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寿彝
1980年11月，陈垣先生百年诞辰。12月，顾颉刚先生逝世。为了纪念这两位老先生，我读了他们的一些著作。这些著作使我深深地感动了的，是他们治学的工力，是他们认真读书的精神。在我们这一代，在治学的工力上，在读书的认真上，能赶上他们的，恐怕是不多了。就我和我同年辈的一些朋友来说，我们很少认真读历史书，也很少认真读马列的书。多年以来，我们的研究成果不多，尽管有这样那样的原因，而读书不认真至少是一个很大的原因。
顾炎武有一段话，曾给我很深的印象。他说：“尝谓今人纂辑之书，正如今人铸钱。古人采铜于山，今人则买旧钱，名之日废铜，以充铸而已。所铸之钱既已粗恶，而又将古人传世之宝，春坐剉碎散，不存于后，岂不两失之乎？”
顾炎武不是反对铸钱，而是反对把很好的旧钱改铸成很不好的新钱。我常想：我们史学界是否也存在这种情形，是否有不肯入山开矿，而乐意于把一些成品、半成品随意剪裁成文，既改变了原来的面貌而又只能制成不像样的东西？我们在写讲义、编教材的过程中，这种情形是否出现得更多？我认为，想想这个问题，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对于我们的治史工作是有益的。
历史的本身跟人们写出来的历史是有区别的。写出来的历史，包括历史的记载和经过系统整理的史书，并不等于客观历史的本身。但客观的历史一去不复返了，我们不能招之使来。我们研究历史所凭借的资料，除了古器物和各种文化遗存，主要靠写的历史。因此，我们不能不认真读书，不能不认真研究前人留下来的史学遗产。
唐代史学家刘知几以才、学、识为史家三长。才，指文才学，指学问。识，指见识。清代史学家章学诚又提出了史德，主要是指对于史事的忠实。这四者，在今天看来，对于一个历史工作者都还是必要的。我想，识和德也可以合在一起，叫作器识，它包含见识、气度和抱负；这一条对于一个优秀的历史工作者来说，是更为重要的。我们应该认真读我国史学名著，如司马迁、班固、杜佑、司马光、郑樵、马端临、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顾祖禹等人的著作，既要注意从才、学方面吸收营养，也要从器识方面吸收营养。研究中国史的，还应该读一点外国的史学名著。研究外国史的，也应该读一点中国史学名著。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是我们的理论武器，我们更应该认真地读。经典著作的分量大，读起来，难度也大，我们可以有选择地读，但必须精读。经典著作中如《资本论》、《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哲学笔记》，都是不易攻读的，但对一个历史工作者说，还要下工夫来攻读这些著作。我们要提倡读经典著作的原著。所谓原著，是指原文本的著作。如果外文不行，也要认真读译本。
五四以来，马列主义逐渐传播开来。李大钊的《史学要论》是系统地阐述历史唯物主义的第一部著作。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是运用马克思主义解释中国历史的第一部书。此后，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吕振羽，相继写出了马列主义历史书。邓初民、侯外庐写出了社会史方面的专著，侯外庐还写了多卷本的思想史。对于这些同志的著作，我们都应该认真地学习。五四以后，历史考据学也很发展，王国维、陈垣、陈寅恪、顾颉刚在考据学上的成就都超过了乾嘉时期的学者，我们应该读他们的著作，学习他们考订文献的成果。
最近，北京师范大学开设五四以来史学评议的课程。我认为开设这门课程的确是很好的，希望得到有关同志的支持，并加以推广。
我想，我们还应该认真读当前出版的新书，我们可以选择一些新书，组织读书会。每次会议，可以以一部书为中心，大家发表不同意见。说这书的好处，要确切指出它的优点，而不是一般地捧场。说它的缺点，要确切指出它的不足之处，最好能提出补充和修改的意见，而不是挑眼。同这种读书会活动并行的，有关报刊可以多组织一些书评。组织读书会和组织书评，对于推动读书的风气、交流学术意见、指导青年学生进修，都是有益的。当然，实践起来不是没困难，但我们想办法，困难是可以克服的。
长期以来，我们高校历史系在指导学生读书方面很少下工夫，多半是在课堂上灌输，要求学生们“耳食”。研究单位，似乎也不重视认真读书，不重视一个历史工作者应有的深厚的修养，而简单地重视找材料，急于进行具体的研究。
这种状况应该改变。
只要能认真读书，读一本就会得到一本的益处。读书不难，认真读书也不难，最难的是要长期坚持下去。只要能长期坚持下去，我们的史学工作是会逐渐改变面貌的。当然，读书不是治史的唯一大事。但在现在来说，这确实是第一件大事。
198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