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社科中国文化名人谈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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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2章 “谈书”五则(2)

也曾作过几次的努力:“要整理!”就是现在,也正在努力整理!前几年,为了整理十万册不到的俄文书,还曾动员了不少人。但那些努力只是断断续续地,有时松时紧之感。总之是,劲头不大,没有彻底解决的办法。主要的原因是没有地方供给他们整理,即使陆续整理出来了,也没法上架。

是不是永远没法解决这个困难?不是的!应该可以解决,而且本来已经可以解决的了,而突然的阻碍横生,忽有变卦,致使可以解决的困难,又成了不可解决的。原来在北京市政规划里,文津街一带是划作北京图书馆区的,这是我亲自和北京市几位市长们谈定的。首先说定的是,北海里的肺病疗养院迁出后,即归北京图书馆使用。这个疗养院面积不小,有两百多间房子,虽不能全部解决北京图书馆的问题,但对于目前的困难,得此两百多间房子是可以解决的。

不知什么时候,据说是,经过一次市长办公会议的决定,这个疗养院的房子便划归北海公园自用了。我不知道北海公园要这两百多间房子何用。市长办公会议的决定未必便是“法律”,尽可以再议再变的。北京图书馆如能发挥更大的作用,能够更好地、更多地为科学家们服务,也便是北京市的一个光荣,其间并无矛盾之处。我希望他们能够维持原定计划才好。我国第二个五年计划,其关键性所在是科学研究的进展。而科学研究工作的进行,其基础之一是图书馆。

北京图书馆乃是中国唯一的最大的国立图书馆,必须克服一切困难,使库藏的四百多万册书都能为科学家们和其他专家们使用才好。

以上多谈了些北京图书馆的事,那是因为我对它比较熟悉,且特别有感情之故。“天下老鸦一般黑”。我们看看天下的图书馆,能够充分地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的,能够尽了为科学服务的责任的到底有几个?死气沉沉,暗无天日(指没有阳光而言)的不在少数。西安市是一个那末重要的地方,但其图书馆是何等样子呢!他们和我谈过,新书少极了,外文书更少,购书的费用少得可怜。如何能够尽其为新的大西安市的科学研究服务呢?即旧有的尘封的古书,也有许多还没有整理出来。我曾经把他们的意见反映过,不知这一年来有没有改进。

就在北京,把书堆在那里没有整理的有多少?有图书馆的单位,自己去检查一下吧。每一万册里已经编目上架,可供使用的有多少册?从科学院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开始,把束之高阁的未编目上架的书籍,全部陈列出来,群策群力地做一番彻底的整理工作吧。有书而不加整理,不给人使用,不使其发挥应有的作用,不让它们为科学研究服务,那就是把持资料、垄断学术的霸道行为。也许,这句话说得分量太重了些,主要的原因,还是为了种种的客观条件所限制,特别是,房子问题,不能全怪主持的人们没有诚意,没有计划。

有一个外省的大学的图书馆,曾经向北京大学图书馆提意见道:“两年之内,你们的图书馆如果还没有整理好,那末,我们就要来分了。”

“不激不发”。我相信,有一百万册或数十万册书还没有整理的图书馆,应该尽量发挥主动的力量,做好整理编目的工作,使之在两年之内,把那末许多不见天日的有用的图书,从箱子里,从堆在黑房的一包包一捆捆里解放出来,给想使用、十分需要使用它们的读者们阅读。

有一个督促加速整理的办法,凡新书没有整理好的,暂时停止买新书,古旧书没有整理好的,暂时停止买古旧书,外文书刊没有整理好的,暂时停止买外文书刊。等到把旧的整理好了,才能买新的。否则越积越多,何年何月才能清理完毕呢?再者旧的没有整理好,特别像古旧书之类,也没有法子再去购买,因为不知究竟已经有没有了这些书。这虽是“因噎废食”,但未尝不是一个好办法。新书、外文书待用迫切,也许不适用这个办法,但像古旧书,就完全可以用之了。

关于整理编目的方法,应该是“卑之无甚高论”,不要高谈什么式的“分类法”,只要能找到书就行。一本排架目录,比没有目录总强得多。书按整理的先后上架,目录就照此写下去。这个工作就是没有学过任何分类法的人也都可以做。然后,再写“著者索引”和“书名索引”,那便更方便读者们的检书了。

“行有余力”,然后才再从事于“分类索引”的编制。现在的整理工作,进行得十分缓慢之故,其原因之一,就是要先行分类编目,然后再分类上架。这是最笨的方法。应该学习别的国家的大图书馆的排书上架的办法。小型的图书馆当然应该分类编目,但大型的图书馆则不妨先行按大类上架,甚至全不分类即行上架,然后再编“著者”、“书目”、“分类”三个索引。

