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主张的是自佛他佛同念、禅净一致的无上圆顿法门，所以又说：“若人专念弥陀佛，是名无上深妙禅。”并告诫弟子不要错解“禅本无参，佛本无念”，因为这两句话既是醍瑚，也是毒药。
藕益大师57岁圆寂前，嘱咐弟子将遗体火化，骨灰投水喂鱼。圆寂两年后，弟子打开神龛，见头发长出来盖住耳朵，颜面如生，牙齿不坏。弟子不忍火化，就把遗体收在灵峰塔内。
庙前荒草乱，居士狮子吼——大清知识
外练海禁功，内行闭关禅（文字炼狱与清廷教规）
大清帝国基本继承明代的政治制度和宗教政策，对内对外、对上对下都更加谨小慎微，提心吊胆，动辄得咎，大练海禁功和闭关禅。相比之下，佛教初传到隋唐时期基本上是外练吐纳功，内修开关禅。所谓内和外，功和禅，本无多大分别，戏说罢了，不必认真。
虽然如此，国人的修行从另一方面看却是很认真很认真的，甚至有点太认真了，着意太浓，不够放松，生怕出事。最后是让人家炸开“玄关九窍”（水陆海关），拳脚相加，枪炮齐吼，直捣死穴，终于至死不悟，懵懵懂懂就堕入了本不情愿的“大涅槃”。大清帝国于是清水泡汤，一干二净，粒米不剩。
国运轮转，历史兴衰，其有穷乎？
清朝在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年间国力还可以，帝王也比较有作为，但同时也大兴文字狱，禁止文人结社，神经十分脆弱。顺治帝（1644～1661在位）喜欢参禅，在崇妃董氏死后，一度想出家修道，连皇帝也不想做了。康熙（1662～1722在位）爱好学习，古今中外学问都喜欢涉猎，并且利用西方传教士南怀仁（比利时人）、白垩（法兰西人）等人给清廷编历书、造火炮、绘地图；又通过传教士上书教皇，希望多派天文历法、算法画工、内科外科传教士来华效力。康熙年间海禁也比较放松。但是康熙末年，新来的一批传教士在法国和西班牙支持下，上书教皇，要求改变利马窦等人早期的传教方式，希望从此不再允许中国天主教徒祭拜孔子和祖先。教皇同意了这个请求，命令在华传教士遵照实行。康熙闻讯勃然大怒，立即诏令严禁西方传教士活动。康熙初年，全国天主教徒达到10万多人，而康熙6年据礼部统计的僧众只有11万，可见当时对外开放的程度。
然而一怒之下就哄然关门，却也是自信不足的表现。康熙二年（1663）的文字狱也惨无人道，居然把庄廷？从棺材里拽出来戮尸，被杀者72人，充边几百人，就是为了浙江这个姓庄的刻印了朱国桢编写的明史，里头加了些明末天启、崇祯两朝的事情，多有斥责满洲的文辞。
雍正皇帝（r723～r735在位）以禅家大师自居，自号圆明居士。他对禅学的确颇有研究，曾将古德参禅语录集成《御选语录》一本，加以评点，独有心得。然而作为一国之君，有时候自恃学问可能反而是个毛病，而且致命。雍正崇奉的佛爷似乎非常严肃，可能叫做“不许乱说乱动佛”，是为雍正禅一大宗风。魏道儒先生对雍正的禅学作过研究后，发现他的禅法独具特点，为史所罕见，难以归类，只好许其名日“雍正禅”，却也十分有趣。既然崇拜“不许乱说乱动佛”，像天然丹霞禅师那样将木头佛像取来烤火去寒，自然等于子孙焚烧祖先牌、臣下毁弃帝王位，是绝对不许可的了。又如德山宣鉴之流的喝佛骂祖，在雍正看来就如同家之逆子，国之逆臣，是人天共嫉，天地不容的。丹霞和德山既已作古，雍正是鞭长莫及了，当代的禅林却可以御笔一挥，以正宗风。说是镇压，可能也有他的道理，并非完全的错误，禅风日下，有一千条理由加以整顿。不过像丹霞之类居然在挞伐之列，吾皇陛下的整顿是值得研究和保留意见的。雍正4年（1726），满洲隆科多的党人、礼部侍郎查嗣庭出任江西考官，考题里面有“维民所止”字样，就被朝廷看作去掉雍正二字之头，遂将查嗣庭啷当下狱。查嗣庭病死狱中后，又下令戮其尸。这只是雍正时文字狱较典型的一次。他在朝时，文字狱发生过许多次。最残酷的一次是吕留良之狱，最后也是砸开棺材，斩首戮尸，株连家族。
清代进一步在如何管束国民方面大动脑筋，大清律和保甲法精心设置，管制严厉。乾隆年间，海禁闭关达到高峰，只留广州一处开埠通商。
