族精神、民族特点、民族命运以及类似的思想，贯穿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德国全部的社会思想之中。还有什么能比历史更有历史性呢？醉心于历史也可以说是对19世纪唯理主义哲学的一种特殊的反动，这种哲学认为，他们以前的一切，即封建主义及其制度，都是反自然的现象，是无知和缺乏教育的产物。
李斯特对政治经济学中的德国历史学派的重大影响，大体可归结为三点。第一，历史学派也认为，政治经济学不是关于经济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而是关于国家经济的科学，所以它强调国家的决定性作用。第二，他们对古典派及其追随者持批判态度，其中包括反对古典派理论的世界主义和抽象性质。第三，他们把一国经济发展阶段学说作为出发点。
不过，他们比李斯特走得更远，他们创造了政治经济学的特殊的历史方法，这种方法在后来起了很大作用，特别是在德国和英国。如果考虑到以英国资产阶级的李嘉图主义者和法国的萨伊学派为代表的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缺陷，那么历史学派的思想就更容易理解了。前者的价值论和收入分配论完全可以说是无可挽救的混乱，或是毫无内容的简单化。他们实际上同历史主义、同把社会经济发展看做是演进过程的观点是格格不人的。他们抽象出一种斤斤计较、抱有合理利己主义而又摆脱了其他一切特性的人，这也是不能令人信服的。他们（特别是英国）的“世界主义”是英国在世界市场上居于支配地位的反映。“历史主义者”则希望把具体的人、具有复杂的心理和道德观念的人、带有民族特点和历史特点的人，置于经济科学的中心。
但是，在19世纪上半期的封建资产阶级德国的条件下，在普鲁士教授们的笔下，这种合乎规律的异议不可避免地会带有反动的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