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我，年轻时便被赐予肉中刺。若非如此，早已平庸一生。
克尔凯郭尔
克尔凯郭尔把黑格尔和古希腊的《会饮篇》换成了约伯的愤慨之言。但这里须作一重要说明：尽管这经历了漫长艰难的内心斗争，克尔凯郭尔确实憎恨黑格尔，并学会了鄙夷他；但他从未能坚决地摆脱古希腊的《会饮篇》及其核心人物苏格拉底，即使在他内心诸力量斗争最尖锐时，即当他著述诸书——《恐惧和颤栗》、《重复》、《恐惧概念》——时，亦是如此。他甚至未抨击斯宾诺莎，显然，（也许受施莱尔马赫尔的影响）对之顶礼膜拜，五体投地。似乎，他认为有必要留着斯宾诺莎，像留着苏格拉底那样，以备不虞：万一亚伯拉罕和约伯以及介绍他认识这两个人的那本书辜负对他们的期望的话。会那样吗？
现代人会摒弃苏格拉底而从亚伯拉罕和约伯那里获取真理吗？人们对此一般笃信不疑，而喜欢问：如何调和苏格拉底、古希腊《会饮篇》的真理和亚伯拉罕、约伯的真理？早在《圣经》传入欧洲各国之前，这个问题已由亚力山大的斐洛提出过。他是这样解答的：《圣经》不仅同古希腊哲学无矛盾，而且古希腊哲人所教诲的一切都取自《圣经》。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只是亚伯拉罕、约伯、圣诗歌者和先知（那时尚无圣徒）的学生而已。
斐洛本人既非大哲学家，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人。他有教养，有文化，虔信宗教，忠诚于祖先犹太教的信仰。但历史能利用才气平庸甚至鼠辈小人为实现自己的伟大思想服务，如果需要的话。斐洛关于《圣经》和古希腊智慧关系的思想注定要起巨大的历史作用。在斐洛之后，没人敢正视《圣经》，人人都竭力把它看成古希腊智慧的独特反映。在黑格尔的《宗教哲学》中，我们看到：“宗教在哲学中得到思维意识的证明。思维是绝对的法官，在它面前（宗教的）内容应证明、解释自己。”早在黑格尔之前两千年，斐洛也正是这样认为的。他没有“调和”《圣经》和古希腊智慧，而是用后者来证明前者。当然，他也只能如此；怎样才能得到证明和解释，他就怎样“诠释”《圣经》。同一个黑格尔，在《逻辑学》一书中描写思维本质时说：“当我思维并不掺杂任何主观特性时，就能深入事物本质；当我加入某些自己的东西时，思维就很糟糕。”当斐洛沿袭古希腊哲人解释《圣经》时，他就力图使圣经故事的作者们甚至圣经故事所围绕的那个人摆脱一切主观特性。在这个意义上，斐洛和黑格尔才智相当。斐洛师承古希腊哲学家，坚信不仅多神教的神祗而且《圣经》中的上帝都位居真理之下，思维的人只有彻底地忘我和深入本质才能发现真理。苏格拉底之后，人们不能也不应思维。历史赋予斐洛的使命是向人们证明《圣经》同我们的自然思维毫不矛盾，也不能矛盾。
克尔凯郭尔在他的著作和日记中都未提到过斐洛。但应认为，如果他提到斐洛的话，他会称之为犹大的鼻祖的。这才是最初的、不逊色于犹大的叛变：这是真真实实，尽人皆知的。斐洛先把《圣经》吹得天花乱坠，随后又贬之于古希腊哲学（即自然思维和智慧）之下。克尔凯郭尔只字不提斐洛。他迁怒于黑格尔正是因为黑格尔是（近代的）
“客观思维”的先知。这个思维摆脱人的主观特性，把“事物”看成真理并在事物中寻求真理。但他毕竟仍维护苏格拉底，原宥他，再重复一遍，似乎无意识地保护自己，万一亚伯拉罕和约伯不能使他摆脱困境的话。甚至当他以威严的《非此即彼》面对安居乐业的凡人和已婚牧师时（大概，尤其在这种时候），他把苏格拉底隐藏在自己也看不见的内心深处。他号召荒谬和悖论，但仍紧紧抓住苏格拉底不放。
