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学初兴
心学的初始，可远溯到理学开创者周敦颐那里。周子为人，性情高洁，独爱莲花，心性修养极好。二程就学时，曾令‘寻颜子仲尼乐处，所乐何事。”程颐后来就因《颜子所好何学仑》一文受到胡瑗的赞赏，得受学职。然程颐为人未免正经古板，敬肃有余，而和乐不足，失于拘谨，这一特点直接影响了他的学术性格。惟程颢其人宽厚平易，后来再度请益于周敦颐，“吟风弄月而归，有吾与点也之意。”颇得周子心学要领。有诗日：“云淡风轻近午天，依花傍柳过前川。时人不识余心乐，将谓偷闲学少年。”真个是“鸢飞戾天，鱼跃于渊。会得时，活泼泼地。”
程颢认为，“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莫非己也。认得为己，何所不至？若不有诸己，自不与己相干，如手足不仁，气已不贯，皆不属己。”
尤其强调：“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照万物而无心；圣人之常，以其情顺万物而无情。故君子之学，莫若廓然大公，物来而应。”他指出：“与其非外而事内，不若内外之两忘也。两忘则澄无事矣。无事则定，定则明，明则尚何应物之为累哉？圣人之喜，以物之当喜；圣人之怒，以物之当怒。
是圣人之喜怒，不系于心而系于物也。是则圣人岂不应于物哉？”正是孟子“不动心”之意。程颢此学后来为“洛学之魁”谢良佐所承扬。
谢氏（1050～1103）字显道，人称上蔡先生，见明道时已中进士，自负学问广博，谈吐之间颇所征引，不遗一字。程颢说：“贤却记得许多。
可谓玩物丧志！”当下令其“汗流浃背，面发赤”，程颢见状，随即道：“只此便是恻隐之心。”后来，明道又说：“尔辈在此相从，只是学某言语，故其学心口不相应，盍若行之！”因问如何行，答日：“且静坐。”从此，谢氏深察默识，切己自修，终有所成。
他说：“穷理则是寻个是处，有我则不能穷理。人谁识真我？何者为我？理便是我。穷理之至，自然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又说：“心者何也？仁是已。仁者何也？活者为仁，死者不为仁。今人身体麻痹不知痛痒谓之不仁，桃杏之核可种而生者谓之仁，言有生之意，推此，仁可见矣。仁，操则存，舍则亡，故曾子日：‘动容貌，正颜色，出辞气’。
出辞气者，从此广大心中流出也。”他认为，程颢所谓“鸢飞鱼跃，活泼泼地”是“勿忘勿助”之意，“知此则知夫子与点之意。从此解悟，便可人尧舜气象。”
朱熹说：“上蔡之说，一转而为张子韶，子韶一转而为陆子静。”子韶即张九成。
张九成（1092～1159）祖籍开封，徙居浙江钱塘。“少小有高志，思与古人亲；二十学文史，三十穷典坟。”子韶“夙学天成，八岁默诵六经，通大旨。父积书坐旁，命客就试，公答如响。且置卷敛衽日：‘精粗本末无二致，勿谓纸上语不多。下学上达，某敢以圣贤为法。’诸老惊叹日：‘真奇童子也！”’
“十岁善文，时侪称雄。十四游郡庠，闭阁终日。寒折胶，暑铄金，不越户限。比舍生穴隙以视，则敛膝危坐，对置大编，若与神明为伍，更相惊服，而师尊之。”曾说：“学不贵于言语，要须力于践履。践履道者其味长，乃尽见圣人用处。古之人所以优入圣域者，盖自此路入也。”四十一岁始仕，因触犯秦桧，落职江州。遂与禅师宗杲游，乃叹日：“人生如梦，无一实法，有梦尚有思，无梦真无垢。”因号无垢居士。
曾道：“谪居大庾，借僧居数椽。”有客以为，以儒者之身自适于万物之外为可耻之事，于是对日：“物各有趣，人各有适。子方以窜逐为耻，我独以适心为贵。今夫竹之为物也，其节劲，其气清，其韵高，冒霜雪而坚贞，延风月而清淑。吾诵书而有味，考古而有得，仰首而见，俯首而听，如笙箫之在云表，如圣哲之成一堂，爽气在前，清阳满几，陶陶然不知孰为我，孰为竹，孰为耻，孰为不耻。盎盎如春，醺醺如醉，子亦知此乐乎？”
