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菲特对妻子非常依赖，她负责处理帐单，照顾孩子，操持家务。凡是他事业之外的事情，都由妻子来处理。他对苏珊的需要是可以察觉到的。一次，他们在华盛顿拜访巴菲特姐姐多丽丝时，苏珊在早上6点的时候被一阵钻心的疼痛惊醒。在去医院的路上，尽管苏珊病得很重，她还在极力安慰丈夫。巴菲特对医院怀有极大的恐惧感，看上去显得比苏珊更难受。
即使在平平常常的一天，当苏珊走进房间时，巴菲特的脸色都会为之一亮——这是他情感的自然流露。她用手指梳理着他的头发，帮他系好领带，坐在他腿上，紧紧抱着他。她是他的支柱。
巴菲特有一次宣称“苏珊一根根地清除了荆棘”。而苏珊提起巴菲特的时候，仿佛他是一个脆弱的孩子，需要她的保护。她会对孩子们暗示，他有些方面是他们所不知晓的——而只有苏珊才对此了解。
他俩非常互补，巴菲特专心于自己的事业，而苏珊则愿意结识无穷无尽的密友和寻求安抚的人，比如正在闹离婚的朋友，与亲戚不和的邻居等。奥马哈任何遇到麻烦的人几乎都坐过苏珊的“长凳”。她不止一次地与侍者或侍女谈得非常投入，于是她在离开餐馆时记下了他们的电话号码。
苏珊决心不让巴菲特过单调的生活。举个小例子，他们加入了一个“美食烹饪俱乐部”。在这儿，一帮夫妇会轮流做菜，这个月吃瑞典肉丸，下一个月吃法国油煎薄饼。但是，每次巴菲特都会请求人们给他做汉堡吃。他喜欢固守熟悉的东西，同一座城市，同一种食物，同一种单一想法的追求，他固守着那条弧线。
在宴会上，巴菲特夫妇表现截然不同。苏珊会去整理房间，她会靠着某个人，睁圆她的大眼睛问道：“每件东西都准备好了吗？”巴菲特则缩在角落里，翘着一撮头发，看上去那样年轻，逗人喜欢。
巴菲特的朋友杰里的妻子简·奥兰斯，认为巴菲特的思维以不同的方式“运转”，他会在晚报上找出一个主题，然后问每个人对它的看法是什么，就好像他正在准备一次研讨会。1961年，当巴菲特和苏珊在纽约拜访奥兰斯的时候，巴菲特整个晚上都在谈论人口，说人口过剩是世界上最严峻的问题。
这就是典型的巴菲特式风格，重视逻辑和数字化。同时，这个问题引发了他对人类生存前景的担忧，但巴菲特并没有对它流露出恐惧之意，这个问题的影响因此轻微了许多。引用简·奥兰斯的话，他用幽默的方式谈论起这件事。他显得非常有说服力，非常有逻辑性，但并不是在开讲座。他使你会得出和他相同的结论，尽管很明显这是他经过深邃的思考才得出来的。他控制你一个晚上，你却并不觉得不开心。
巴菲特在纽约筹集了大量资金。他在旅馆打电话给奥兰斯，问道：“大男孩，你能带一盒6听装的百事可乐来吗？你简直想象不到这儿的服务收费有多贵！”其实，巴菲特正在接受6位数的银行支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