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非常重视本能与理智在研究人心中的作用，他指出：“为了说明人心，必须一谈理智（。intellect）与本能（instinct）的问题……立志对于本能而说，实为后起之一种反乎本能的倾向。”那么，何为本能呢？梁漱溟指出，一切生物的生活，最初都是为了解决个体生存和种族繁衍两大问题。而围绕这两大问题准备的、与生俱来的种种方法、手段，即是本能。动物依靠本能而生活，所知所行也就局限于此两大问题，其种族繁衍只是个体的简单重复。而人类心理的产生，并不是对动物式本能的增强和扩大。恰恰相反，它是在与本能相反的倾向上发展理智，而本能则被削弱乃至消除。
梁漱溟把理智与本能看作是生命活动的两种不同倾向，彼此互为消长，相反却不相离。相对于本能而言，理智实际上是后起的一种相反的倾向。本能是所谓天然的，理智是所谓人为的。
人的所作所为无不出自意识，而意识则是源自理智。理智与本能之间的关系，就像动物与植物之间一样，虽然倾向不同而本源相同，都是生命本原的表现，所以又是不能截然分开的。
对于高等动物依从于本能、而无法依赖理智生活，梁漱溟的回答是，动物在理智方面发展不足而倒退回去，仍然依靠本能生存。巴甫洛夫所言的第一信号系统是人与高等动物共同具有的。其中的无条件反射都属于本能范畴，而条件反射则于本能和理智两者兼而有之。“此皆属于第一信号系统，为人类和高等动物所同具。其所谓第二信号系统，亦即信号之信号者，则理智之能事，而为人类所独擅矣。”理智与本能，最初只是生存方面的不同趋向。但经过长期的发展演变之后，理智这种反本能的倾向竟导致了人类生命本身l生质的根本变化。由于这一根本变化，人类才拥有成熟的理智，而其他动物却都未能做到这一点。这正是我们要寻找的关键所在。
梁漱溟也非常重视本能在心理复杂建构中的地位和作用。
他援引巴甫洛夫的研究提出，离开动物本能的基础，就是无法建立起条件反射。他指出，高等动物理智萌芽的表征是其大脑的发达，即智力的发达，其生命重心也从行移至知，但从本质上看，其知仍属于行。动物的本能生活，对与其有关的特定事物“情味浓烈”，对其他事物则漠不关心。与此相反，理智是使原来特定的联系逐渐松散直至完全脱开。正因为它不局限在一定的联系上，而后才有可能建立起无限的联系。人可能对任何事物都很感兴趣，是因为人对各种事物为“心之能静”。A．IT．因为能“静’’所以才能“动”，或静或动，都能达到其极限。人类生命的发展造就了世界的广大与繁荣。
梁漱溟详细比较了本能与理智的异同。首先，作为心理学中的两个名词，本能和理智是对在性质和方式上相异的生命活动而言的。两者在人类和高等动物身上都有所表露，但理智在人类生活中表现得特别显著，所以理智以人类的表现为代表；动物的生活则特别倚重本能，所以本能应该以动物式本能为标准。
其次，本能与理智的不同都来源于生物机体构造及其机能的差别。最后，本能既不能在个体生命中消除，又无法在生存中获得新的本能。
梁漱溟从与生俱来的角度，把理智看成是一种本能。他提出，本能是生来一项一项的专门性的能力，各项本能在生活上都有其特定的用途或意义；而理智则相反，倾向于可以普遍、广泛地应用。虽其势相反，而一源所出，固不相离。理智发展的同时，本能正处于淡褪、松弛和削弱之中。这此长彼消的过程，也就是“智能”（指出白天然而非思维的产物，即生命）由用途专一向普泛有用的转化。梁漱溟认为，由于动物与人类在理智与本能方面的偏重不同，又导致了认识上的差异。其中的关键所在，梁漱溟认为即是在人类生命中所具有的静以观物的态度（离知于行，为知而知）。静观即客观、物观。从人的感觉、知觉开始，就似有相对固定的物质概念的存在，才使得人类可以去认识变化不已的宇宙万象。
在《人心与人生》中，梁漱溟进一步从身心关系上分析了动物心理与人类心理的联系和区别，并在此基础上讨论了本能、理智和理性在人类生命中的地位和作用。
