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创教
孔子（公元前551～前479）的祖先，可上溯到商代的末数第二位天子帝乙。他是帝乙的长子启的后代。
按照正常的情况，孔子的境遇不应象既成的那样差。不巧的是，启的母亲生启时尚未为正妃，到生纣时始为正妃，所以启年长是庶出，纣年幼是嫡出。后来，启封子爵于微（今山东梁山西北），纣作了天子。纣王是有名的暴君，他重蹈了夏桀的覆辙，断送了殷商五百年江山。微子启见商朝将亡，曾数谏纣王，而纣王不听，遂出走。周武王灭商时，启向周乞降，后封于宋，为宋国君。续殷祀。后来启的第四代孙弗父何把君位让给了弟弟厉公，自己一系做了宋国的公卿。弗父何的后代有正考父者，曾为宋戴公等三世的佐臣，作有《商颂》十二篇。正考父的儿子公孙嘉，字孔父，他的后代遂以孔字为姓，这就是孔姓的来源。孔父官至司马，因内乱身亡，其子被迫适鲁，从此失去卿位，从贵族下降为土族。由宋迁鲁的孔父之子叫木金父。他生了睾夷，睾生防叔，为鲁防大夫。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纥。叔梁纥为鲁陬邑宰，他就是孔子的父亲。叔梁纥先娶施氏，生有九女。为了要一个儿子以传宗接代，叔梁纥晚年又娶颜氏征在为妻。老夫少妻曾往尼丘祷神求子，野合而孕，后生孔子。或许是祷神时感受了尼丘之气，孔子出生时头顶状若尼丘，外高内低，因而取名叫丘，字仲尼，姓孔氏。
孔子出生于鲁昌平乡陬邑，今山东省曲阜南，时间是鲁襄公二十二年。孔子自幼丧父，母亲颜氏带他来到当时鲁国的都城曲阜，住在阙里。
其生活之艰辛不言而喻。或许是帝王之后的缘故吧，孔子很小就极重视先王之礼。“为儿嬉，常陈俎豆，设礼容。”大约在孔子十几岁时，颜氏也去世了。颜氏生前不让孔子知道其父的葬处，孔子只好谨慎地把她殡于五父之衢（当时鲁国城内的街道），陬人挽父之母见孔子可怜，便把叔梁纥的墓地告诉了他，孔子这才把颜氏和父亲合葬于防山。孔子还在披麻戴孝期间，有季氏飨士。孤苦零丁的孔子以士族身份去参加，却遭到了阳虎的贬黜：“季氏飨士，非敢飨子也。”孔子吃了闭门羹，只好返回。此事尤其能反映当时的世态炎凉和人情冷暖。孔子一生讲说仁爱，鼓吹先王时期的礼乐文化，大概多少与他少时的经历有些关系。
“天欲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以增益其所不能。”早年的不幸没有使孔子消沉下去，反而使他更坚强了。“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正所谓人穷志不穷，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自从立下为学之猛志，孔子非常刻苦。他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也，不如丘之好学也。”“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中国有一个古老的成语，用来形容发愤图强的程度，叫做“废寝忘食”，大概就是从孔子这儿来的吧。通过猛志精进，孔子很快就取得了较大的成就。鲁大夫孟厘子病重将死，诫其子说：“孔丘，圣人之后，灭于宋。吾闻圣人之后，虽不当世，必有达者。今孔丘年少好礼，其达者欤？吾既没，若必师之。”孟厘子死后，懿子与鲁人南宫敬叔果真找孔子学礼。“桃李不言，下自成溪”。信夫！
鲁昭公二十年，孔子三十岁，适逢齐师伐鲁，齐景公和晏婴来到鲁国后，慕名而来拜访孔子。齐景公问：“昔秦穆公国小处僻，其霸何也？”孔子回答说：“秦国虽小，其志大；处虽僻，行中正。举用百里奚，爵之大夫，起累绁之中，与语三日，授之以政。以此取之，虽王可也，其霸小矣。”景公听了颇以为是。于此可见，三十岁时，孔子的确已以学识而见称于世了。
少年孔子胸怀大志。由于出身低贱，家道中衰，孔子不得不干一些当时被贵族们看作是很下贱的事情。据说他当过吹鼓手，曾为鲁国的权臣季氏家族作过管理仓库和放牧牲畜的差事。低贱的劳动生活锻炼了孔子的意志，并使他较为深入地了解和体验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孔子成年后“身长九尺六寸”，人呼其为“长人”。十九岁时娶宋氏女为妻，次年生子，名鲤，字伯鱼。孔子生逢乱世，礼崩乐坏，庶民议政，各种遭际激起他满腔的救世热忱。他向往和平安宁的社会生活，向往天下有道的清明政治，希望重振礼乐以恢复先王时代的盛德大业。
