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02年暑假快要结束时，华章经管的总编辑韩焱打来电话，说有本书特别适合我译。当时，我刚刚编辑整理完我的一本作品集《上帝的木偶》，并且准备履行中信出版社委托翻译的迈克尔·波特的《竞争论》的合同。韩焱是多年前认识的老朋友，她说我们到星巴克喝咖啡去，顺便谈谈合作事宜，我就答应了。在那个炎热的下午，我从星巴克出来后又参观了位于百万庄南街一号的机械工业出版社，在回家的时候带回了好几本书，其中就有《公司萨满》英文原著。
回家后的第三天，当我开始阅读这本书时，猛地感到它不同于我以往读到过的任何一本书。该书不但文字优美，故事引人入胜，而且书中的道理令人折服，对商界人士具有很大的启迪作用。我坚信，在新的世纪，剑拔弩张的竞争，以及过度的夸张和渲染，往往会弄巧成拙，使事情适得其反。相反，有意义的结果一般是通过人们心理上的互相影响来实现的。为此，我决定放弃迈克尔·波特的《竞争论》，接受华章的委托。竞争推动了人类文明的发展，同时也造成了精神分裂，所以比起《竞争论》来，一本讲述医治的书可能更值得翻译。
最近五年来，几百万字的翻译实践让我深深体会到了翻译的艰难和乐趣。我对翻译的理解也越来越具体。在以往，看到人们在谈论翻译时，都爱引用严复的“信、达、雅”说。译界任何一个门外汉大概也就到此为止。其实，按照纽马克（Peter Newmark）的观点，翻译有四个层次：首先它是一门科学；其次，它是一种技巧；第三，它是艺术；第四，它反映了译者的品位。可惜的是，目前相当多的翻译作品连第一个层次都没有达到。因为科学性首先要求对翻译对象的事实有充分的把握，要求具有比较广博的知识面；倘若原作者犯有常识性的错误，译者也要能指出并改正。这一点，往往需要来自出版社方面的合作，大的出版社一般做得比较好。1999年我主译《牛津商业英语词典》时，发现了英文原文的一百多处错误，我传真给牛津大学出版社，对方经核实后采纳了我们的修改建议，我在译者序里提到这一节，编辑照登不误。真正的学术研究就应该这样坦诚，这样自信。
第二个层次，是技巧性问题，它要求恰到好处的语言和可以接受的用法。目前的问题是翻译腔泛滥，连国内学者写的东西都语焉不详（甚至政府的某些文件都被污染了）。
第三个层次是艺术层次，它将好的作品和不怎么好的作品区分了开来。这需要调动译家的直觉，他的创造性，有时还需要灵感的惠顾。
最后就是品位问题。在这一点上，我们无法争论，只能采取喜爱或不喜爱的立场。说到底，各种值得称道的译本反映了译家个人审美取向方面的差异。
我曾经羡慕这样的人生，他出生时先于他出生者会因为他的出生而满怀欣喜，而他的大哭也因此格外嘹亮雄壮。当他死亡时，他亲近的人的悲伤也是明白无误。在这中间，他的人生应当波澜壮阔，喜时喜不自胜，怒时雷霆万钧，悲时痛不欲生，爱到旁若无人。可是，有谁领略过如此完美的人生呢？绝大多数人的生活是尴尬的，平庸和忧郁的，而且危机四伏。
然而，艺术创作可以给我们生活以外的补偿。在某种程度上，翻译也具有这样的性质。我不知道我的译文达到了怎样的层次和境界，我惟一清楚的是，我还在努力，而且在翻译过程中，我获得了某种医治——无论现实生活多么烦躁，一旦开始翻译我就获得了内心的宁静。就像一个长期出门在外，钱包空空而又步履沉重的游客，只有家的温馨才能让他恢复旅途的劳顿。而我的家就是翻译。
有时，现世或尘世（middle world）中的我们，需要游历于上界（upper world）或下界（lower world），才能保持精神的平衡，恢复元气。
最后，本书的翻译得到了我所开设的《国际营销战略》课程班里的黄芃杨柳两位研究生的帮助，在此谨向她们表示感谢。另外，说明一点，由于某种原因，版权已发生了转移。感谢华夏出版社王一方和于泽俊两位副总编辑慧眼识珠，买下了版权。感谢华夏出版社经济室主任陈小兰博士、责任编辑李欣利先生和机械工业出版社的高级编辑王颖小姐，她们的斡旋使得本书得以顺利出版。
俞利军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
2003年7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