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创教
孔子(公元前551~前479)的祖先,可上溯到商代的末数第二位天子帝乙。他是帝乙的长子启的后代。
按照正常的情况,孔子的境遇不应象既成的那样差。不巧的是,启的母亲生启时尚未为正妃,到生纣时始为正妃,所以启年长是庶出,纣年幼是嫡出。后来,启封子爵于微(今山东梁山西北),纣作了天子。纣王是有名的暴君,他重蹈了夏桀的覆辙,断送了殷商五百年江山。微子启见商朝将亡,曾数谏纣王,而纣王不听,遂出走。周武王灭商时,启向周乞降,后封于宋,为宋国君。续殷祀。后来启的第四代孙弗父何把君位让给了弟弟厉公,自己一系做了宋国的公卿。弗父何的后代有正考父者,曾为宋戴公等三世的佐臣,作有《商颂》十二篇。正考父的儿子公孙嘉,字孔父,他的后代遂以孔字为姓,这就是孔姓的来源。孔父官至司马,因内乱身亡,其子被迫适鲁,从此失去卿位,从贵族下降为土族。由宋迁鲁的孔父之子叫木金父。他生了睾夷,睾生防叔,为鲁防大夫。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纥。叔梁纥为鲁陬邑宰,他就是孔子的父亲。叔梁纥先娶施氏,生有九女。为了要一个儿子以传宗接代,叔梁纥晚年又娶颜氏征在为妻。老夫少妻曾往尼丘祷神求子,野合而孕,后生孔子。或许是祷神时感受了尼丘之气,孔子出生时头顶状若尼丘,外高内低,因而取名叫丘,字仲尼,姓孔氏。
孔子出生于鲁昌平乡陬邑,今山东省曲阜南,时间是鲁襄公二十二年。孔子自幼丧父,母亲颜氏带他来到当时鲁国的都城曲阜,住在阙里。
其生活之艰辛不言而喻。或许是帝王之后的缘故吧,孔子很小就极重视先王之礼。“为儿嬉,常陈俎豆,设礼容。”大约在孔子十几岁时,颜氏也去世了。颜氏生前不让孔子知道其父的葬处,孔子只好谨慎地把她殡于五父之衢(当时鲁国城内的街道),陬人挽父之母见孔子可怜,便把叔梁纥的墓地告诉了他,孔子这才把颜氏和父亲合葬于防山。孔子还在披麻戴孝期间,有季氏飨士。孤苦零丁的孔子以士族身份去参加,却遭到了阳虎的贬黜:“季氏飨士,非敢飨子也。”孔子吃了闭门羹,只好返回。此事尤其能反映当时的世态炎凉和人情冷暖。孔子一生讲说仁爱,鼓吹先王时期的礼乐文化,大概多少与他少时的经历有些关系。
“天欲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以增益其所不能。”早年的不幸没有使孔子消沉下去,反而使他更坚强了。“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正所谓人穷志不穷,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自从立下为学之猛志,孔子非常刻苦。他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也,不如丘之好学也。”“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中国有一个古老的成语,用来形容发愤图强的程度,叫做“废寝忘食”,大概就是从孔子这儿来的吧。通过猛志精进,孔子很快就取得了较大的成就。鲁大夫孟厘子病重将死,诫其子说:“孔丘,圣人之后,灭于宋。吾闻圣人之后,虽不当世,必有达者。今孔丘年少好礼,其达者欤?吾既没,若必师之。”孟厘子死后,懿子与鲁人南宫敬叔果真找孔子学礼。“桃李不言,下自成溪”。信夫!