张九成说：“心性即天地。天下万事，皆自心中来。千圣虽往，此心原不去。六经之言，皆圣贤之心也。吾自格物，先得圣贤之心，则六经皆吾心中物耳。吾之体，不止吾形骸，塞天地间，如人如物，如山川如草木，如禽兽昆虫，皆吾体也；吾之性，不止于视听言貌思，凡天地之间，若动作若流峙，若生植飞潜，必有所造，皆吾之性。”又说：“惟深造者，自天下之本，溯流沿叶，进进不已，而造极于格物。是故于一念之微，一事之间，一物之上，无不原其始而究其终，察其微而验其著、通其一，而行其万，则又将万以归一，又施著以观微，又考终以要始，往来不穷，运用不已，此深造之学也。夫如是，则心即理，理即心，内而一念，外而万事，微而万物，皆会归在此，出入在此，非师友所传，非口耳所及，非见闻所到，当几自见，随事自明，岂他人能知哉？此所谓道欲其自得也。”
总之，我的心性即天人之本，只有切己体认，识得此理，乃为深造之学。
不难看出，这正是孟子万物皆备于我及反身而诚、尽心知天思想的发展。
此外，张九成还发展了孟子的民本思想，提出“以民为主”的王道说，对陆九渊的重民思想有所启发。他说：“予以为圣王之学，其本为天下国家，故其说以民为主者此也。夫霸者之学，其本在于便一己，故其说以利为主，而使民糟糠不厌、桓褐不全、田庐不保，以至墟人宗庙、覆人社稷、暴骨成山、流血成河，此鬼魅道中事也。以民为主，必欲使天下之民父子相保、兄弟相扶、室家相好、乡间族党亲戚朋友相往来，鸡豚黍稷、酒醴牛羊相宴乐而后已。予尝求王道而不知其端，今读《孟子》，乃知所谓王道者必保民。使如前数者，乃所谓王道也。”
因此，他认为，“民者，邦之本。尽君臣之道者，皆当以爱民为主。
夫圣王之学，自致知格物，以至为天下国家，其本在于民而己。夫人者，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五行之秀气，岂可不保护爱惜，而戕贼残毁之如此哉？”他指出：“得罪于人者，必得罪于天；而民爱之者，天亦必爱之也。此理之自然者。从古以来，君臣易位，邦家兴废，固难必也。
民归之则为天子，民去之则为匹夫。一民不得其所，则邦亦为之摇。”这显然是对反动统治者的严重警告。’
周敦颐之后，二程虽同为理学奠基者，然而各人学术亦不乏异趣。二程门下，上蔡与杨时并称。杨时进士而调官不赴，却去师事程颢，颇得明道赏识。临行前，明道目送之说：“吾道南矣。”寄以极大的希望。传统上说：“明道喜龟山，伊川喜上蔡。”
可实际上上蔡却成了张九成心学思想的启发者。程颢死后，杨时年四十而复问学程颐，演出了“程门立学”的一幕，自当受程颐的熏陶不少。然他青年时曾颇受佛道思想的影响，因而亦时常表现出心学的倾向。
杨时为朱熹之学的远祖，其摇摆于理学与心学之间的格物说却受到朱熹的批评。杨时门人以罗从彦最有见地，罗从彦传李侗，李侗传朱熹。然胡安国的儿子胡宏亦曾师事杨时，其颇具特色的思想成为理学从北宋到南宋的重要环节。胡宏的弟子张械是朱熹的好友，其学似明道，有较多心学色彩，与朱熹相互之间影响很大。可以说，在朱熹和陆九渊之前和同时，心学与理学本有端睨，且互相影响，除了个别学者有较重的理学色彩或心学倾向外，大多数学者都是介于心学与理学之间的。朱熹虽谓集理学之大成，却也大量吸取了他以前和同时代的心学思想；惟陆九渊情性超绝，大胆怀疑，耻与人同，遂有鹅湖之会，心与理之争。
从都强调“尊德性”与“道问学”须并重这点看，朱陆之间似乎并无多大差别。黄遵羲说：“二先生同植纲常，同扶名教，同宗孔孟，即使意见终于不合，亦不过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黄百家则说：“二先生之立教不同，然如诏人室，虽东西异户，及至室中，则一也。”可是，仁与智终是不同，正如东西文化之不同。朱陆以来，真能“入其室”，以体会二人“异曲同功之妙”者能有几人？对于大量普通的学者来说，“立教不同”，其效果是大不一样的。
先尊德性，发明本心，是确立自我主体的权威，以我心之是非为是非，用程颢的话说：“只心便是天。”“己便是尺度，尺度便是己。”它要打破一切外在的权威和偶像，具有摆脱教条、解放思想的性质。先道问学，在圣人的言辞中找答案，然后去体认外在的天理，便是“随人脚跟，学人言语”，有丧失自我主体性的危险，最终可能沦为外在权威和偶像的奴隶。
理学家固然有疑经甚至改经的胆识和勇气；可是，自己改过之后，是让别人虔诚地遵从呢，还是也希望别人继续改？倒不如发明本心，以六经为我注脚来得便当。
