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尔哥在路易十六时代执政的两年，是法国大革命前历史上戏剧性的一页。他的改良主义活动遭到了挫折：他企图以改良的方法去补救那些只有革命才能“补救”的事情。
在这个人的身上有点堂·吉诃德的影子。这是指他行动的决心和毅力，而不是指他的性格。另一个堂·吉诃德的思想是最理智的，行动也是合乎情理的。所以，这种比较只在一个方面才是合理的。杜尔哥是一个有高尚情操、坚持原则和大公无私的人，这种品格在路易十五和路易十六的朝廷中，就像在塞万提斯所塑造的那个想像的世界中一样，是令人奇怪的和不适宜的。
思想家
杜尔哥1727年生于巴黎一个诺曼底旧贵族之家，他的祖辈多年为官，父亲在巴黎的职位相当于现在的省长或市长。杜尔哥是家里的幼子，按照传统，家长准备让他将来去就僧职。由于这个缘故，杜尔哥受到了在当时来说是良好的教育。当他从显赫的宗教学院毕业并获得神学学士学位后，这位23岁的修道院副院长、梭尔堡的骄傲和正在升起的一颗天主教明星，却不愿意继续宗教生涯了。
这是一个成熟的和有头脑的人的决定。这些年他在研读思想家的著作的同时，在哲学方面也下了不少功夫，他写了一系列哲学著作，旨在反对主观唯心主义，后者认为外部世界的一切是人的意识创造的。年轻杜尔哥的才华使他的教师和同伴感到惊异。他会六种语言，研究过多种学科，具有非凡的理解力。22岁时他写了内容相。当深刻的关于纸币的著作，对约翰·罗体系及其破产作了分析。不过，这时候经济问题暂时还包含在更广泛的哲学历史的问题中。
1752年杜尔哥被任命为代理检察长，同年12月任巴黎市议员；第二年又任衡平法院裁判长。行政事务并没有妨碍他继续钻研科学，也没有妨碍他参加沙龙活动—二那里是巴黎名人的荟萃之地。无论在社交沙龙还是在哲学沙龙中，杜尔哥很快就又成为了最引人注目的人物之一。他同狄德罗、达兰贝尔以及他们在《百科全书》中的助手们交往甚密，他还为《百科全书》写了几篇哲学和经济学方面的文章。
著名的进步官员本沙·戈尔内在杜尔哥一生中起过极为重要的作用，他在经济学方面是杜尔哥的导师。戈尔内与重农主义不同，他认为工业和商业是国家繁荣的最重要源泉。不过，与重农主义一样，他也反对手工业行会，主张自由竞争。前面已经指出过，他有时被认为是“自由放任，自由通行”这一著名原则的首创者。
杜尔哥曾同他（任商务监督）一起乘车视察了一些省的工商业，回到巴黎后杜尔哥又同戈尔内一起开始出席魁奈的“阁楼俱乐部”。这时候他对重农主义者走极端是反对的。尽管他赞成魁奈的一些基本思想，对魁奈也极为敬重，但在科学上他多半走着自己的路。戈尔内于1759年去世。杜尔哥立即写了《戈尔内颂》一文，他在文中不仅解释了亡友的观点，而且还第一次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经济思想。
杜尔哥的科学和文字活动因他于1761年就任偏远的利摩尔省省长而发生了变化。他在该省呆了十三年，定期回到巴黎并在这里过冬。作为中央政权的主要代表，他要处理该省各种经济问题，不过，主要的活动是为国王收税。
来到这么一个偏远的地方，杜尔哥最初的感觉有如一个青年人碰上了严酷的现实和无知守旧的农民（这种经历有点像列夫·托尔斯泰小说中善良的地主）。杜尔哥写道：“几乎没有农民识文断字；可以算做聪明而诚实的人也很少；他们十分固执，甚至连改善他们生活的那种活动也加以反对。”
但是杜尔哥没有罢手，他有能力、有信心并且有权力。不管困难有多大，他开始在自己省份实行某些改革了。他试图简化征税制度：用志愿受雇去劳动代替农民所痛恨的修路义务，同时修建良好的道路；组织同牲畜流行病和农作物病虫害的斗争；在民间推广种植马铃薯，为了示范，他让厨师每天午餐为他和客人做一道土豆菜。
他正好遇上了歉收和饥荒。在同贫穷所进行的勇敢而理智的斗争中，他必然放弃自己的某些理论原则，诸如要求任何事情都允许局部的首创性，要求自由竞争和自然地处理事务。杜尔哥是一个进步和人道的行政官员，但在路易十五专横的王权下，他能做到得非常少。
杜尔哥在利摩尔省或回到巴黎的时候，都关注着重农主义者的成就。他同杜邦交往甚密，又结识了到巴黎来的亚当·斯密。不过他在这些年里的主要作品是数不清的报告、总结、公务信件和通告，只是在工余，他才能抽空搞点科学。他的主要经济著作《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1766年），也几乎是偶然写出来的，其基本思想早已在他的头脑和文件（包括官方文稿）中形成了。