鲁昭公二十年,孔子三十岁,适逢齐师伐鲁,齐景公和晏婴来到鲁国后,慕名而来拜访孔子。齐景公问:“昔秦穆公国小处僻,其霸何也?”孔子回答说:“秦国虽小,其志大;处虽僻,行中正。举用百里奚,爵之大夫,起累绁之中,与语三日,授之以政。以此取之,虽王可也,其霸小矣。”景公听了颇以为是。于此可见,三十岁时,孔子的确已以学识而见称于世了。
少年孔子胸怀大志。由于出身低贱,家道中衰,孔子不得不干一些当时被贵族们看作是很下贱的事情。据说他当过吹鼓手,曾为鲁国的权臣季氏家族作过管理仓库和放牧牲畜的差事。低贱的劳动生活锻炼了孔子的意志,并使他较为深入地了解和体验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孔子成年后“身长九尺六寸”,人呼其为“长人”。十九岁时娶宋氏女为妻,次年生子,名鲤,字伯鱼。孔子生逢乱世,礼崩乐坏,庶民议政,各种遭际激起他满腔的救世热忱。他向往和平安宁的社会生活,向往天下有道的清明政治,希望重振礼乐以恢复先王时代的盛德大业。
对于社会转型时期的道德沦丧和礼乐制度混乱不堪的现状,孔子表现出极度的不安。当时鲁国权臣季氏窃用天子之礼,八佾舞于庭。孔子说:“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孟孙、叔孙、季孙三家在祭祀祖先时僭用天子的礼仪,唱着《雍》诗撤去祭品,其中有这样的诗句:“相维辟公,天子穆穆”,意思是说,有诸侯们前来助祭,天子主祭,庄严肃穆。孔子说:像这样的诗句怎么能用到三家祭祖的庙堂上呢?为了挽救礼崩乐坏的混乱局面,孔子每次人太庙都要向人们问礼,以便警戒统治者。季氏家人讥讽孔子说:“孰谓陬人之子知礼乎?人太庙,每问事。”孔子却说:“是礼也!”义正辞严。孔子的学生子贡想把每月初一祭祖庙的那只活羊取掉不用,孔子说;“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孔子因好礼与授徒而名声远播,有位边防官想拜见孔子,便说:“君子之至于斯也,吾未尝不得见也。”他见过孔子后,对孔子的随行弟子说:“你们何必担心没有做官呢?
天下无道已经很久了,老天将要以夫子为木铎来警醒世人!”
为了使自己匡正天下的理想得以实施,孔子努力投身到当时的政治生活之中。孔子三十五岁时,避鲁乱而人齐,做了高昭子的家臣,并希望有用于齐景公。他曾与齐太师论乐,闻《韶》乐而学之,三月不知肉味,齐人称善。景公曾向孔子问政,孔子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意思是说,你齐景公做君主要像个做君主的样子,不可胡作非为,违了君道;只要君臣父子各守其礼,不同的社会角色各安其分,天下没有治理不好的。无奈统治者的自私本性使齐景公完全误解了孔子之意,他说:“善哉!
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岂得而食诸?”后来齐景公又向孔子问政,孔子只好换一种说法:“政在节财。”意思是你齐景公不可过分奢侈浪费,许多老百姓还吃不饱饭呢!
齐景公曾有任用孔子之意,但被晏婴所阻。孔子本对晏婴评价不错,说他“善与人交,久而敬之。”可是政治家固然善与人交,而他们的心思却未必是仁者之心所能测度。他说:“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轨法;倨傲自顺,不可以为下;崇丧遂哀,破产厚葬,不可以为俗;游说乞贷,不可以为国。自大贤之息,周室既衰,礼乐缺有间。今孔子盛容饰,繁登降之礼,趋详之节,累世不能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君欲用之,以移齐俗,非所以先细民也。”经此一番弄舌,齐景公改变了主意,他对孔子说:“奉子以季氏,吾不能。”遂以中卿之职待之。即便为中卿,齐国的大夫仍欲加害于孔子。齐景公说:“吾老矣,弗能用也。”孔子只好启程,返回鲁国。
当时的鲁国,其政治一片混乱。阳虎轻季氏,季氏僭公政,陪臣执国命,大夫以下皆僭正道。在这种情况下。孔子若去从政,便只能与季氏一道背离公室。所以尽管阳虎有请用之意,他却退而不仕,修诗书礼乐,以教弟子。与此同时,他也不忘用“议政”的方式严抨悖乱。他说:“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白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在他看来,政者正也,“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现在晋国的统治者自己不崇德守礼,以身作则,反而用刑法来强制百姓,社会怎么能安定呢?孔子居鲁不仕,有人便问他:“子奚不为政?”孔子说:“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可见对孔子来说,从政只是手段,推行仁义、复兴礼乐才是目的。
孔子五十一岁时,阳虎之乱结束,为了平息国人对这次内乱的不满情绪,三桓只好任用颇有声望的孔子。孔子为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则之,由中都宰为司空,由司空为大司寇。”
