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形而上学使自己摆脱了为实际的使用效果服务的责任，它就可以无限地扩大其研究领域。它与科学比较时，在效用性和精确性上可能的丧失将会在范围和广度上得到补偿。……形而上学的研究无论如何是始于同实在的连续性和可能性相接触，而这种接触能够具有惊人的使用价值。
由此可见，柏格森形而上学的直觉主义认识方法，本质上依然是一种科学的方法、一种认识客观世界的方法。柏格森所要做的，是从他的直觉中引出科学的认识方法。在这样的目的下，直觉“既使形而上学成为一种实证科学，同时它又使真正的实证科学能意识到它们的真正范围远比它们所想象的要太。它会使科学愈来愈成为形而上学，使形而上学愈来愈成为科学”。
梁漱溟对柏格森直觉认识并没有走出科学认识一途，也给予了肯定。而梁漱溟自己认为，直觉既是认识生命的唯一方法，又是一种体验精神文化生活的实践方法，是对价值的追求。与柏格森“使人们置身于对象之内”的直觉认识不同，梁漱溟认为直觉是一种“本能的得到”，是一种内心体悟。他批评柏格森的直觉主义说：“西方无论哪一家哲学”都是带有科学性质的哲学，“纯乎科学性格的罗素固然是，即反科学派的柏格森也的的确确从科学来，不能说他不是因科学而成的哲学”。梁漱溟虽然从认识形式上受柏格森的影响，但是在直觉认识的功能上却不同意柏格森的看法。他认为，直觉认识的对象不是外在世界的本体，而是人的主观感情。尽管两人皆以生命作为直觉的认识对象，然而，在柏格森的哲学里，生命是现象背后的本体和本源；而在梁漱溟看来，生命既非宇宙本体，也不是现象，生命只是一种主观感受。
梁漱溟以生命哲学来诠释儒学，从而使惶惑中的国人继续保持着儒学存续于现今，并活跃于未来世界文化之林中的信心。
然而，梁漱溟绝不是因循守旧之辈，他着力于从西洋哲学中寻求可资利用的思想材料和思想方法，充实到儒家哲学中，廓清孔子儒学的真精神，从而开启了现代新儒学“援西学入儒”的先河。
而在所有的西洋哲学中，梁漱溟只对柏格森的生命哲学情有独钟。
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将人类生命现象神秘化，将生命实在的运动变化绝对化，突出生命冲动和意识延绵的创造性和随意性，把生命实在与由生命派生出来的物质存在对立起来，蔑视科学理性，贬抑物质生活，高扬生命主体的创造性。其尚变的特征，与中国儒家刚健精进、自强不息的宇宙观和人生观相契合；其关于生命超越物质以求人类精神自由向上的观点，与儒道清心寡欲以求精神独立的人格理想相雷同。在这种生命哲学的导引下，梁漱溟重新诠释孔子儒学，确立了在生命本体的基础上，强化直觉体悟，追求健动自主的人生境界，从而生命化了儒学，直觉化了道德，为在现代文明中的现代人找寻了安身栖息之所，使传统儒学获得了新生。
梁漱溟高扬生命的意义，用生命哲学这一具有浓厚的非理性色彩的人本主义思想来诠释孔子儒学，援柏格森的生命哲学来梳理儒学经脉。在梁漱溟看来，正是孔子儒学的这种生命哲学，使得中国人养成了将自身与自然融为一体、乐在其中的人生态度，孕育了一种既不放纵物质欲望，又不压抑内心情感的文化生活。
六、“三人”问题：生命化的人性本善论
这里所说的“三人”问题，其实就是梁漱溟对人性、人心和人生问题的阐释。梁漱溟认为，人作为智慧生命，肯定有其自身的内在本性，即人性。所谓人性，“谓人之所不同于其他动物，却为人人之所同者，即人类的特征而已”。
作为现代新儒家的梁漱溟，终其一生的思想，其人性观是以生命哲学为理论依据，并对传统性善说进行了现代阐释和转换。
梁漱溟认为，人不但有人性，而且“人性善”。人在进化、演变过程中，渐次远离了兽性，形成了具有高级智慧的人性。“人性肯定是有的——毛泽东在其强调人的阶级性时，必先肯定说：人性‘当然有的’，其立言可谓确当得体。”之所以说人性肯定有，梁漱溟提出了三方面的根据。一是人在认为“人身”这一面基本相同，也就有相同的心理倾向。在人性起源问题上，他指出了人不但与动物一样，有相同的自然属性，而且有基于这种自然属性的心理倾向，即有一种人文倾向存在。二是人的阶级性在人性之后，阶级性消灭之后又出现人性，是公认的理论，这也说明人性是有的。三是“阶级性之不足以限制人，而人之原自有人性也”，那种“自觉转变性即人性也”。正因为如此，梁漱溟认为人性最显著的特点是“最富有活变性（modifiability）与极大之可塑性（plasticity）”。应当承认，在当时社会那样的环境和条件下，梁漱溟探讨人性问题，表现出了很大的理论勇气。他在探讨人性的起源及其存在时，非常重视人的后天发展所展现的人性特征。他说，不能认为人性从动物式的本能解放出来后，是消极和被动的，“人性固不如是。倘比配虎性猛、鼠性怯、猪性蠢而言之，我必日：人性善。或……日：人之性清明。”在他看来，这种人性善或清明的积极特征，其前提皆在人心的自觉能动，在于积极地适应生活环境。人性在后天环境里所表现出来的这种“活变性”和“可塑性”是其具有思想、灵性和高级智慧的根本保证。可见，较之动物性来说，人性显然是善的，而不是恶的。因此，梁漱溟认为，人性善是后天发展的一种趋向。
梁漱溟将宇宙看成是一个巨大的生命体，整个宇宙天地万物浑然一体，人心的自觉能动。正是宇宙生命奋发向上的表现。
从这一点上看，梁漱溟继承了传统儒家的宇宙观，但又将宇宙生命上升到本体的地位，这是受了柏格森生命哲学影响的。人类生命是宇宙生命发展的最高形态。梁漱溟自己说，对人性的善本乎通、恶起于局的看法，是他经过多年思考得出的结论，实际是根据柏格森的思想而引申出来的。梁漱溟所说的人性善是指人性本善，他在阐释孟子的性善说时，指出孟子所说的性善不是已然的善，而只是一个将然的善，也就是现在向着好的一个倾向。他反对人们将人性看成是一个呆板的东西，把善恶好坏看成是已然的，指现在人性的倾向，这个倾向即是善。梁漱溟将孑L子性善的道理解释为生命的“活动自如，日新不已”，反对胡适将孔子性善的道理解释为注重道德习惯，他认为凡事一入习惯就呆定麻痹，不能应付新局面、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