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社科中国文化名人谈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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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7章 要认真读点书

白寿彝

1980年11月,陈垣先生百年诞辰。12月,顾颉刚先生逝世。为了纪念这两位老先生,我读了他们的一些著作。这些著作使我深深地感动了的,是他们治学的工力,是他们认真读书的精神。在我们这一代,在治学的工力上,在读书的认真上,能赶上他们的,恐怕是不多了。就我和我同年辈的一些朋友来说,我们很少认真读历史书,也很少认真读马列的书。多年以来,我们的研究成果不多,尽管有这样那样的原因,而读书不认真至少是一个很大的原因。

顾炎武有一段话,曾给我很深的印象。他说:“尝谓今人纂辑之书,正如今人铸钱。古人采铜于山,今人则买旧钱,名之日废铜,以充铸而已。所铸之钱既已粗恶,而又将古人传世之宝,春坐剉碎散,不存于后,岂不两失之乎?”

顾炎武不是反对铸钱,而是反对把很好的旧钱改铸成很不好的新钱。我常想:我们史学界是否也存在这种情形,是否有不肯入山开矿,而乐意于把一些成品、半成品随意剪裁成文,既改变了原来的面貌而又只能制成不像样的东西?我们在写讲义、编教材的过程中,这种情形是否出现得更多?我认为,想想这个问题,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对于我们的治史工作是有益的。

历史的本身跟人们写出来的历史是有区别的。写出来的历史,包括历史的记载和经过系统整理的史书,并不等于客观历史的本身。但客观的历史一去不复返了,我们不能招之使来。我们研究历史所凭借的资料,除了古器物和各种文化遗存,主要靠写的历史。因此,我们不能不认真读书,不能不认真研究前人留下来的史学遗产。

唐代史学家刘知几以才、学、识为史家三长。才,指文才学,指学问。识,指见识。清代史学家章学诚又提出了史德,主要是指对于史事的忠实。这四者,在今天看来,对于一个历史工作者都还是必要的。我想,识和德也可以合在一起,叫作器识,它包含见识、气度和抱负;这一条对于一个优秀的历史工作者来说,是更为重要的。我们应该认真读我国史学名著,如司马迁、班固、杜佑、司马光、郑樵、马端临、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顾祖禹等人的著作,既要注意从才、学方面吸收营养,也要从器识方面吸收营养。研究中国史的,还应该读一点外国的史学名著。研究外国史的,也应该读一点中国史学名著。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是我们的理论武器,我们更应该认真地读。经典著作的分量大,读起来,难度也大,我们可以有选择地读,但必须精读。经典著作中如《资本论》、《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哲学笔记》,都是不易攻读的,但对一个历史工作者说,还要下工夫来攻读这些著作。我们要提倡读经典著作的原著。所谓原著,是指原文本的著作。如果外文不行,也要认真读译本。

五四以来,马列主义逐渐传播开来。李大钊的《史学要论》是系统地阐述历史唯物主义的第一部著作。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是运用马克思主义解释中国历史的第一部书。此后,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吕振羽,相继写出了马列主义历史书。邓初民、侯外庐写出了社会史方面的专著,侯外庐还写了多卷本的思想史。对于这些同志的著作,我们都应该认真地学习。五四以后,历史考据学也很发展,王国维、陈垣、陈寅恪、顾颉刚在考据学上的成就都超过了乾嘉时期的学者,我们应该读他们的著作,学习他们考订文献的成果。

最近,北京师范大学开设五四以来史学评议的课程。我认为开设这门课程的确是很好的,希望得到有关同志的支持,并加以推广。

我想,我们还应该认真读当前出版的新书,我们可以选择一些新书,组织读书会。每次会议,可以以一部书为中心,大家发表不同意见。说这书的好处,要确切指出它的优点,而不是一般地捧场。说它的缺点,要确切指出它的不足之处,最好能提出补充和修改的意见,而不是挑眼。同这种读书会活动并行的,有关报刊可以多组织一些书评。组织读书会和组织书评,对于推动读书的风气、交流学术意见、指导青年学生进修,都是有益的。当然,实践起来不是没困难,但我们想办法,困难是可以克服的。

长期以来,我们高校历史系在指导学生读书方面很少下工夫,多半是在课堂上灌输,要求学生们“耳食”。研究单位,似乎也不重视认真读书,不重视一个历史工作者应有的深厚的修养,而简单地重视找材料,急于进行具体的研究。

这种状况应该改变。

只要能认真读书,读一本就会得到一本的益处。读书不难,认真读书也不难,最难的是要长期坚持下去。只要能长期坚持下去,我们的史学工作是会逐渐改变面貌的。当然,读书不是治史的唯一大事。但在现在来说,这确实是第一件大事。

198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