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社科中国文化名人谈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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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8章 读经与读子

张岱年

中国古代经学,由来已久。《庄子·天下篇》述“古之道术”云:“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绅先生多能明之。《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苟子·劝学篇》云:“学恶乎始?恶乎终?日:其数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故《书》者政事之纪也;《诗》者中声之所止也;《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礼》之敬文也,乐之中和也,《诗》、《书》之博也,《春秋》之微也,在天地之间者毕矣。”这些都是关于战国时期儒家经学的论述。

汉武帝实行“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的政策,于是经学成为学术的正统。

《汉书·儒林传》说:“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于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寝盛,枝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也。”经师讲学,听众常有千百人,所讲亦常常流于繁琐。

汉代以后,经学经过多次演变,迄于情末,才逐渐丧失其正统的地位。“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儒学独尊的局面结束了。但是仍有少数人鼓吹“尊孔读经”,事实上,以经学为学术正统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诗》、《书》(《尚书》、《易》(《周易古经》)、《礼》(《礼仪》、《春秋》五经,是中国最古的文化典籍,“六经皆史也”,确有重要的历史价值。但是,到了今天,六经与我们的距离太远了。经书的一个特点是文辞古奥,不易理解。其中《尚书》的文字更是佶屈聱牙、晦涩难读。时至今日,五经只能作为专门之学、由寿家学者来研究,不能是一般知识分子的必读书了。

“五四”时期,曾有人反对读古书,甚至有人反对读中国书。这事实上是偏激之谈,是难以推行的。不读中国书,专读外国书吗?外国书是应该读的,但是中国书不可不读。作为一个中国人,尤其是作为一个中国的知识分子,对于中国的传统的精神文明应有所了解。只有对中国精神文明的基本内容有所了解,才能燃起热爱祖国的激情。世界上各先进国家莫不尊重自己的民族传统。当然也重视别的国家的文化成就。而近年一些鼓吹“全盘西化”的人们却偏偏唾弃自己的文化传统,实际上这是可悲而又可笑的!

对于本民族的文化传统,还是应该批判继承,弃其糟粕,弘扬其中的精华。

我们要想理解中国文化的精粹思想,读经不如读子。先秦诸子实为中国文化精华之所在。我认为,有十部子书,乃是中国知识分子所必读。这十部书是:《论语》、《孟子》、《老子》、《庄子》、《墨子》、《苟子》、《管子》、《韩非子》、《孙子兵法》、王充《论衡》。

这十部书中,《论语》、《老子》字数不多,可以全读;其余《孟》、《庄》等书,都宜选读。例如《孟子》的哲学思想主要集中于《告子》、《尽心》两篇,但是关于“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的言论,见于《膝文公》篇,也是必读的。《庄子》可选读《逍遥游》、《齐物论》以及《马蹄》、《秋水》等篇。《苟子》的《劝学》、《王制》、《天论》、《正名》等篇,《墨子》的《兼爱》、《非命》以及《经上》、《经下》等篇、都能益人神智。《管子》书中提出全面的治国安邦的政治学说,其中《牧民》、《形势》、《权修》、《枢言》等篇,兼重法制与道德教化,确实具有深切义蕴。韩非专讲“法、术、势”,排斥道德教育,未免陷于偏谬,但是他的议论往往“切于事情”,如《显学》、《五蠢》等篇,犀利透辟,仍然值得阅读。《孙子兵法》系千古名作,不仅适用于军事。王充《论衡》文词冗赘。但其《自然》、《物势》、《论死》、《订鬼》等篇乃是宣扬无神论一破除迷信的光辉文献,至今仍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以上仅举各家的代表作,阅读当不限于这些篇,这里不必详列。)