宣公十年春,齐鲁于夹谷会盟,孔子相礼。齐人周密计划,欲用蛮人劫持鲁宣公,孔子识破其机,面责齐景公说:“两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乱之,非齐君所以命诸侯也。裔不谋夏,夷不乱华,俘不干盟,兵不逼好——于神为不祥,于德为愆义,于人为失礼,君必不然。”景公无奈,只得退兵作罢。
在国内政事上,孔子同样导政以德,为国以礼。宣公问政于孔子说:“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回答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
宣公的用意显然是要加强自己的权力,以君位威压臣民,孔子的回答切中要害,强调君必须以礼使臣,才能要求臣下报之以忠;所谓忠,也只是按礼的规范尽职而已。
孔子仕鲁的另一政绩是堕三都。三都乃三桓之采邑,名属三桓,实际上却为其邑宰所把持,成了陪臣执国命的根据地。孔子经过全面准备而付诸实施。在堕费的过程中,公孙不狃乘子路出兵于费之际,率兵袭击空虚的鲁都。孔子镇定自若,指挥国人击败公孙不狃的部队,堕费取得了成功。可是,孔子仕鲁并未因此而长久。三桓任用孔子本来动机不纯,更况孔子严格地以礼办事对其构成了危险。困境一旦过去,他们便不再支持孔子。孔子无奈,只好借口季桓子三日不朝之事辞职而去。
孔子离鲁适卫,曾拜见卫君的夫人南子,或许是想通过她的帮助有用于卫君,结果不但毫无结果,反而引起了子路的不满,他只好发誓表达自己的清白。孔子多次滞留于卫国,并且往来于郑、宋、曹、蔡、陈等国,多次遭受围困、驱逐和迫害之苦,栖栖遑遑,累累若丧家之犬,但他始终不屈不挠,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他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师徒一行被困于陈蔡之野,断粮七日,从者病而不兴,孔子仍讲诵弦歌不衰。
孔子一生饱受风霜之苦,虽然未能见用于统治者,使他不能通过行政手段以达其志,但我们不能就此而认为他失败了。正如他自己所说,他的活动本身就是为政,何必一定要“为为政”?
孔子通过自己的言教和笃行表达了社会的良心,伸张了正义,他的教化遍天下。有讥孔子为保守、迂腐、不识时务者,盖法家思想之遗毒也。
倘若孔子以学界领袖而“识时务”,投统治者所好,追随其攻伐征讨,则人民岂有宁日?春秋末年,五霸争雄,人民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夫子岂不为木铎乎?孔子鼓吹德政与仁义,广施礼乐教化于天下,栖栖遑遑,不辞辛苦,正所谓知天命也。
西周以降,由于王权的式微和朝政的衰败,出现了文化下移和学在四夷的现象。王权的衰微造成中央文化机构的废驰,文职人员和文物典籍流落四野,民间的文教事业日益兴盛起来,从而出现了与官学不同的私学,知识分子以个人身份讲学授徒,教育成为一种私人职业。较早从事私人教育的人物有叔向、壶丘子林、邓析和少正卯等,孔子也是其中的一位。由于渊博的文化知识、强烈的人文精神和救世热情,使孔子成为影响最大、成就最高的古代教育家,被后世尊奉为“大成至圣先师”、“万世师表”,他的学派成为中国最早的学派——儒家学派,孔子也成为中国文化的象征。
在春秋时代,受教育的内容主要是古代的文物典章和礼乐知识,孔子本人就专门去周室向老子问过礼。他说:“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我于老彭”。“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孔子本人的特点是: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他的教育方针是:以四教——文、行、忠、信;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不语四——怪、力、乱、神。授徒标准是:有教无类;自束修以上,吾未尝元诲焉。《史记》载,“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
孔子以诗书礼乐教,而诗教和礼教为最根本。孔子对其子伯鱼,即以诗礼为教,他说: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籍载子路乃无恒之庸人,未人孔门时,戴鸡佩豚,勇猛无礼,闻诵读之声则摇鸡奋豚,扬唇吻之音以聒贤至之耳,甚至凌暴孔子。孔子设礼稍诱之。子路乃儒服委质,因门人请为弟子,卒能政事,序在四科。此事不仅说明了礼教的重要,也表现了孔子有教无类的仁者胸怀。关于学诗的意义,孔子曾说:“小子何莫若学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可见,诗教的功能是多方面的。
孔子一生的活动以救世为目的。具体说是推仁行义,重整社会的道德伦理秩序,变天下无道为天下有道。为此,孔子一方面对于统治者抱有极大的希冀和热忱,力求通过亲身的政事活动和对统治者的政治、礼仪咨询以达其志,另一方面则积极进行授徒讲学活动,通过教育活动来达到救世目的。这样,对仁德的培养和礼仪的践履就成为孔子教学的首要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