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学初兴
心学的初始,可远溯到理学开创者周敦颐那里。周子为人,性情高洁,独爱莲花,心性修养极好。二程就学时,曾令‘寻颜子仲尼乐处,所乐何事。”程颐后来就因《颜子所好何学仑》一文受到胡瑗的赞赏,得受学职。然程颐为人未免正经古板,敬肃有余,而和乐不足,失于拘谨,这一特点直接影响了他的学术性格。惟程颢其人宽厚平易,后来再度请益于周敦颐,“吟风弄月而归,有吾与点也之意。”颇得周子心学要领。有诗日:“云淡风轻近午天,依花傍柳过前川。时人不识余心乐,将谓偷闲学少年。”真个是“鸢飞戾天,鱼跃于渊。会得时,活泼泼地。”
程颢认为,“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莫非己也。认得为己,何所不至?若不有诸己,自不与己相干,如手足不仁,气已不贯,皆不属己。”
尤其强调:“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照万物而无心;圣人之常,以其情顺万物而无情。故君子之学,莫若廓然大公,物来而应。”他指出:“与其非外而事内,不若内外之两忘也。两忘则澄无事矣。无事则定,定则明,明则尚何应物之为累哉?圣人之喜,以物之当喜;圣人之怒,以物之当怒。
是圣人之喜怒,不系于心而系于物也。是则圣人岂不应于物哉?”正是孟子“不动心”之意。程颢此学后来为“洛学之魁”谢良佐所承扬。
谢氏(1050~1103)字显道,人称上蔡先生,见明道时已中进士,自负学问广博,谈吐之间颇所征引,不遗一字。程颢说:“贤却记得许多。
可谓玩物丧志!”当下令其“汗流浃背,面发赤”,程颢见状,随即道:“只此便是恻隐之心。”后来,明道又说:“尔辈在此相从,只是学某言语,故其学心口不相应,盍若行之!”因问如何行,答日:“且静坐。”从此,谢氏深察默识,切己自修,终有所成。
他说:“穷理则是寻个是处,有我则不能穷理。人谁识真我?何者为我?理便是我。穷理之至,自然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又说:“心者何也?仁是已。仁者何也?活者为仁,死者不为仁。今人身体麻痹不知痛痒谓之不仁,桃杏之核可种而生者谓之仁,言有生之意,推此,仁可见矣。仁,操则存,舍则亡,故曾子日:‘动容貌,正颜色,出辞气’。
出辞气者,从此广大心中流出也。”他认为,程颢所谓“鸢飞鱼跃,活泼泼地”是“勿忘勿助”之意,“知此则知夫子与点之意。从此解悟,便可人尧舜气象。”
朱熹说:“上蔡之说,一转而为张子韶,子韶一转而为陆子静。”子韶即张九成。
张九成(1092~1159)祖籍开封,徙居浙江钱塘。“少小有高志,思与古人亲;二十学文史,三十穷典坟。”子韶“夙学天成,八岁默诵六经,通大旨。父积书坐旁,命客就试,公答如响。且置卷敛衽日:‘精粗本末无二致,勿谓纸上语不多。下学上达,某敢以圣贤为法。’诸老惊叹日:‘真奇童子也!”’
“十岁善文,时侪称雄。十四游郡庠,闭阁终日。寒折胶,暑铄金,不越户限。比舍生穴隙以视,则敛膝危坐,对置大编,若与神明为伍,更相惊服,而师尊之。”曾说:“学不贵于言语,要须力于践履。践履道者其味长,乃尽见圣人用处。古之人所以优入圣域者,盖自此路入也。”四十一岁始仕,因触犯秦桧,落职江州。遂与禅师宗杲游,乃叹日:“人生如梦,无一实法,有梦尚有思,无梦真无垢。”因号无垢居士。
曾道:“谪居大庾,借僧居数椽。”有客以为,以儒者之身自适于万物之外为可耻之事,于是对日:“物各有趣,人各有适。子方以窜逐为耻,我独以适心为贵。今夫竹之为物也,其节劲,其气清,其韵高,冒霜雪而坚贞,延风月而清淑。吾诵书而有味,考古而有得,仰首而见,俯首而听,如笙箫之在云表,如圣哲之成一堂,爽气在前,清阳满几,陶陶然不知孰为我,孰为竹,孰为耻,孰为不耻。盎盎如春,醺醺如醉,子亦知此乐乎?”