《汉书·艺文志》中《论语》在“六艺略”,《孟子》在“诸子略”,后来都列入“十三经”,在本质上属于子书。五经中的《周易》又分经传,其中《周易大传》(“十翼”)传说是孔子所著,事实上应是孔子再传弟子所著,本质上亦属于子书,其中精粹之语很多,是每一个中国知识分子所应理解的。《礼记》本是孔门七十子后学所著,许多篇章取自儒家子籍,亦应选读。

自16、17世纪以来,西方学术突飞猛进,但是西方学者并未诋毁西方的古代传统、许多学者仍赞扬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近代西方学术确已推陈出新,超越了传统,但是并不标榜“反传统”。超越传统是必要的,但是超越传统,必须先理解传统。正如列宁所说:“只有确切地了解人类全部发展过程所创造的文化、只有对这种文化加以改造,才能建设无产阶级的文化,没有这样的认识,我们就不能完成这项任务”。《列宁选集》第4卷第348页)中国传统文化是人类文化的一部分,作为一个中国人,能忘记自己的民族传统,甘心自卑自贱、自暴自弃吗?

近年有些人写文章论述哲学问题,从古希腊讲起,一直讲到西方近代,却只字不提中国本土的思想,好像中国是一片荒漠。这种“数典忘祖”的作风,能促进文化的发展吗?一个有良知的中国学者应不会忘记先秦诸子的精湛思想。

当然,先秦诸子距离我们也已二千年了,我们应超越他们的局限,达到新的高度。

1990年1月30日

我和北京大学图书馆

20年代末30年代初,我在大学读书的时候,常到文津街北京图书馆看英文哲学杂志,借以了解西方哲学界的消息,并阅读一些感兴趣的哲学论文。当时北京图书馆看书的人不算大多。阅览室广阔,有恬静舒适之感。嗣后我到清华大学任教,经常进清华图书馆借书。清华图书馆全部开架,任读者检阅查找,真是琳琅满架,令人惊叹中国古籍之丰、西方名著之多。

1952年清华大学文理法学院都合并到北京大学。我调任到北大,当时北大图书馆系燕京大学图书馆旧址,虽然不如清华图书馆之大,但图书亦甚丰富,兼收北大图书馆与燕京图书馆的图书,当时也允许老教师进库查书。这时因教学关系,我不看西文书了。专看中国哲学古籍,查阅自己买不到的古书。我平日喜好买书,买过很多线装书,也买过少数善本。明刻本字体优美,清代乾嘉刻本精妙可喜。但因力量有限,能买的书究竟不多,不得不常到图书馆查阅。

到北大图书馆书库阅览,然后方知未读书之多、自己家藏之书之少。广读博览还要靠图书馆。50年代末60年初,北大在东南门内北边开辟了第三阅览室,专藏旧燕京的线装书。我常到此处借书,此处的馆员服务热情,找书勤快,对教师借书帮助很大。

70年代后期,北京大学图书馆的新馆建成,规模较以前大多了,我也常来借书。有几年书库不开放,近年书库也开放了。但我年老力衰,很少上书库找书了。却常到教员阅览室看书。教员阅览室准备了常用的书籍,而且窗明几净,经常添置一些新刊书册,查阅比较方便。

明清时代曾经有许多藏书家,或建藏书楼。曾经起了保存书籍的良好作用。近代情况改变,今后很难再出现藏书家了。保存书籍的任务专赖各级图书馆。北大属高校之首,在这方面具有很大的责任。

中国古籍本已汗牛充栋,而今天治学又不应以中国古书为限,而应兼读西文著作。古今中外,可读之书,数量浩博,个人不易购置大量图书,图书馆日益成为研究学问的必要条件了。

古人有“书非借不能读”之说,也有一定道理。买得一部书之后,觉得随时可读,不必着急,因而却搁置下来。借书有一定期限,非快读不可,也就先读了。我个人也有类此的经验。总之,今日研究学问,非借重图书馆不可。北大图书馆藏书较丰,在高校图书馆中居于前列,北大师生是幸运的。我们要好好爱护北大的图书馆。

1992年2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