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型企业不是单个资本家甚至几个资本家力所能及的，无论他们多么富有，为此需要把许多人的资本联合起来。顺便指出，小股份持有者只交钱，对公司事务并不发生什么影响，管理权操在上层人士手中。密西西比公司的大权就掌握在约翰·罗和他的几个帮手的手中。马克思在谈到股份公司的进步作用时曾指出：“假如必须等待积累去使某些单个资本增长到能够修建铁路的程度，那么恐怕直到今天世界上还没有铁路。但是，集中通过股份公司转瞬之间就把这件事完成了。”股票买卖中的投机倒把是股份事业的必然产物，罗的体系使这种活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在他的公司建立一年站稳脚跟之后，罗便转向大规模的旨在抬高行市和推销股票的活动。他带头购买了200张面额500利弗尔的股票，每张股票当时只值250利弗尔，但答应半年后每股按面额500利弗尔偿付，不管当时值多少。
在这个极不合理的交易中，如很多人所指出的，有着很大的好处。
半年时间股票价格超过面值好几倍，巨额利润流进了约翰·罗的腰包。
但是，这还不是主要的。对他来说现在再增加多少金钱已没有特别的意义。他的目的是要吸引股东们的注意力，激起商人们的兴趣。这段时期他大力扩展公司的事业。预计到未来的发展，他把实际的情形同精明的广告结合起来。
约翰·罗开始在密西西比河谷殖民，并在那里建立了城市，该市被命名为新奥尔良以纪念法国的那位摄政王。因为招不到自愿移民，政府依照公司的建议开始把小偷、流浪者和妓女流放到那里去。同时，罗有组织地编造并广为散布各种诱骗人的消息，说那里有个神奇的富裕的世界，那里的居民非常欢迎法国人，用一点小玩意就可换回黄金、宝石和其他财宝。他还把耶稣会教徒送到那里，呼吁印地安人加入天主教。
罗的公司合并了好几家法国原有的殖民公司，成了最强大的公司。这些公司中原有的几十艘船舶，打着约翰·罗的名义，在罗的助手的帮助下变成了一些大船队，经法国运送白银、丝绸、香料和烟草。在法国国内，公司从政府手中取得了包税权。应当为它说句公道话，这件事干得比它的前任要合理和有效得多。一般来说，所有这一切是出色组织、大胆经营同不可遏止的冒险主义和直接交换的奇怪的混合物。
尽管公司支付的股息十分微薄，可它的股票从1719年春天起就像气球一样不断看涨，这正是罗所期望的。在精心操纵市场的同时，他又策划发行了新的股票，并以越来越高的价格予以推销。
对股票的需求超过了它的发行数额。成千的人不得不在公司大门口夜以继日地排队等候，登记购买。尽管如此，到1719年9月公司已经售出了面额500利弗尔到5 000利弗尔的股票。有影响的知名人士不去排队，而是缠着罗和其他经理给增加名额。要知道按5 000利弗尔发行的股票，明天就能在交易所中卖到7 000～8 000利弗尔。有人想通过火炉烟囱钻进罗的办公室，有的贵夫人吩咐车夫在罗的门前把马车弄翻，为的是诱出那位对女人特别殷勤的英雄，让他听取自己的申请。罗的秘书靠收取贿赂发了财，这些钱是从等待会见的罗的申请者手中索取来的。
摄政王菲利浦的母亲，一位刻薄的年迈的贵夫人，在给住在德国的亲属的信中曾生动述及这个离奇的时代。她说：“人们那么巴结约翰·罗，他日夜不得安宁。一位公爵当众吻了他的手。”
还有更奇怪的事发生在坎卡布瓦街，即交易所诞生和兴盛的地方。从早到晚，那里熙熙攘攘，人声鼎沸，人们忙于买进卖出，讨价还价。面额500利弗尔的股票可以涨到10 000利弗尔，直到15 000～20 000利弗尔。财产迅速膨胀。在这些日子里，产生了今天人所共知的一个词：…百万富翁”。发财致富的狂热，把各个阶层的人都汇合到一起来了，这种情形即使在教堂里也没见过。贵夫人同马车夫平起平坐，公爵同仆役作交易，神甫同小店主讨价还价。这里只有一个上帝——金钱！
人们已不大愿意用金银来计算股票了。叫得最响的时候，10张股票的价格等于14或15公担白银。几乎所有的支付都用银行券进行。所有一切纸的财宝（股票和银行券）都是这位苏格兰的财政大师创造的。
1720年1月，罗被委任为法国财政大臣，实际上他早已管理国家财政了。正在这时候人们感觉到了在他的体系下的第一次地震。
公司通过发行股票收集起来的巨额货币用到什么地方去了呢？