这本书的历史有点不同寻常，他是为两位中国青年而写的；这两位青年学成即将回国，为了让他们回国后能将中国的情况告知，杜尔哥便向他们提出了若干问题，该书就是对这些问题的解说。
杜邦在1769～1770年间出版了它。按照自己的习惯，杜邦想给社尔阁“梳成”一个重农主义模样的头（删改杜的稿件），结果两人发生了尖锐的冲突。1776年杜尔哥本人又出了单行本。
《考察》写得十分简练，它让人想起了配第出色的文笔。这里有一百个扼要的论题，也可以算做一百条经济学定理（有些可理解为公理）。杜尔哥的定理显然可分为三个部分：从第一条到第三十一条，杜尔哥在这里表现为一个重农主义者和魁奈的学生。他为纯产品学说增添了某些色彩。如马克思所说：“在杜尔哥那里，重农主义体系发展到了最高蜂。”最高峰的含义不是说他发展了重农主义错误的出发点，而是说他在重农主义范围内最科学地解释了现实。他接近于理解剩余价值，从“自然界纯粹的恩赐”悄悄地过渡到由雇佣工人所创造的多余产品——超过土地（主要生产资料）占有者垫支的产品。
接下去的十七条说的是价值、价格和货币问题。一百年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发现在这里以及杜尔哥的其他著作中，存在着主观主义理论的最初萌芽（到19世纪末它才开花结果）。同整个法国政治经济学一样，杜尔哥显得不可能接近于劳动价值论，在他看来，商品的交换价值和价格取决于买卖双方消费的比例和欲望强度的比例。
主要是最后的五十二条使杜尔哥有权在经济思想史上占有最光荣的地位之一。
前已指出，在重农主义体系中社会是由三个阶级构成的：生产者阶级（农人）、土地所有者阶级和不生产阶级（其他一切人）。
杜尔哥对这个划分作了重要的补充，最后一个阶级，“本身可以说是又划分为两个阶层：企业家、制造业主、雇主阶层，都是大量资本的所有者，他们依托资本，使别人从事劳动，通过垫支而赚取利润；另一阶层则由单纯的工匠所构成，他们除了双手以外一无所有，他们的垫支只是他们每日的劳动，他们得不到利润，只能挣取工资”。杜尔哥在其他地方还把这些无产者的工资归结为最低限度生活资料。同样，“土地耕种者阶级，像制造业者阶级一样也可划分为两个阶层，即提供一切垫支的企业家或资本家阶层和单纯挣取工资的农业劳动者阶层”。杜尔哥的划分比魁奈的划分更接近于实际，他描述的社会模式似乎处于重农主义者和英国古典派所描述的模式之间。英国古典学派依据对生产资料的关系把社会确切地划分为三个阶级：土地所有者、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他们避开了工业和农业的区分，而杜尔哥还做不到这一点。
杜尔哥的另一个重要成就是比魁奈更深刻、更富有成果地分析了资本。魁奈基本上只把资本看做是各种实物形式的垫支（原料、劳动工资等），因此，在他那里资本问题同产品在各阶级间的分配问题没有密切联系；在他那里也没有利润的地位；资本家可以说“坐享其成”，但他没有研究这个“不劳而获”是由什么规律决定的。
杜尔哥在这里大大迈进了一步，他已经不能不谈利润而敷衍过去，他甚至出于正确的感觉，从工业资本家开始考察。在这里，利润的起源实际上比较容易看出来，重农主义的偏见（“一切剩余出自农业”）不能再禁锢人们的头脑了。
重农主义者杜尔哥还以有趣的方式请人们原谅他“稍微颠倒了一下自然程序”，接下来才谈农业，但他不该抱歉；相反，他发表的见解是很正确的：使用雇佣劳动力的农业租地资本家，至少应当得到同工厂主一样比例的利润，还要加上一部分剩余，作为交给土地所有者的租金。
也许第六十二条是最令人惊异的。投入生产的资本具有自行增值的能力。究竟是什么因素决定着这种增值的程度和比例呢？
杜尔哥试图从资本（其实是被该资本所剥削的劳动）所创造的产品价值构成予以解释。产品价值首先要补偿资本的耗费，包括工人的工资。剩下的（即剩余价值）分为三部分：
第一部分利润，等于资本家作为货币资本所有者“不劳而获”的收入，它相当于借贷利息。第二部分利润是支付给资本家“劳
动的工资以及他们承担风险和勤劳的代价”，它决定资本家把货币投入工厂或农场，这是企业家收入。由此可见，杜尔哥已经指出了产业利润的分化，指出了它在借贷资本和职能资本之间的划分。
第三部分是地租，它只对从事农业的资本家才是必要的。毫无疑
问，这些说法在经济科学中是崭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