对于社会转型时期的道德沦丧和礼乐制度混乱不堪的现状，孔子表现出极度的不安。当时鲁国权臣季氏窃用天子之礼，八佾舞于庭。孔子说：“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孟孙、叔孙、季孙三家在祭祀祖先时僭用天子的礼仪，唱着《雍》诗撤去祭品，其中有这样的诗句：“相维辟公，天子穆穆”，意思是说，有诸侯们前来助祭，天子主祭，庄严肃穆。孔子说：像这样的诗句怎么能用到三家祭祖的庙堂上呢？为了挽救礼崩乐坏的混乱局面，孔子每次人太庙都要向人们问礼，以便警戒统治者。季氏家人讥讽孔子说：“孰谓陬人之子知礼乎？人太庙，每问事。”孔子却说：“是礼也！”义正辞严。孔子的学生子贡想把每月初一祭祖庙的那只活羊取掉不用，孔子说；“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孔子因好礼与授徒而名声远播，有位边防官想拜见孔子，便说：“君子之至于斯也，吾未尝不得见也。”他见过孔子后，对孔子的随行弟子说：“你们何必担心没有做官呢？
天下无道已经很久了，老天将要以夫子为木铎来警醒世人！”
为了使自己匡正天下的理想得以实施，孔子努力投身到当时的政治生活之中。孔子三十五岁时，避鲁乱而人齐，做了高昭子的家臣，并希望有用于齐景公。他曾与齐太师论乐，闻《韶》乐而学之，三月不知肉味，齐人称善。景公曾向孔子问政，孔子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意思是说，你齐景公做君主要像个做君主的样子，不可胡作非为，违了君道；只要君臣父子各守其礼，不同的社会角色各安其分，天下没有治理不好的。无奈统治者的自私本性使齐景公完全误解了孔子之意，他说：“善哉！
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岂得而食诸？”后来齐景公又向孔子问政，孔子只好换一种说法：“政在节财。”意思是你齐景公不可过分奢侈浪费，许多老百姓还吃不饱饭呢！
齐景公曾有任用孔子之意，但被晏婴所阻。孔子本对晏婴评价不错，说他“善与人交，久而敬之。”可是政治家固然善与人交，而他们的心思却未必是仁者之心所能测度。他说：“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轨法；倨傲自顺，不可以为下；崇丧遂哀，破产厚葬，不可以为俗；游说乞贷，不可以为国。自大贤之息，周室既衰，礼乐缺有间。今孔子盛容饰，繁登降之礼，趋详之节，累世不能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君欲用之，以移齐俗，非所以先细民也。”经此一番弄舌，齐景公改变了主意，他对孔子说：“奉子以季氏，吾不能。”遂以中卿之职待之。即便为中卿，齐国的大夫仍欲加害于孔子。齐景公说：“吾老矣，弗能用也。”孔子只好启程，返回鲁国。
当时的鲁国，其政治一片混乱。阳虎轻季氏，季氏僭公政，陪臣执国命，大夫以下皆僭正道。在这种情况下。孔子若去从政，便只能与季氏一道背离公室。所以尽管阳虎有请用之意，他却退而不仕，修诗书礼乐，以教弟子。与此同时，他也不忘用“议政”的方式严抨悖乱。他说：“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白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在他看来，政者正也，“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现在晋国的统治者自己不崇德守礼，以身作则，反而用刑法来强制百姓，社会怎么能安定呢？孔子居鲁不仕，有人便问他：“子奚不为政？”孔子说：“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可见对孔子来说，从政只是手段，推行仁义、复兴礼乐才是目的。
孔子五十一岁时，阳虎之乱结束，为了平息国人对这次内乱的不满情绪，三桓只好任用颇有声望的孔子。孔子为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则之，由中都宰为司空，由司空为大司寇。”
宣公十年春，齐鲁于夹谷会盟，孔子相礼。齐人周密计划，欲用蛮人劫持鲁宣公，孔子识破其机，面责齐景公说：“两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乱之，非齐君所以命诸侯也。裔不谋夏，夷不乱华，俘不干盟，兵不逼好——于神为不祥，于德为愆义，于人为失礼，君必不然。”景公无奈，只得退兵作罢。
在国内政事上，孔子同样导政以德，为国以礼。宣公问政于孔子说：“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回答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