人类果何从而得突破两大问题之局限乎？此即以理智之反本能，而两大问题固寄托于种种本能之上也。本能活动无不伴有其相应之情感冲动以俱来。例如斗争与愤怒相俱，逃避与惊恐相俱，慈柔之情从属于父母的本能，而两性的本能则与其固有的一种情感冲动不可分。如是可以类推。然而一切情感冲动皆足为理智之碍。理智恒必在情感冲动屏除之下——换言之，即必心气宁静——乃得尽其用。
于是一分为理智发展，即屏去一分之情感冲动而入于一分之宁静；同时对于两大问题亦即解脱得一分之自由。
梁漱溟进一步指出，理智不断发展，人类争取生命本性之自由不断扩大，不期而竞以越于两大问题之外，人类理性便由此而来，“巍然为宇宙大生命之顶峰”。
所谓理性，梁漱溟的理解是指人类心理中从动物式本能解放出的情感与意志。对人而言，本能既已衰微，隶属本能的情感、意志也必然随之减少。所以不能一概地把人在情感与意志的表现都归于本能，而应把那些在性质、方式上与本能不相属的情感、意志，即“无私的感情”，以理性一词加以概括、区分。人与动物共有的社会本能与理性相比较，有其相同的一面，Iiii为生命通于宇宙的表现，又视其是否出自本能而具有本质的不同。
梁漱溟的理性概念是相对于传统西方哲学中的理智提出来的。由于西方哲学中理智始终与宗教信仰相联系，所以，梁漱溟虽于理智、本能之外又提出一个理性，但并不是将三者置于平列的关系，理性不仅与理智不同，而且与宗教信仰相异。梁漱溟认为，理性与理智为体用关系，理智是人心的“妙用”，理性则是人心的“美德”；后者为体，前者为用。理智是静以观物，获得的是所谓“物理”，夹杂不得一点感情（主观好恶）；理性则相反地要以无私的感情为中心，即从不自欺主观好恶出发来作出判断，获得的是“情理”。
从人生的根本意义与价值的角度，梁漱溟对理性西方人的理智作了区分。他将理性与中国古代哲学“天人合一”的观念联系起来，认为理性所体现的是人类生命的“无对”。所谓“无对”，即“无待”，指生命本性之“超于利用与反抗，而恍若其为一体也”。生命之无对乃生命（道德、理性）自身的绝对充实与完满。显然，生命之无对性乃生命之一体性、不可分割性、终极性。
在此一体化的生命之中，宇宙乃成为不可分割之一大生活体，宇宙一体，圆满俱足。这样，梁漱溟所说的理性，实际上是传统儒家学说中作为功夫追求的人格理想或以道德为核心的终极人生价值。
在这一点上，理性与理智是不同的。虽然，梁漱溟承认理智的重要作用。作为生物，人不免要从身体出发从身体出发，便是“有对”。“辗转不出乎利用与反抗，是日‘有对’。”“有对”乃是较“无对”为低的存在状况。理智乃本乎此“有对”即生命向外取足的倾向。它是反乎本能的，然离动物本能实近。但是，人的生命不能止于此“有对”，陷入机械被动之中，而是要超越这种基于有对的所谓“利用”与“反抗”，进于“无对”。“只有超越这些……斯乃所谓‘无对’。”
这样，梁漱溟实际上是将本能、理智、理性当作人类进化的序列。理性在程度上是最高的，也是更人性的，它体现了一种人文精神。理性是超越理智的。对人类来说，本能是与生俱来的所不可缺少的工具。正因为本能是工具，所以本能应当从属于理性并融于理性之中。由于生命本性的作用，人类理智发展的最终结果是形成了理性。所以理性为体，理智为用，用理性来作为人心的特征比理智更适合。也正因为如此，梁漱溟认为对人类心理的研究更应重视理性。
梁漱溟在罗素提出的“本能、理智、灵性”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理性、理智与本能三分法，又将理性与理智认定为体用关系。这一过程的实质是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交融，而梁漱溟本人的思想也得以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