张九成说:“心性即天地。天下万事,皆自心中来。千圣虽往,此心原不去。六经之言,皆圣贤之心也。吾自格物,先得圣贤之心,则六经皆吾心中物耳。吾之体,不止吾形骸,塞天地间,如人如物,如山川如草木,如禽兽昆虫,皆吾体也;吾之性,不止于视听言貌思,凡天地之间,若动作若流峙,若生植飞潜,必有所造,皆吾之性。”又说:“惟深造者,自天下之本,溯流沿叶,进进不已,而造极于格物。是故于一念之微,一事之间,一物之上,无不原其始而究其终,察其微而验其著、通其一,而行其万,则又将万以归一,又施著以观微,又考终以要始,往来不穷,运用不已,此深造之学也。夫如是,则心即理,理即心,内而一念,外而万事,微而万物,皆会归在此,出入在此,非师友所传,非口耳所及,非见闻所到,当几自见,随事自明,岂他人能知哉?此所谓道欲其自得也。”
总之,我的心性即天人之本,只有切己体认,识得此理,乃为深造之学。
不难看出,这正是孟子万物皆备于我及反身而诚、尽心知天思想的发展。
此外,张九成还发展了孟子的民本思想,提出“以民为主”的王道说,对陆九渊的重民思想有所启发。他说:“予以为圣王之学,其本为天下国家,故其说以民为主者此也。夫霸者之学,其本在于便一己,故其说以利为主,而使民糟糠不厌、桓褐不全、田庐不保,以至墟人宗庙、覆人社稷、暴骨成山、流血成河,此鬼魅道中事也。以民为主,必欲使天下之民父子相保、兄弟相扶、室家相好、乡间族党亲戚朋友相往来,鸡豚黍稷、酒醴牛羊相宴乐而后已。予尝求王道而不知其端,今读《孟子》,乃知所谓王道者必保民。使如前数者,乃所谓王道也。”
因此,他认为,“民者,邦之本。尽君臣之道者,皆当以爱民为主。
夫圣王之学,自致知格物,以至为天下国家,其本在于民而己。夫人者,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五行之秀气,岂可不保护爱惜,而戕贼残毁之如此哉?”他指出:“得罪于人者,必得罪于天;而民爱之者,天亦必爱之也。此理之自然者。从古以来,君臣易位,邦家兴废,固难必也。
民归之则为天子,民去之则为匹夫。一民不得其所,则邦亦为之摇。”这显然是对反动统治者的严重警告。’
周敦颐之后,二程虽同为理学奠基者,然而各人学术亦不乏异趣。二程门下,上蔡与杨时并称。杨时进士而调官不赴,却去师事程颢,颇得明道赏识。临行前,明道目送之说:“吾道南矣。”寄以极大的希望。传统上说:“明道喜龟山,伊川喜上蔡。”
可实际上上蔡却成了张九成心学思想的启发者。程颢死后,杨时年四十而复问学程颐,演出了“程门立学”的一幕,自当受程颐的熏陶不少。然他青年时曾颇受佛道思想的影响,因而亦时常表现出心学的倾向。
杨时为朱熹之学的远祖,其摇摆于理学与心学之间的格物说却受到朱熹的批评。杨时门人以罗从彦最有见地,罗从彦传李侗,李侗传朱熹。然胡安国的儿子胡宏亦曾师事杨时,其颇具特色的思想成为理学从北宋到南宋的重要环节。胡宏的弟子张械是朱熹的好友,其学似明道,有较多心学色彩,与朱熹相互之间影响很大。可以说,在朱熹和陆九渊之前和同时,心学与理学本有端睨,且互相影响,除了个别学者有较重的理学色彩或心学倾向外,大多数学者都是介于心学与理学之间的。朱熹虽谓集理学之大成,却也大量吸取了他以前和同时代的心学思想;惟陆九渊情性超绝,大胆怀疑,耻与人同,遂有鹅湖之会,心与理之争。
从都强调“尊德性”与“道问学”须并重这点看,朱陆之间似乎并无多大差别。黄遵羲说:“二先生同植纲常,同扶名教,同宗孔孟,即使意见终于不合,亦不过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黄百家则说:“二先生之立教不同,然如诏人室,虽东西异户,及至室中,则一也。”可是,仁与智终是不同,正如东西文化之不同。朱陆以来,真能“入其室”,以体会二人“异曲同功之妙”者能有几人?对于大量普通的学者来说,“立教不同”,其效果是大不一样的。
先尊德性,发明本心,是确立自我主体的权威,以我心之是非为是非,用程颢的话说:“只心便是天。”“己便是尺度,尺度便是己。”它要打破一切外在的权威和偶像,具有摆脱教条、解放思想的性质。先道问学,在圣人的言辞中找答案,然后去体认外在的天理,便是“随人脚跟,学人言语”,有丧失自我主体性的危险,最终可能沦为外在权威和偶像的奴隶。