宣公的用意显然是要加强自己的权力，以君位威压臣民，孔子的回答切中要害，强调君必须以礼使臣，才能要求臣下报之以忠；所谓忠，也只是按礼的规范尽职而已。
孔子仕鲁的另一政绩是堕三都。三都乃三桓之采邑，名属三桓，实际上却为其邑宰所把持，成了陪臣执国命的根据地。孔子经过全面准备而付诸实施。在堕费的过程中，公孙不狃乘子路出兵于费之际，率兵袭击空虚的鲁都。孔子镇定自若，指挥国人击败公孙不狃的部队，堕费取得了成功。可是，孔子仕鲁并未因此而长久。三桓任用孔子本来动机不纯，更况孔子严格地以礼办事对其构成了危险。困境一旦过去，他们便不再支持孔子。孔子无奈，只好借口季桓子三日不朝之事辞职而去。
孔子离鲁适卫，曾拜见卫君的夫人南子，或许是想通过她的帮助有用于卫君，结果不但毫无结果，反而引起了子路的不满，他只好发誓表达自己的清白。孔子多次滞留于卫国，并且往来于郑、宋、曹、蔡、陈等国，多次遭受围困、驱逐和迫害之苦，栖栖遑遑，累累若丧家之犬，但他始终不屈不挠，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他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师徒一行被困于陈蔡之野，断粮七日，从者病而不兴，孔子仍讲诵弦歌不衰。
孔子一生饱受风霜之苦，虽然未能见用于统治者，使他不能通过行政手段以达其志，但我们不能就此而认为他失败了。正如他自己所说，他的活动本身就是为政，何必一定要“为为政”？
孔子通过自己的言教和笃行表达了社会的良心，伸张了正义，他的教化遍天下。有讥孔子为保守、迂腐、不识时务者，盖法家思想之遗毒也。
倘若孔子以学界领袖而“识时务”，投统治者所好，追随其攻伐征讨，则人民岂有宁日？春秋末年，五霸争雄，人民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夫子岂不为木铎乎？孔子鼓吹德政与仁义，广施礼乐教化于天下，栖栖遑遑，不辞辛苦，正所谓知天命也。
西周以降，由于王权的式微和朝政的衰败，出现了文化下移和学在四夷的现象。王权的衰微造成中央文化机构的废驰，文职人员和文物典籍流落四野，民间的文教事业日益兴盛起来，从而出现了与官学不同的私学，知识分子以个人身份讲学授徒，教育成为一种私人职业。较早从事私人教育的人物有叔向、壶丘子林、邓析和少正卯等，孔子也是其中的一位。由于渊博的文化知识、强烈的人文精神和救世热情，使孔子成为影响最大、成就最高的古代教育家，被后世尊奉为“大成至圣先师”、“万世师表”，他的学派成为中国最早的学派——儒家学派，孔子也成为中国文化的象征。
在春秋时代，受教育的内容主要是古代的文物典章和礼乐知识，孔子本人就专门去周室向老子问过礼。他说：“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我于老彭”。“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孔子本人的特点是：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他的教育方针是：以四教——文、行、忠、信；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不语四——怪、力、乱、神。授徒标准是：有教无类；自束修以上，吾未尝元诲焉。《史记》载，“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
孔子以诗书礼乐教，而诗教和礼教为最根本。孔子对其子伯鱼，即以诗礼为教，他说：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籍载子路乃无恒之庸人，未人孔门时，戴鸡佩豚，勇猛无礼，闻诵读之声则摇鸡奋豚，扬唇吻之音以聒贤至之耳，甚至凌暴孔子。孔子设礼稍诱之。子路乃儒服委质，因门人请为弟子，卒能政事，序在四科。此事不仅说明了礼教的重要，也表现了孔子有教无类的仁者胸怀。关于学诗的意义，孔子曾说：“小子何莫若学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可见，诗教的功能是多方面的。
孔子一生的活动以救世为目的。具体说是推仁行义，重整社会的道德伦理秩序，变天下无道为天下有道。为此，孔子一方面对于统治者抱有极大的希冀和热忱，力求通过亲身的政事活动和对统治者的政治、礼仪咨询以达其志，另一方面则积极进行授徒讲学活动，通过教育活动来达到救世目的。这样，对仁德的培养和礼仪的践履就成为孔子教学的首要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