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王克商，尤其是周公东征以后，周王朝进行了大规模的封邦建国活动，而且以后还陆续有所封建。周代的封国，不仅包括对原先已经存在的邦国的册封，而且包括新封建的不少诸侯国。周代的分封制度又与宗法制度相关联。在周朝，王位在原则上应由嫡长子继承，其他儿子则封为诸侯。王室世代都由嫡长子继承，成为大宗；由周王庶子封成的诸侯，相对于王室来说是小宗。在诸侯国内，国君又由嫡长子继承，其他公子则封为卿大夫。国君世代由嫡长子继承，成为大宗；由其他公子封成的卿、大夫相对于国君是小宗。卿、大夫之家又由嫡长子继承，其他的儿子则成为士。卿、大夫之家世代由嫡长子继承，成为大宗；士相对于所自出的卿、大夫之家是小宗。在士以下。仍有嫡长支和庶支的分别，一般总以嫡长支为大宗，庶支为小宗。宗法制度既是一种血缘关系的体系，又是一种政治关系的体系。在这种体系之下，忠于君和孝于亲是一致的。小宗敬顺大宗，既是对于祖先的孝，又是对于上一级封君的忠。这样逐级上推，以至于周王。周王既是天下姬姓之大宗，又是各国诸侯之共主。周王对于异姓诸侯，则通过婚姻关系建立起另一种血缘关系，姬姓诸侯与异姓诸侯之间也通过婚姻建立姻亲的血缘关系。周王照例称同姓诸侯为伯父或叔父，称异姓诸侯为伯舅或叔舅。
商代统治者重鬼神而轻人事，在人民不满、周又兴起的危急关头，纣却说：“我生不有命在天。”这也反映了当时人们普遍的迷信思想。“小邦周”何以能取代“天邑商”、“大国殷”？连周人都不免诧异。《尚书·昭诰》说：“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我不敢知日，有殷服天命，惟有历年；我不敢知日，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通过深入反思，周人感到：“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心无常，惟惠之怀。”
（《尚书·蔡仲之命》）天命变化无常，是靠不住的，天命即在民情之中，只有以德配天，敬德保民，才能江山永固。周人的哲理思考，也反映在《易经》之中。《易·系辞》说：“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当文王与纣之事耶？”《易经》中关于阴阳对立、发展变化、矛盾转化及人的能动性的思想，说明周人对自然和社会的规律已经有相当深刻的认识了。
春秋乱世话沧桑
由孔子亲手编定的我国第一部编年史《春秋》始于公元前’722年，终于公元前481年，因此人们常称这一时期为春秋。从公元前770年平王东迁到公元前476年战国开始，是中国历史上封建领主制经济进一步发展和地主经济的萌芽时期。它和战国时代一起，构成中国古代历史上的一个巨变时期。
平王东迁以后，周王室地位日益衰落。当时北方的戎狄时常侵犯中原诸邦，南方的楚逐渐兴起，吞并附近小邦，并且力图向中原扩展。素有华夏之称的中原诸邦，面对南北两面的压力，却缺乏一个团结的中心，形势十分严峻。公元前685年，齐桓公即位，以管仲为相，励精图治，齐国强大起来。齐桓公以尊王攘夷为号召，联合华夏诸侯，于公元前679年与一些诸侯会盟于鄄（今山东鄄城县），开始称霸。公元前656年，齐桓公伐楚，与楚定盟而还。一时对楚的北上构成抑制。齐桓公死后，齐国一度内乱，失去霸主地位。宋襄公曾经想作霸主，但失败了。楚的势力更加强大，严重威胁中原各邦。公元前632年，晋文公率齐、秦等国联军在城濮（今山东鄄城县南）大败楚、陈、蔡联军，再次抑制了楚的北上。晋国从此成为中原霸主，历时百年。同时，楚称霸于南方，与晋争霸。公元前597年，楚庄王大败晋军于邮（今河南偻阳东北），势力深入中原。公元前575年，晋军大败楚军于鄢陵（今河南鄢陵北）。晋楚长期争霸，互有胜负，而成为其争夺对象的中原郑、宋等国却受尽了战争与向霸主贡赋之苦。东周初在关中建国的秦，大致与晋同时强盛起来，因为被晋挡住了东进的出路，只好称霸西戎，与齐一起成为仅次于晋、楚的东西两个大国。
公元前546年，宋国大夫向戍利用自己与晋、楚两国执政大臣都有私交的条件，向他们提出“弭兵”的建议，结果约了十几国的代表在宋集会，晋、楚两国共同作了霸主。此后，晋国内部卿大夫势力扩大，互相争夺，公室地位削弱。楚国也因东方的吴国（都于今江苏苏州）兴起而受到了严重牵制和打击。公元前506年，吴大举攻楚，陷楚都。后来吴虽退去，楚国却受到了沉重打击。同时，在吴国的后面，越国（都于今浙江绍兴）