这看起来可能并不是那么“不可容忍”，如果我们记得他求助于亚伯拉罕和约伯是出于何种需要的话。他在日记中多次重复说。在他身上所发生的事情不能用具体的词说出来，他甚至庄重地禁止别人问及此事。但在自己的作品中，他又不得不加以叙述——当然，不是由自己，而是由各种虚构的人物，但他毕竟是谈到了此事。在《重复》中他说，别人认为是区区小事，对他则具有世界意义。在《人生道路各阶段》一书中他写道：“我的痛苦是很枯燥无味的。这我自己也知道。”在下一页上，他又重复说：“他不仅默默地忍受痛苦，而且痛苦是枯燥无味的。如果不是这么枯燥，可能会有人动恻隐之情。”还有：“他为琐碎小事感到极端痛苦。”这个枯燥无味的痛苦为何许物也？对此他明确地回答说：“他感到不能做众人皆能做的事：做丈夫’。在此书中，他还表白说：“母腹中的十个月足以使我成为老人。”这种表白在他所有的书和日记中俯拾皆是，举不胜举。我引一段他一八六四年的日记。这里他违背了他的誓约，还是用“具体的词”说出了他身上所发生的事情。“我是真正不幸的人，自幼禁锢于某个会令人发疯的痛苦之中，这与我的灵魂和肉体之间不正常的关系有密切联系……我就此间过医生，他是否认为能治愈这种反常关系使我能做大家都能做的事。他表示怀疑。于是，我又问他，他是否认为人的精神及其意志能对此有所改变。他对此也表示怀疑。他甚至劝我不要试图集中精力，因为这可能毁掉一切。从此我的命运已定。我把这个反常关系（无疑，它能使大多数懂得其痛苦、恐惧的人自杀）看作上帝赋予我的肉中刺、终极或十字架，看作上帝给我同代人绝无仅有的精神力量的巨大代价。”他还写道：“至于我，年轻时便被赐予了肉中刺。若非如此，早已平庸一生了。”克尔凯郭尔话中最有深度和撼人心肺的词语就是“肉中刺”，它的意思只能在上述日记的片断表白中才能被理解，同样，只有在这些表白中，克尔凯郭尔的下述论断也才能被理解：罪是“自由的昏厥”，与罪对立的概念不是美德，而是信仰。在《重复》中，对自由有这样的描写：“我不能像拥抱现实存在的人那样拥抱一个姑娘，我只能轻轻地触摸她，像靠近幻影一样走近她。”不仅丽琪娜·奥尔森，而且整个世界对克尔凯郭尔都成了幻影和幽灵。他无法使信仰“移动”，尽管他在自己的著作和日记中一再重复说，这个移动可以使整个世界和丽琪娜·奥尔森重返现实。那别人能行吗？克尔凯郭尔未曾询问。小说《重复》的大部分和《人生道路各阶段》那个称之为“罪非罪”的部分似乎是用完全不同的格调写就的。失恋故事在那里不是这么“简单”，这么“枯燥”。克尔凯郭尔当然是正确的：如果他如实叙述自己的事情，谁会“同情他”，谁会对他感兴趣？因此，类似我上面引述的自白虽为数不少，但都渗透在故事之中，主题则归纳为主人公应该抛弃未婚妻，因为她对于他不是“情人”，而是“诗神”。这显然不很枯燥、可笑。但克尔凯郭尔却宁可让他的未婚妻和所有的人都把他视为荒淫无耻之徒，也不愿让他们了解他的秘密。但他仍迫切希望在叙述中留下自己真实感受的痕迹。“我期待暴风雨和重复。哦，来一场暴风雨吧！它将带来什么？它将使我能做一个男人。”为此，他求教于亚伯拉罕和约伯，求教于《圣经》。他痛恨黑格尔和整个思辨哲学，因为该哲学体系不能解决他的问题。当他说他对所有人隐瞒了自己的耻辱和不幸只是因为他注定不能理解伟大的人物（即黑格尔）时，这丝毫不表示他无法掌握黑格尔抽象复杂的哲学体系。克尔凯郭尔并不惧怕这些困难。从青年时代起他就拜读哲学著作，研习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原著，对微妙复杂的论证分析自如。
