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社科中国文化名人谈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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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章 谈读书(五则)(1)

叶圣陶

读书

似乎有点诗兴的样子,嘴里哼着“云淡风轻近午天”或者是“日暖风和二月天”这里边有诗,这里边有“仄仄平平仄仄平”,这里边有云呀风呀什么天呀的诗境,虽然不是自己的名句,总觉得至少是个懂得诗能够吟味诗的雅人。一看到“啊,没出息的狗,如果我给了你一包粪,你大概就会欢天喜地的闻了他……”情形就不同了,这固然也算是个意思,然而里边这也没有,那也没有,还成什么诗!于是连忙跑去洗眼睛,最好水里边融着一大包的碱,但是人家的确算这是诗。这就没有法子了,只好学齐抚万茂才当时对韩国钧老先生的话道,“那里管得了这许多!”

同样的情形,翻开线装书来,一阵的诘屈聱牙,一阵的心性理义中庸达道,就觉得藐躬上颇有点“先哲之教”;这就了不得了。好像偶尔坐一回二等车,颇自觉带点儿绅士的气度一样,这所以胡梁诸大家以及某某某某国文门教授国语科教员等开出学生用的书目来,总有这么一个看得出来的迹象,就是这也舍不得不要,那也舍不得不要,结果,都来一个吧,近来《京报副刊》征求人家公举十种青年必读书,十种的数目可谓不甚多了,“必读”两个字又限制得何等紧,可是有选举权的先生们总不肯放松几种线装书,一定要投举一票(虽然也有几票是书上一个人,表示难举,或竟老实宣举不出的),这里头又大可以窥见此中消息。

我们过的是现代的生活,不懂得诗不能够吟味诗未必即等于不能够生活,不懂得“先哲之教”,未必即等于不能够生活,你说要晓得一点为人的道理,处世的法门,如公民科,如童子军的训练,都可以满口应允,担任下来,“先哲之教”的必需何有哉?虽然我没有向《京报副刊》贸贸然投一票,我却觉得中间有几位先生举的《结婚的爱》这部书很不差,是青年必读的,假若我投票,必定写它上去,作十种中之一种,这因为不懂得《孟子》《苟子》并不要紧,到研究现代的哲学教育学心理学时,所得一定丰富且真确得多;而不读《结婚的爱》而结了婚,对于结婚生活没有体味的能力,那就吃了眼前的亏。

何况线装书里岂仅“先哲之教”而已?在一阵的诘屈聱牙中间,虽然臭的,仿佛有点儿香,虽然恶的,又仿佛有点儿善;古人总是不错的,写下来给我们后生小子看总有大道理,说它没意思,反显得自己的不学,于是这么伊晤一顿就混过了;又况这就颇有点传道的光荣。因此,你确要读这个,我也说要读这个,青年真交运,异味预备得这么多;所微惜者,只恐他们的胃太弱肠太细。

又况,吃河豚须得拼死,煮山菌要伴银家伙,异味往往毒的多。

顾颉刚先生发明了一个方法,他以为要显示线装书的含毒,当作翻译的工夫。他说:

旧道德的权威即伏在古书的神秘之中,越难读就越神秘,使得攻击她的人眼花缭乱,不得要领;若是翻译出来,大家知道原是这么一回事,她就要站不住了。——见《语丝》第十一期

这个是很好,你要说她是美人,须得她裸体时见的是美才相信才佩服,翻泽就是替她脱下衣裳的办法,衣裳脱下了,佝背凸腹天花瘢肉疙疽都显露出来了,任你利口,还能说这是美人么;可是,这不免复兴那“古今文之争”,我们做了翻译的工夫,他说这是“新今文”,是非圣的,是叛道的,这就大有给他强嘴的机会了,所以这方法未必有全效。

鄙人也想了个法子,姑且写在这里,药房里或是化学室里,对含毒的药品往往特地标明,意思是恐有拿错误吃,闹出什么乱子来。窃取其意,以为对于含毒的书应在封面上大字特书“内含毒质,读者当心”,读者大概是有眼睛的,又大概是识字的,这八个子又是“民平千字文”里边载着的,一定不至于有弄不清楚的意外。这就颇含点“救救孩子”的微旨;其功德定不在花了钱在报上大刊其《太上感应篇》《文昌帝君丹桂籍》之下。但是,这个方法也有点行不通,旧版本是向来不刊这八个字的;而大书馆小书坊等虽然颇有翻印旧书的倾向,若刊上这八个字,不是与发明“此地无银二十两”这名句的这位先生同等的傻么?多财善贾的侩先生哪里有这样想不通的?这是一层,毒药瓶只须摆在药房里同试验室里,只消由药剂师化学师们去弄,没有家家的小孩子各拿着一两瓶在手里玩的,我们认顾颉刚先生之类是药剂师化学师,他们自己弄惯了药的,难道还不会在药瓶上做个标记,却待我们来代他们做么?至于小孩子以及其他的人,只要不是药剂师化学师,本来就不必同毒药接近,又何须为他们特地在一一毒药瓶上做标记?这是又一层。

而现在的情形又非所语于此。先生们非特不肯做做傻子,书馆里不肯印,就自已提起大笔一一替他们题这八个大字;更因自己吸惯了鸦片,就生吞三钱还是个活烟鬼,便以为毒药是非吃不可的,于是一瓶瓶封着当施药送,这有什么法子呢!

我见前面一片黑。

从焚书到读书

人类具是奇怪的动物,有所谓“智慧”,以有智慧故,从最初劳动或惊骇时所发的呼声,进化而为互通情意的语言,由语言而造出文字,用文字记载事物,产生“书”这一类东西。

书,又是奇怪的东西:说它可爱呢,书确然把人类过去从奋斗中得来的经验和理论告诉后来的人,给后来人指出努力的方向。说它可恶呢,自从书把经验和理论告诉了后来人,就使阶级化了的人类社会常常感到不安。

在可恶这一点上,两千一百多年前聪明的秦始皇已经感觉到了,他就采取激烈手段,索性把藏在民间的书统统付之一炬。这个手段究竟太激烈了,不久就有不读书的刘项二人起来把妄想传之万世的秦朝打倒。后来的皇帝更加聪明,他们知道既然有了“书”这件东西,要根本毁灭它是不可能的,与其“焚”,不如索性让人家“读”,不过“读”要有一定的范围,一定的办法,于是找出几种有利于当时社会的支配阶级的理论的书,定名为“圣经贤传”,其他诸子百家就是“异端邪说”,都在“罢黜”之列,此外还定下个“使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的科举制度。一般人读了圣经贤传,不难在科举制度下名利双收;要是读异端邪说的书,就是“非圣无法”,可以使你身首异处。那时奖励青年们读书有四句口号道:“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

现在科举制度早已废止了,但是科举的精神依旧存在,政府的煌煌明令,学者名流的谆淳告诫,都说“青年应该读书”。读什么书呢?他们没有说,大概是因为有所谓“标准”在,不用细说了。合乎标准的,读了有文凭可拿,有资格可得。不合乎标准的,就等于从前所谓诸子百家,是异端邪说,教师不敢介绍,书店也不敢刊行,青年们更少有读到的机会了。不过社会究竟在进步,口号和以前不同了:“非圣无法”现在简称为“反动”,“……唯有读书高”现在变而为“读书救国”了。

从“焚书”到“读书”,方法和口号尽管在变换,精神却是一贯的,我们不知道叫学生埋头读书的学者名流有否想到这一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