也在楚的支持下兴起。公元前494年，吴王夫差大败越军，越王勾践表面屈服于吴，实际上准备复仇。公元前482年，夫差北上，会诸侯于黄池（今河南封丘县），迫使晋人让出盟主地位。可就在这时，越人已从后方乘虚攻入吴都。吴刚夺得中原盟主地位，就被越人捣了老巢。公元前473年，勾践灭吴，夫差自杀。勾践亦曾北上争霸中原，但是越国的霸权只是昙花一现，不久就衰落了。春秋时期少数大国争霸的局面结束，代之而起的是战国七雄的剧烈斗争。
春秋时期，中国开始进入铁器时代。从前每一个邦的领土面积都不大，通常包括国和野两个部分：都城（在古代也叫国）和周围的郊区算作国，郊以外的边远地区叫做野。居住在国的人称国人，居住在野的人称野人。国人包括卿大夫等贵族和作为士的享有政治权利的自由人；因为士在国人中居大多数，所以古书上有时又把国人和士等同起来。在国中专门划出千亩称为籍田的土地，每年由国君率领国人耕种，收入供本邦宗教和礼仪之用。郊区的土地划为份地分给一般国人即士，士的义务是服兵役和纳军赋。国君掌握野的土地，并把其中一部分作为封地封给贵族。野的土地分为公田和私田两部分。野人必须先在公田上为国君或贵族无偿劳动，然后才能种私田来维持自己的生活。野人没有政治权利，主要义务是为国君和贵族种地，还必须服劳役和兵役。到春秋中后期，由于“初税亩”、“用田赋”等经济形式的出现，以上情况逐渐改变。其结果：因为按亩征收赋税，从前公田和籍田的存在失去意义，不再和公田发生关系的农民成为个体的小农；因为赋和税都按人们所占田亩来征收，从前国人和野人的区分也失去存在的必要，除了贵族以外，他们都一律成了平民。原来在国人内部是有着固定的宗法关系的，在野人中也有宗法或类似的血缘关系，二者之间却有一条明显的界限。随着国人和野人区别的消失、破产农民的流徙以及商业人口的移动，曾经长期存在的宗法关系逐渐解体了，社会的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
当一邦之内国和野的区分还明显存在的时候，士在国人中占了大多数。他们在本邦拥有份地，既参与邦内政治斗争，又是军队中的主力。他们和自己的邦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把离开“父母之邦”当作一件大事。
随着国野区分的消失，士的情况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西周以前的士以武士为主。进入春秋以后，士阶层开始急剧地分化。由于大国争霸的需要，武士据有军功者可以受“赏田”，从而逐步转化为新兴地主阶级。掌握礼乐知识，熟悉礼仪、数术的一部分士人本来为诸侯国或采邑做文职事情，由于他们掌握丰富的历史知识，善于出谋划策，参与社会与国家大事，日益受到卿大夫的重视，逐渐演变为文士。他们的活动已不再限于本邦，为了求职或实现其理想，不惜奔走于各国之间，从而成为春秋社会最活跃的阶层。
春秋时期社会发展的突出特点可以概括为：王室衰微，大国争霸，礼崩乐坏，百家争鸣。由于王室衰微，文化与人才外流，形成了诸侯国的多元文化中心，为诸子百家的出现提供了条件。同时，各诸侯国利用“尊王”的名义发展自己的经济和军事实力，扩大国土，造成国与国之间的兼并战争。在这种情况下，西周时期的礼乐制度遭到了严重破坏，也就是所谓的礼崩乐坏。动荡混乱的社会政治局面，为活跃的士阶层提供了用武之地。这种现象反映在思想文化领域，就是“百家争鸣”的出现。孔子，则是百家争鸣中最早鸣家的士人。
口儒教先驱说周公
儒教虽然由春秋末期的孔子所创，但它的一些重要内容早在西周初年就已产生了。这得从周公旦总结商王朝灭亡的教训，为周王朝制礼作乐说起。
汉刘歆、班固称儒家的特点是“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
唐韩愈为儒家制定的道统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孔。可见周公在儒教中的地位是极其重要的。实际上，尧、舜乃是中华上古文化以及被它所反映的“大同”社会“禅让”制的代表；禹、汤、文、武则是夏、商、周三代奴隶制王朝的建立者，客观上充当了奴隶社会“小康”文明的政治代表；真正对儒家作出贡献的是周公和孔子。孔子无疑是儒家的创立者，而周公则可谓儒家的先驱者。