面对西方殖民主义，搞搞贸易保护主义，不能说完全错误，但是弊多利少。自以为天朝物产丰富，无所不有，对外商一则以老大自居，加以怀远优惠；一则以夷狄视之，主要防止他们惹是生非，或者武力进攻。缺乏切实深入的了解和虚怀刻苦的学习。保护变成了作茧自缚，最后失去意义，走向反面。看来，中国人这一回是在劫难逃，注定要经过血与火的灌顶加持，才能开悟了。
如此衰弱的朝廷，无论推崇什么，都难以到位，致使儒释道乃至西方宗教都慢慢步入凋敝状态。虽说是以儒治国，但是周孔圣人的大家风度是很难梦见了，宋明理学也终于变成一具僵尸。道家佛家就更加不用提。佛家的轨迹，在禅净合一的主流中，进一步直趋“净土”，因为人间实在是臭秽不堪，无足留恋。在世菩萨们似乎早已失去了往日的神通，看不出他们有什么化腐朽为神奇的回天之力，甚至苦于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这样，“佛法在世间”的通灵之偈，念了千百年之后，最后仿佛是突然发现念错了，原来佛法只在西天而已，于是只好双腿胡跪，一心西向，口念弥陀。 -
又由于乾隆年间将中唐以来一直沿用的政府颁发度牒的制度，一举废除，从此僧尼杂滥不堪，以至于无法收拾。消极地求神拜佛变成了所谓正宗佛教。
在这种情况下，居士佛教的突起，仿佛就是一个必然，看来他们并不怀疑“佛法在世间”的真实意义。最后，甚至一大批连居士也不是的人物，既不念佛，也不修禅，却成了拯救中华民族出离苦海的中坚力量。所说佛法者，即非佛法，是名佛法，此之谓也。
另外，藏地佛教受到清廷多方扶植，目的是联络感情，绥靖荒服，怀柔远人。可是，一旦藏僧达到总藏民的一半，对于不许娶妻生子的黄教戒律来说，就有无法维持的危险了。
莲花出淤泥，居士洒热血（净土大师与居士佛教）
一、极乐之大梦（净宗十二祖际醒大师）
清代莲花大片凋零，但是净土尚有大师出世，劝人念佛，策人往生，如清初的截流大师（1628～1682），一心精进念佛，从者颇众，被奉为十祖。又如省安大师（1686～1734），跟从灵鹫和尚参禅得悟，灵鹫想嗣法给他，他居然不受，辞走他处，专持佛号而终，被尊为十一祖。此外还有十二祖际醒大师，十三祖印光大师。
际醒大师（1741～1810）区别两种梦境，以回答一个问题。有人说：一切诸法都是梦幻，念佛修行也是法，也是梦幻，那又有什么用呢？际醒说：七地菩萨以前，都是梦中修道。无明大梦，即使是等觉菩萨也睡不醒，惟有如来一人是大觉者。不过娑婆世界的梦，是从梦人梦，梦之又梦，转展沉迷。而极乐之梦，是从梦入觉，觉之又觉，乃至于大觉。
际醒大师姓马，字彻悟，京东丰润县人。从小博通经史。22岁得了一场大病，从此深感幻身无常，有出家之心。病好后，削发为僧，贯通性相二宗法要，尤其精于法华三观。后又参禅，大得玄解，每每对后学说：“永明延寿大师是禅门宗匠，尚且归心于净土，何况当今末法时代，应该更加精进才是。”说到动情之处，常常潸然泪下，听众也莫不涕泗沾襟，为之动容。
彻悟有十六字诀念佛法门——真为生死发菩提心，以深行愿持佛名号。
嘉庆5年，彻悟大师搬到北京红螺山资福寺，传法10年。与弟子同甘共苦，担水运柴，修墙补屋，一一躬行。常劝人发大菩提心，痛念生死，并有八事相告——（1）真为生死，发菩提心，是学道通途；（2）以深行愿，持佛名号，是净土正宗；（3）摄心专注而念，是下手方便；（4）折服现行烦恼，是修心要务；（5）坚持四重戒法，是人道根本；（6）种种苦行，是修道助缘；（7）一心不乱，是净行归宿；（8）种种灵瑞，是往生验证。
嘉庆15年，际醒大师手结弥陀印，安然而逝。异香满空，容貌如生，光泽异常，多日不变。
二、世有惭愧僧（净宗十三祖印光大师）
印光大师（1861～1941）是陕西人，早年学儒，对佛法多有攻击。后来得了几年病，病中反省，知道以前不对。此后投奔终南山南五台莲花洞寺，顿入佛门，别号常惭愧僧。
常惭愧僧患有眼疾，几乎失明。由于这个眼病，悟到身体是苦的根本，从此一心念佛，直至肉眼大明，病症痊愈。因此更加相信念佛功德不可思议。
26岁进入北京红螺山资福寺，专修净业。后去普陀山法雨寺，在藏经楼20年，苦读精思，不问世事，昼夜念佛，证得念佛三昧，著有文稿95篇。世人极少有知道的。
民国时候，高鹤年居士，取出大师文稿数篇，印入上海《佛学丛报》。