理学家固然有疑经甚至改经的胆识和勇气;可是,自己改过之后,是让别人虔诚地遵从呢,还是也希望别人继续改?倒不如发明本心,以六经为我注脚来得便当。
为了调和朱、陆之间的争执,曾与朱熹和张械并称“东南三贤”、且为金华婺学代表的吕祖谦开始出面,邀集二人于信州(今江西上饶)会面,“欲会归于一,而定其以适从,其意甚善。”双方于南宋淳熙二年(1175)六月上旬在信州鹅湖寺会面,列席者有各地学者数十人,听其辩论。“始听莹于胸次,卒纷缴于谈端”,结果是不欢而散。
鹅湖会上,陆九龄先举诗云:“孩提知爱长知钦,古圣相传只此心。
大抵有基方筑室,未闻无址忽成岑。留情传注翻榛塞,着意精微转陆沉。
珍重友朋相切琢,须知至乐在于今。”说明发明本心,尊我德性,确立自我主体是根本;如果忽视这个基础,却把精力花费到古人的传注文义上去,恐怕不会有什么好结果。
九龄此诗只读了一半,朱熹已听出了意思,便道:“:子寿早已上子静船了也。”于是陆九渊和诗一首云:“墟墓兴哀宗庙钦,斯人千古不磨心。
涓流滴到沧溟水,拳石崇成泰华岑。易简工夫终久大,支离事业竞浮沉。
欲知自下升高处,真伪先须辨只今。”以为人见墓墟则兴哀心,见宗庙则起敬心,皆出自然,若欲下学上达,须发明此心方是正途;如果整日沉溺于点点滴滴的支离事业,恐怕只若皂沫空花,不免于伪。朱熹一听,以为讥刺了自己,很不高兴。
三年之后,朱熹乃和前诗云:“德业风流夙所钦,别离三载更关心。
偶携藜杖出寒谷,又枉篮舆度远岑。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
只愁说到无言处,不信人间有古今。”此诗辞气委婉,暗讽陆氏的易简工夫有“无言”之弊,恐难当继承传统文化之任。
后来,朱熹分析两家学术之异同时说:“大抵子思以来教人之法,‘尊德性,道问学’两句为用力之要。今子静所说尊德性,而某平日所闻却是道问学上多。所以为彼学者,多持守可观,而看道理全不仔细,而熹自觉于义理上不乱说,却于紧要上多不得力。今当反身用力,去短集长,庶不堕一边耳。”而陆九渊却说:“既不知尊德性,焉有所谓道问学?”可见,朱熹既是思想家,又是大学问家,而陆九渊则尤其是一个个性鲜明、变革风气的大思想家。
总之,陆九渊以理学有“簸弄经语,以自传益真”之弊,未免“浮论虚说,谬悠无根之甚。”朱熹则以心学“其病却在尽废讲学而专务践履,却于践履之中要人提撕省察,悟得本心,此为病之大者。”这种批评未免都太偏激。其实,在当时,两家学术都可谓时代精神之精华,二人都无愧为当时最杰出的儒学宗师。就其本人来说,两人同样学识渊博,践履笃实。朱熹对学术的贡献大,他勤于著述,便于后学遵从,有功于文化的传承。陆九渊对思想的贡献大,他高扬主体性,大胆怀疑,更具警醒作用,有功于思想解放。二人学术都反映了封建社会走向没落的征兆。若按中原历史自身的逻辑,随之而来的当是以心学为主潮的思想解放运动,无奈却有元蒙灭了南宋,奉理学为官学,心学被压抑了。
明代以后,心学终于勃兴,成为时代的主潮,遂有泰州学派的思想解放运动。若按中原历史自身的逻辑,接着而来的将是一个全新的时代,无奈又有清人的入主中原,又一次把理学奉为官学,心学再遭压抑。理学到了封建统治者手里,完全变质,成了束缚思想、压抑个性的教条,继而便有专事考据的乾嘉学派出现。心学的两次覆灭,标志了中原民族的两次灾难,两次导致了中原历史的后滞。然而,中华民族的最终融合与统一,却也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必然。
程颢去世后,门人与朋友叙其事而述其学,大家有一个共同的看法:孟子之后,传圣人之学者,惟程颢一人而已。由于程颢开出的“道学一脉”,才使千载失传的圣人之学得以复明,所以人们给了他“明道”的赠谥。试观孟子之学,不外如下几项:一、性善论和人皆可以为尧舜;二、万物皆备于我和养浩然之气;三、仁政说和王道论。今以理学和心学相对照,理学着重吸收了第一项和第三项,于第二项却不甚注意,而且在主性善的同时又兼采了荀子的性恶论,其注重经传的作法亦似荀子。心学则对孟子的三项内容全部吸收,而且只讲性善而不讲性恶,对孟子的民本思想亦发挥最充分。荀子的性恶论和隆礼重法思想,曾经是汉唐封建专制主义的重要依据,荀子传经的功劳亦大于孟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