少部分用到了船舶和商品上，大部分则用于国库券。事实上，公司在赎回股票所有者债券的同时已经承担了全部巨额国债（20亿利弗尔），这就是罗许诺建立的财政秩序。怎样安顿公司日新月异的股票呢？因为罗的银行还在不断发行和使用新的成亿的银行券。
这种秩序是不可能持久的。罗不愿意看到这一点，而他的为数众多的对手、心怀恶意者以及有点远见的投机家们都看到了这一点，他们当然希望把股票和银行券赶快脱手。罗的回答是维持股票的稳定行情，限制银行券兑换黄金。支持股票需要货币，于是罗拼命地发钞票。他在这几个月中颁发的许多规定和条例都带有惊慌失措的痕迹。罗似乎走进了死胡同，他的体系快要完蛋了。
1720年秋，业已变成贬值纸币的银行券顶多只值票面银价额的四分之一。各种商品的价格急剧上涨，巴黎缺粮更激起了人民的愤慨。从11月起，银行券不再作为合法的支付手段，体系开始废止了。
在最后关头，罗还继续进行了顽强的斗争。有一天，他好不容易摆脱了愤怒的人群（他们要求以贬值的纸币兑换足值货币），来到摄政王府寻求出路。看得出来，罗消瘦了，失去了平日的自信和礼貌，动不动就发火。
巴黎流行着许多讽刺诗和笑话，控告约翰·罗，旁及摄政王。
布尔本公爵（据说他靠股票投机赚了2 500万利弗尔，而且及时变成了实物）要约翰·罗相信他现在已经没有危险了：巴黎人不会杀死嘲弄了他们的人的。可是罗却有理由不这样想，也不愿抛头露面，除非在适当警卫的保护之下，可他已失掉了大臣职位。巴黎议会向来是反对约翰·罗的，现在则要求审讯并绞死他。最亲近的公爵则建议顶多把他关进巴士底狱，菲利浦也感到最好摆脱开自己宠信的这个人以平息愤怒的浪潮，他最后的恩典是决定要罗离开法国。1720年12月，约翰·罗带着儿子悄然逃出巴黎，来到布鲁塞尔，而他的妻子、女儿和兄弟则仍留在巴黎。他的所有财产很快被没收，用于偿还欠款。
从社会的观点来看，约翰·罗体系及其破产意味着什么？这个问题已经争论了二百五十年了。
在18世纪，约翰·罗基本上是挨骂的。不过，在这方面更多的是道义上的愤慨，而不是冷静的分析。20世纪中叶，路易·勃朗在其《法国革命史》中，还有其他一些类似派别的社会主义者为罗“恢复名誉”，而且想把他描写得好像是一个社会主义先驱者。按照路易·勃朗的说法，约翰-罗攻击“作为富人货币”的金银，企图用“穷人货币”——纸币进行流通。罗创建规模巨大的银行和贸易垄断公司，显然是想借此确立一种同资本主义无情竞争的相对立的社会主义联合原则，路易·勃朗还把罗的某些经济措施描述成旨在保障劳动人民生活的自觉的政策。
事实远非如此。罗企图确立的联合原则是纯粹的资产阶级原则。他全力反对的不是资本主义，而是封建主义及其丧失了社会活力的社会阶层中保守的分子。罗想把自己公司的所有股东以及自己银行的所有顾客都联合起来并使之平等，这里有贵族和资产者，也有手工业者和小店主，不过，罗要把他们联合起来当资本家。
罗的体系所做的一切，资本主义在后来完全实现了。马克思说：“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凡是资产阶级已经取得统治的地方，它就把所有封建的、宗法的和纯朴的关系统统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那些使人依附于‘天然的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即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之外，就再也找不到任何别的联系了。”在这个意义上，罗是一个进步的活动家，但他不是被压迫阶级利益的捍卫者，即使同布阿吉尔贝尔相比也是如此。在他的著作中我们看不到他对人民、对农民的深刻同情，而这种同情正是布阿吉尔贝尔的光彩之处。的确，这同冒险家、赌徒和投机家的品格是格格不入的。他感兴趣的是大金融资产阶级，对他们的经营精神寄予厚望，这就是他的政策。他对自己公司的股票是支持到底的，而对银行券则撒手不管，听其自然——股票掌握在大资本家手中，而银行券则散布在广泛的阶层中间。
约翰·罗的体系及其破产使财产和收人发生了不小的再分配，它进一步损害了贵族的地位，这些人为了投机，卖光了自己的领地和房产。摄政王时代的事件削弱了专制王权。
另一方面，罗的财政魔法也打击了城市贫民，使他们深受物价昂贵之苦。滥发的纸币有很大一部分零散地积攒在手工业者、商人、仆役甚至农民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