徐蔚如等居士拜读后，合掌欢喜，叹未曾有，直称“大法凌夷，于今为极。不料当今尚有具正知见如我师者。”于是搜集印光大师手稿，辑为《印光法师文钞》行世，徐蔚如亲自做序称：“续佛慧命，于是乎在。师之文，盖无一语无来历。深入显出，妙契时机，诚末法中应病良药也。”
文稿刊布之后，求学者不可胜计，师名远扬。后来创办弘化社，20年中印行佛典佛像，不胜枚举，佛经可能有四、五百万部，佛像百万多幅。
三、居士不在家（杨文会居士等）
居士佛教的兴起，在清代已成不可逆转之势。清初有宋文森、毕奇、周梦颜、彭绍升等；中叶有钱伊庵、江沅、裕恩、张师诚等；清末有杨文会、沈善登等。尤其杨文会，大力开启民国一代居士佛教，功不可没。
杨文会（1837～1911）生在1840年鸦片战争前夕，殁于1911辛亥革命年，具有极大的象征意义。那时侯，中国丛林出家佛教已经奄奄一息、荒草纵横，清朝腐败不堪，洋兵蠢蠢欲动。居士杨文会出世，负有弘扬佛教于乱世的历史重任。随后便有诸多居士佛学家接连应世，以一腔热血，鼓吹革命，重振佛威，乃至血溅朝野。
仁山先生，名文会，安徽石埭（石台）人。从小聪明过人，饱读天文地理历数音韵和黄老经书，善于交际，生性豪侠，舞刀弄枪，骑射技击无所不习。后因病中读佛典，大有感悟，立志佛教事业，大量印刻佛经，加以流通。
据说文会少年时曾经跟随祖父见过曾国藩。曾国藩一见就很赏识他，劝他求取功名，文会却说“我不要异族的功名。”反清之心甚浓，不愿考举做官。曾国藩一笑置之，吩咐自己的公子曾纪泽好好栽培文会。曾纪泽出使欧洲的时候，请文会帮忙，任参赞之职，实权在手。他流转欧洲，注意学习西方政治、教育和科学技术，研究强国之道，购回了一批科技仪器。后去日本，在南条文雄的帮助下，发现了唐宋时期流传到日本的佛学经典，许多已为中国所无。特别是唯识宗瑜珈行派的经典，其中博大精深的形而上学思维和条理严密的因明逻辑体系，引起他极大的兴趣，不禁慨叹“道在斯矣！”遂将窥基《唯识述记》等经疏300余种引回中国，选择重要的刻印出版，流通于世。
南京金陵刻经处是他和十几位好友共同募捐集资建立的重要基地。
1907年，他在金陵刻经处设立佛学堂，取名“祗洹精舍”，自编课本，延请苏曼殊教授梵文英文，培养弟子，准备赴印度传法。太虚大师和谢无量居士都在这里学习过。后来经费不足，只得停办。1910年，他又联合同仁创办佛学研究会，担任会长，讲授佛法，不幸于一年后去世。
杨文会居士调和各宗，注重义学研究，晚年归宗净土。盛名所及，海内外学人多有敬仰者，影响了一大批居士和学佛人。著名的有戊戌变法六君子之一、以身殉国的谭嗣同；提倡佛教三大革命和人间佛教的太虚大师；学贯中西、热衷于教育和社会进步的现代文化启蒙导师梁启超；国学大师和孙中山总统府枢密顾问章太炎；佛学大师、继承先生遗志创办支那学院的欧阳竟无等。此后，佛教名流吕秋逸、梁漱溟、熊十力、王恩洋、黄忏华等，都就学于欧阳公门下。
在家居士的弘法活动，曾经引起出家僧人的不满，一时口诛笔伐，互有问答论战。时至今日，更有连居士之名也没有的，津津乐道于佛教，而置庙门于不顾。这里面的原因非常复杂，难以尽述。
1907年，他在金陵刻经处设立佛学堂，取名“祗洹精舍”，自编课本，延请苏曼殊教授梵文英文，培养弟子，准备赴印度传法。太虚大师和谢无量居士都在这里学习过。后来经费不足，只得停办。1910年，他又联合同仁创办佛学研究会，担任会长，讲授佛法，不幸于一年后去世。
杨文会居士调和各宗，注重义学研究，晚年归宗净土。盛名所及，海内外学人多有敬仰者，影响了一大批居士和学佛人。著名的有戊戌变法六君子之一、以身殉国的谭嗣同；提倡佛教三大革命和人间佛教的太虚大师；学贯中西、热衷于教育和社会进步的现代文化启蒙导师梁启超；国学大师和孙中山总统府枢密顾问章太炎；佛学大师、继承先生遗志创办支那学院的欧阳竟无等。此后，佛教名流吕秋逸、梁漱溟、熊十力、王恩洋、黄忏华等，都就学于欧阳公门下。
在家居士的弘法活动，曾经引起出家僧人的不满，一时口诛笔伐，互有问答论战。时至今日，更有连居士之名也没有的，津津乐道于佛教，而置庙门于不顾。这里面的原因非常复杂，难以尽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