古书的分类编目,大可不必“中外统一”,那是王云五的坏方法。《史记》、《汉书》固然应该归到“历史类”去,但像占古书里分量很大的《梦溪笔谈》、《西溪丛话》、《紫桃轩杂缀》、《分甘余话》等等,应该归到哪一类去?我的想法,古书的分类,还是不要多生枝节,老老实实地照“四库”编目,先行编出,供给需要使用这些书的人应用为是。不必老在“分类法”上兜圈子,想主意,而总编不出“书目”来。

谈分书

书是要读、要用的。从前的藏书楼,像宁波范氏天一阁,只是藏书而已。

不要说外边的人,即范氏的子孙们也只许每一年在晒书时候和书见面一次。清初,钱谦益藏有奇书,常常“讳莫如深”,不肯给人知道,更不肯借给人看。但现在却大为不同了。私人的大藏书家,已经一天天地少了。即有若干小藏书家,即有些珍罕的好书,也藏不住,总得借给需要它的人使用。许许多多的大大小小的图书馆,更是彼此互通有无,谁也没有“保密”的必要和可能的了。书是天下之公物,谁也不能拥而私之。古语所谓“坐拥百城,虽南面王不易也”的“私诸个人”的时代,早已过去了。专家们的书房里,多多少少地总会有些书,那是自己使用的东西,像家具、茶杯似的,用惯了的,总不能老去借用别人的。

也可能,在其间有些光彩焕发的好书,甚至仅、仅对于他,那个专搞这一行业的专家,十分有用的书。除了他和他的徒弟们,是不必引人人为“同行、同道”

的,那末,似乎也不必要大事宣传。

在把“不见天日”的许多大图书馆里的未编目上架的书整理出来之后,一定会有许多复本。据我听知,北京图书馆就有不少部雍正的朱批谕旨,不过没有多大用处而已。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里也有不少部铅印的清代各帝御制文集,听说,也都分配到各个图书馆去了。

把复本书,把自己所不需要的或不合用的书,分配给了别的图书馆,那是“功德无量”的事,那是使“书”发挥了更大的更广泛的作用的事,那是毫无私心的光明磊落的事。我在《谈访书》一文里所说的广州图书馆把宋版《杨诚斋集》送给了北京图书馆的事,就是典型的一个好例子。

也有出了偏差的,像北京院校调整的时候,原来也预备分书的,因为争夺得太厉害,甚至有一个音乐机构,要把北京大学图书馆里所有的音乐书籍,包括许多要从整套丛书里拆散出来的本子在内,全都提了走。结果是不欢而散,一部书也没有分成。

像那样枝枝节节地“分”书,当然会发生问题。应该有一个通盘的计划,先把各地集中的初步整理好的书籍,根据中央及各地的需要,分别先后缓急,一批批地调拨出去。绝对地不应该有地方观念或“肥小公而忘记大公”的思想。

各个大图书馆的复本书或待分配的书,也应该先行编个草目,以待统一分配,不宜自作主张,先行分配出去。那是会造成}昆乱现象的。全国有多少个图书馆需要朱批谕旨或御制文集的呢?

有不少大图书馆还存在着本位主义。自己不用,也不许别人用。像一个工业学校图书馆,收藏着十分丰富而重要的关于西洋文学的图书,就是不肯调拨出去,给十分需要这些书籍的研究机构或学校使用。不明白其“道理”何在!这也是属于把持或积压研究资料的一类行为,对于我国科学研究工作的进行是有害的。

在各省、市集中了的图书,当然首先要供应各省、市的本身的需要。从前说,“宰相要用读书人”。我们现在深切地感觉到,专署的专员或县里的县长应该要用些有文化的读书人才好。每个县长,至少要了解他那个县的一切事情才是,换一句话说,他首先必须翻翻那一个县的“县志”——即那一个县的“百科全书”一一才能明白那个县的古往今来的事,那个县的地下、地上的资源,各种土特产,以至地理知识和古迹名胜之区。否则,就会做错了事,连他自己也还不知道。像绍兴市的某些负责同志,连陆放翁和绍兴的关系也还不知道,宁波市的负责文化部门的干部,连天一阁在哪里也还茫无所知(这是1950年[?】我到宁波去的事,现在当然是已经很熟悉的了)。所以我建议,各个地方的各种版本的“县志”、“府志”,或其他有关的地方文献资料,应该留在各该地方的专署、县人民委员会里或图书馆、文化馆里,作为“学习”资料的一种,而且是一部干部必须学习的读物。不过,像明刻本的或康熙刻本的“方志”,已成了“珍本”、“古本”而不切实用的东西,则仍应该集中起来,分配给其他重要的图书馆保存起来,作为参考资料。

我初步估计一下,在各省、市的集中、整理工作的进行中,_定会有大量的、有用的图书,包括不在少数的“古本”、“珍本”的图书在内,被我们发现的。这样彻底地做一番合情、合理,并且切合实际需要的调拨、分配工作,对于中国的科学研究事业的发展是会有很大的作用的。

这就是说,应“分”者,我们必须使之“分”,使之分配得“得当”。然后,书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能够使需要读它的人看得到,而不至埋没于灰尘寸重的黑漆漆的屋角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