为了调和朱、陆之间的争执，曾与朱熹和张械并称“东南三贤”、且为金华婺学代表的吕祖谦开始出面，邀集二人于信州（今江西上饶）会面，“欲会归于一，而定其以适从，其意甚善。”双方于南宋淳熙二年（1175）六月上旬在信州鹅湖寺会面，列席者有各地学者数十人，听其辩论。“始听莹于胸次，卒纷缴于谈端”，结果是不欢而散。
鹅湖会上，陆九龄先举诗云：“孩提知爱长知钦，古圣相传只此心。
大抵有基方筑室，未闻无址忽成岑。留情传注翻榛塞，着意精微转陆沉。
珍重友朋相切琢，须知至乐在于今。”说明发明本心，尊我德性，确立自我主体是根本；如果忽视这个基础，却把精力花费到古人的传注文义上去，恐怕不会有什么好结果。
九龄此诗只读了一半，朱熹已听出了意思，便道：“：子寿早已上子静船了也。”于是陆九渊和诗一首云：“墟墓兴哀宗庙钦，斯人千古不磨心。
涓流滴到沧溟水，拳石崇成泰华岑。易简工夫终久大，支离事业竞浮沉。
欲知自下升高处，真伪先须辨只今。”以为人见墓墟则兴哀心，见宗庙则起敬心，皆出自然，若欲下学上达，须发明此心方是正途；如果整日沉溺于点点滴滴的支离事业，恐怕只若皂沫空花，不免于伪。朱熹一听，以为讥刺了自己，很不高兴。
三年之后，朱熹乃和前诗云：“德业风流夙所钦，别离三载更关心。
偶携藜杖出寒谷，又枉篮舆度远岑。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
只愁说到无言处，不信人间有古今。”此诗辞气委婉，暗讽陆氏的易简工夫有“无言”之弊，恐难当继承传统文化之任。
后来，朱熹分析两家学术之异同时说：“大抵子思以来教人之法，‘尊德性，道问学’两句为用力之要。今子静所说尊德性，而某平日所闻却是道问学上多。所以为彼学者，多持守可观，而看道理全不仔细，而熹自觉于义理上不乱说，却于紧要上多不得力。今当反身用力，去短集长，庶不堕一边耳。”而陆九渊却说：“既不知尊德性，焉有所谓道问学？”可见，朱熹既是思想家，又是大学问家，而陆九渊则尤其是一个个性鲜明、变革风气的大思想家。
总之，陆九渊以理学有“簸弄经语，以自传益真”之弊，未免“浮论虚说，谬悠无根之甚。”朱熹则以心学“其病却在尽废讲学而专务践履，却于践履之中要人提撕省察，悟得本心，此为病之大者。”这种批评未免都太偏激。其实，在当时，两家学术都可谓时代精神之精华，二人都无愧为当时最杰出的儒学宗师。就其本人来说，两人同样学识渊博，践履笃实。朱熹对学术的贡献大，他勤于著述，便于后学遵从，有功于文化的传承。陆九渊对思想的贡献大，他高扬主体性，大胆怀疑，更具警醒作用，有功于思想解放。二人学术都反映了封建社会走向没落的征兆。若按中原历史自身的逻辑，随之而来的当是以心学为主潮的思想解放运动，无奈却有元蒙灭了南宋，奉理学为官学，心学被压抑了。
明代以后，心学终于勃兴，成为时代的主潮，遂有泰州学派的思想解放运动。若按中原历史自身的逻辑，接着而来的将是一个全新的时代，无奈又有清人的入主中原，又一次把理学奉为官学，心学再遭压抑。理学到了封建统治者手里，完全变质，成了束缚思想、压抑个性的教条，继而便有专事考据的乾嘉学派出现。心学的两次覆灭，标志了中原民族的两次灾难，两次导致了中原历史的后滞。然而，中华民族的最终融合与统一，却也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必然。
程颢去世后，门人与朋友叙其事而述其学，大家有一个共同的看法：孟子之后，传圣人之学者，惟程颢一人而已。由于程颢开出的“道学一脉”，才使千载失传的圣人之学得以复明，所以人们给了他“明道”的赠谥。试观孟子之学，不外如下几项：一、性善论和人皆可以为尧舜；二、万物皆备于我和养浩然之气；三、仁政说和王道论。今以理学和心学相对照，理学着重吸收了第一项和第三项，于第二项却不甚注意，而且在主性善的同时又兼采了荀子的性恶论，其注重经传的作法亦似荀子。心学则对孟子的三项内容全部吸收，而且只讲性善而不讲性恶，对孟子的民本思想亦发挥最充分。荀子的性恶论和隆礼重法思想，曾经是汉唐封建专制主义的重要依据，荀子传经的功劳亦大于孟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