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岱年
中国古代经学，由来已久。《庄子·天下篇》述“古之道术”云：“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绅先生多能明之。《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苟子·劝学篇》云：“学恶乎始？恶乎终？日：其数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故《书》者政事之纪也；《诗》者中声之所止也；《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礼》之敬文也，乐之中和也，《诗》、《书》之博也，《春秋》之微也，在天地之间者毕矣。”这些都是关于战国时期儒家经学的论述。
汉武帝实行“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的政策，于是经学成为学术的正统。
《汉书·儒林传》说：“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于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寝盛，枝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也。”经师讲学，听众常有千百人，所讲亦常常流于繁琐。
汉代以后，经学经过多次演变，迄于情末，才逐渐丧失其正统的地位。“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儒学独尊的局面结束了。但是仍有少数人鼓吹“尊孔读经”，事实上，以经学为学术正统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诗》、《书》（《尚书》、《易》（《周易古经》）、《礼》（《礼仪》、《春秋》五经，是中国最古的文化典籍，“六经皆史也”，确有重要的历史价值。但是，到了今天，六经与我们的距离太远了。经书的一个特点是文辞古奥，不易理解。其中《尚书》的文字更是佶屈聱牙、晦涩难读。时至今日，五经只能作为专门之学、由寿家学者来研究，不能是一般知识分子的必读书了。
“五四”时期，曾有人反对读古书，甚至有人反对读中国书。这事实上是偏激之谈，是难以推行的。不读中国书，专读外国书吗？外国书是应该读的，但是中国书不可不读。作为一个中国人，尤其是作为一个中国的知识分子，对于中国的传统的精神文明应有所了解。只有对中国精神文明的基本内容有所了解，才能燃起热爱祖国的激情。世界上各先进国家莫不尊重自己的民族传统。当然也重视别的国家的文化成就。而近年一些鼓吹“全盘西化”的人们却偏偏唾弃自己的文化传统，实际上这是可悲而又可笑的！
对于本民族的文化传统，还是应该批判继承，弃其糟粕，弘扬其中的精华。
我们要想理解中国文化的精粹思想，读经不如读子。先秦诸子实为中国文化精华之所在。我认为，有十部子书，乃是中国知识分子所必读。这十部书是：《论语》、《孟子》、《老子》、《庄子》、《墨子》、《苟子》、《管子》、《韩非子》、《孙子兵法》、王充《论衡》。
这十部书中，《论语》、《老子》字数不多，可以全读；其余《孟》、《庄》等书，都宜选读。例如《孟子》的哲学思想主要集中于《告子》、《尽心》两篇，但是关于“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的言论，见于《膝文公》篇，也是必读的。《庄子》可选读《逍遥游》、《齐物论》以及《马蹄》、《秋水》等篇。《苟子》的《劝学》、《王制》、《天论》、《正名》等篇，《墨子》的《兼爱》、《非命》以及《经上》、《经下》等篇、都能益人神智。《管子》书中提出全面的治国安邦的政治学说，其中《牧民》、《形势》、《权修》、《枢言》等篇，兼重法制与道德教化，确实具有深切义蕴。韩非专讲“法、术、势”，排斥道德教育，未免陷于偏谬，但是他的议论往往“切于事情”，如《显学》、《五蠢》等篇，犀利透辟，仍然值得阅读。《孙子兵法》系千古名作，不仅适用于军事。王充《论衡》文词冗赘。但其《自然》、《物势》、《论死》、《订鬼》等篇乃是宣扬无神论一破除迷信的光辉文献，至今仍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以上仅举各家的代表作，阅读当不限于这些篇，这里不必详列。）
《汉书·艺文志》中《论语》在“六艺略”，《孟子》在“诸子略”，后来都列入“十三经”，在本质上属于子书。五经中的《周易》又分经传，其中《周易大传》（“十翼”）传说是孔子所著，事实上应是孔子再传弟子所著，本质上亦属于子书，其中精粹之语很多，是每一个中国知识分子所应理解的。《礼记》本是孔门七十子后学所著，许多篇章取自儒家子籍，亦应选读。
自16、17世纪以来，西方学术突飞猛进，但是西方学者并未诋毁西方的古代传统、许多学者仍赞扬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近代西方学术确已推陈出新，超越了传统，但是并不标榜“反传统”。超越传统是必要的，但是超越传统，必须先理解传统。正如列宁所说：“只有确切地了解人类全部发展过程所创造的文化、只有对这种文化加以改造，才能建设无产阶级的文化，没有这样的认识，我们就不能完成这项任务”。《列宁选集》第4卷第348页）中国传统文化是人类文化的一部分，作为一个中国人，能忘记自己的民族传统，甘心自卑自贱、自暴自弃吗？
近年有些人写文章论述哲学问题，从古希腊讲起，一直讲到西方近代，却只字不提中国本土的思想，好像中国是一片荒漠。这种“数典忘祖”的作风，能促进文化的发展吗？一个有良知的中国学者应不会忘记先秦诸子的精湛思想。
当然，先秦诸子距离我们也已二千年了，我们应超越他们的局限，达到新的高度。
1990年1月30日
我和北京大学图书馆
20年代末30年代初，我在大学读书的时候，常到文津街北京图书馆看英文哲学杂志，借以了解西方哲学界的消息，并阅读一些感兴趣的哲学论文。当时北京图书馆看书的人不算大多。阅览室广阔，有恬静舒适之感。嗣后我到清华大学任教，经常进清华图书馆借书。清华图书馆全部开架，任读者检阅查找，真是琳琅满架，令人惊叹中国古籍之丰、西方名著之多。
1952年清华大学文理法学院都合并到北京大学。我调任到北大，当时北大图书馆系燕京大学图书馆旧址，虽然不如清华图书馆之大，但图书亦甚丰富，兼收北大图书馆与燕京图书馆的图书，当时也允许老教师进库查书。这时因教学关系，我不看西文书了。专看中国哲学古籍，查阅自己买不到的古书。我平日喜好买书，买过很多线装书，也买过少数善本。明刻本字体优美，清代乾嘉刻本精妙可喜。但因力量有限，能买的书究竟不多，不得不常到图书馆查阅。
到北大图书馆书库阅览，然后方知未读书之多、自己家藏之书之少。广读博览还要靠图书馆。50年代末60年初，北大在东南门内北边开辟了第三阅览室，专藏旧燕京的线装书。我常到此处借书，此处的馆员服务热情，找书勤快，对教师借书帮助很大。
70年代后期，北京大学图书馆的新馆建成，规模较以前大多了，我也常来借书。有几年书库不开放，近年书库也开放了。但我年老力衰，很少上书库找书了。却常到教员阅览室看书。教员阅览室准备了常用的书籍，而且窗明几净，经常添置一些新刊书册，查阅比较方便。
明清时代曾经有许多藏书家，或建藏书楼。曾经起了保存书籍的良好作用。近代情况改变，今后很难再出现藏书家了。保存书籍的任务专赖各级图书馆。北大属高校之首，在这方面具有很大的责任。
中国古籍本已汗牛充栋，而今天治学又不应以中国古书为限，而应兼读西文著作。古今中外，可读之书，数量浩博，个人不易购置大量图书，图书馆日益成为研究学问的必要条件了。
古人有“书非借不能读”之说，也有一定道理。买得一部书之后，觉得随时可读，不必着急，因而却搁置下来。借书有一定期限，非快读不可，也就先读了。我个人也有类此的经验。总之，今日研究学问，非借重图书馆不可。北大图书馆藏书较丰，在高校图书馆中居于前列，北大师生是幸运的。我们要好好爱护北大的图书馆。
1992年2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