被称为儒家“元圣”的周公，姓姬，名旦，乃周文王之子、周武王之弟、周成王之叔父，是西周初年的大政治家和大思想家。因以周太王所居周地为其采邑，故称周公。文王在世时，他在群子中以仁孝著称。武王即位后，他辅翼武王，以忠诚见称于史。时武王有疾，群臣忧惧，卜求先王救助。周公乃“自以为质，设三坛，北面立，戴璧秉圭，告于太王、王季、文王”，愿以自身代替武王之身而死，并且说：“旦巧能，多才多艺，能事鬼神。”（《史记·鲁周公世家》）武王死，成王年幼，周公乃当仁不让，摄政当国。管叔、蔡叔疑周公擅天子位，勾结武庚、淮夷、徐戎等叛乱。周公奉命东征，三年平息叛乱。周公辅成王再度分封，太公封于齐，建都营丘（临淄）；周公之子伯禽封于鲁，建都曲阜；其他诸侯，亦各有封国，以潘屏周。随即卫戍丰镐，营建洛邑，将“宗周”与“成周”连成千里王畿，实现了“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分封制大一统局面。周公还依据周制，参酌殷礼，为周朝制定了田制、官制、禄制、乐制、法制、谥制、畿服制、嫡长子继承制等，形成了一整套完备的典章制度，称为“周礼”或“周公之典”。
孔子说，像“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博施于民而能济众”
这样的境界，连尧、舜都恐怕达不到。但是，周公做到了。所以，荀子对此极为推崇，他在《儒效》一文中说：“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以属天下，恶天下之倍周也。履天子之籍，听天下之断，偃然如固有之，而天下不称贪焉；杀管叔，虚殷国，而天下不称戾焉；兼治天下，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而天下不称偏焉。教诲开导成王，使谕于道，而能掩迹于文、武。周公归周，反籍于成王，而天下不辍事周，然而周公北面而朝之。……乡（向）有天下，今无天下，非擅（禅）也；成王乡无天下，今有天下，非夺也；变势次序节然也。故以枝代主而非越也，以弟诛兄而非暴也，君臣易位而非不顺也。因天下之和，遂文、武之业，明枝主之义，抑亦变化矣，天下厌然犹一也。非圣人莫之能为，夫是之谓大儒之效。”孔子一生辛苦奔波、孜孜以求的，正是周公式的事业。
周公以自身的品格、能力和政绩，为儒家的思想学说提供了十分理想的人格典范，这是他对儒家学派的一个巨大贡献。
据《史记·周本纪》及《史记·鲁周公世家》记载，西周初年的政治文献，大部分出自周公之手。它们包括《尚书·周书》中的《牧誓》、《大诰》、《微子之命》、《归禾》、《嘉禾》、《康诰》、《酒诰》、《召诰》、《洛诰》、《梓材》、《多士》、《无逸》、《君夷》、《多方》、《周官》、《立政》等。
周公的思想，集夏商二代思想文化之大成，开创了中国奴隶制社会的鼎盛时代。《酒诰》：“古人有言日：‘人，无于水监（鉴），当于民监（鉴）。’今睢殷坠厥命，我其可不大监，抚于时。”《康诰》：“惟乃丕显考文王，克明德慎罚，不敢侮鳏寡。”《召诰》：“呜呼！天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用懋，王其疾敬德。……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知今我初服，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祁天永命。”通过总结商王朝覆灭的教训，周公认识到“天命不僭”、“天命靡常”的道理，提出“敬德保民”、“明德慎罚”、“以德配天”等思想，为周王朝的政治统治提供了重要的指导思想。周公在思想文化方面的突出贡献是：他已经开始怀疑天命，强调人事的重要性，重人事而轻天命；制礼作乐，实行“礼治”；明德慎罚，提倡“德治”；反复告诫统治者防止腐化堕落、怠忽政事，提倡励精图治。这为孔子创立儒家学派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据《史记·周本纪》记载：周公“既绌殷命，袭淮夷，归在丰，作《周官》。兴正礼乐，度制于是改，而民和睦，颂声兴。”周公所作《周官》，是指《周礼》，它经过孔子及其弟子们的改造，最终成了儒家的“六经”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