他所说的“不理解”表示完全不同的意思：“太理解”——太理解黑格尔的哲学体系把他的问题化为乌有。它能解释克尔凯郭尔的事情，就像它能解释苏格拉底的事情、三十年战争和其他或大或小的历史事件一样，然后要求人们满足于它的解释，不复提问——克尔凯郭尔对黑格尔（亦即对思辨哲学）不理解的正是这个要求。他之所以不理解是因为他认为：他实际上应顺从这个要求，黑格尔若是他的话会完全满足于思辨哲学提供的东西，但是他，克尔凯郭尔，太微不足道，精神太贫乏，不能企及黑格尔的思想。因此，他谈到不理解黑格尔犹如谈到耻辱和不幸。他本应提到柏拉图的（理性的仇敌）并对自己说，在他身上神圣哲学的威胁已经兑现，不满足于以理性解释光辉的人就是理性的仇敌，而理性的仇敌注定难逃厄运。但克尔凯郭尔几乎从不提及柏拉图的遗训，似乎在竭力忘却第一个向人们揭示理性意义和价值的不是黑格尔，而是柏拉图。他甚至对亚里士多德亦回避三分。尽管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与苏格拉底联系甚密，但苏格拉底是需要保护的。大概，克尔凯郭尔曾多次扪心自问：最智慧的人之一苏格拉底会如何行事？须知，苏格拉底无法求助约伯或亚伯拉罕。是的，即使他能，他也不会去求助的。爱比克泰德会毫不迟疑地对我们说，甚至俄狄浦斯和普里阿墨斯的忧愁也不会使苏格拉底惊慌失措。他不会怨天尤人，也不会哭泣诅咒，而会像在监狱中对克里同那样说：“噢，尊敬的克里同，只要上帝愿意，就顺其自然吧！”黑格尔的理性也殊途同归，他的所有“解释”如同爱比克泰德对苏格拉底和俄狄浦斯的看法一样：现实是理性的，抗拒现实是不行的，也不可能的。可以推测（而下面的叙述也将证实这个推测），克尔凯郭尔可能不会对黑格尔如此憎恨和鄙视的，若黑格尔的生活现实同苏格拉底一样的话，亦即，若黑格尔穷愁潦倒，遭受各种迫害并最终为忠实于理想饮鸩而死。若这样，他就不会认为黑格尔的哲学是供奥林匹斯诸神取乐的无稽之谈，而是真正的事业；他就会称之为存在哲学，而奉黑格尔为“真理的证人”。但黑格尔却宣称现实是理性的，即现实是它所应当的那样，根本不需成为另外一种样子，这仅仅是因为他顺利地绕过了使其他众多人丧生的暗礁：这种哲学的代价多大啊！后来，在临死前，克尔凯郭尔抨击了蒙斯特主教。蒙斯特像黑格尔一样真诚地认为他的命运和自己创造的现实是理性的。他连续多年执掌丹麦基督教会，但这并未妨碍他发财、结婚和受人尊崇。他的基督教不同理性冲突，它“简明易懂”，“合乎愿望”，因为黑格尔的“现实是理性的”意为现实是易解的，因而是合适的，是可能甚至不可能中最好的，他年迈而死，深信自己像虔诚的基督徒那样度过了自己的一生。他的女婿、哲学教授马尔坦森（忠实的黑格尔门徒）代表其学生、好友——也是笃信基督教和知识渊博的人士——致悼词说：死者是“真理的证人”。在蒙斯特生前，克尔凯郭尔并未抨击他。蒙斯特是克尔凯郭尔父亲的忏悔牧师。克尔凯郭尔极崇敬、怀念父亲。蒙斯特看着克尔凯郭尔长大，并被克尔凯郭尔一家奉为美德的典范。克尔凯郭尔受的是蒙斯特的传教教育，他一直聆听蒙斯特的传教，但在他心灵里却愈益积聚了对蒙斯特时运亨通的基督教的反感。蒙斯特像生前那样安详地死去，不仅未向上帝忏悔，而且巧妙地迷惑了所有了解他的人并留下了“真理的证人”的清名，克尔凯郭尔对此感到十分恶心，以其著作特有的激昂在蒙斯特主教的殡仪上措辞尖利地抗议马尔坦森的发言。克尔凯郭尔留在此世不会太久，这他自己也很清楚。虽然他行将就木，仍愤怒地抨击了死去的敌人。他能不这样做吗？
在我们屡次摘引的《重复》一书中，主人公在谈到自己的命运时这样说道：“欲剥夺我荣誉和自豪——且又那样莫名其妙——的力量是什么？难道我不受法律保护？”而在《人生道路各阶段》中，克尔凯郭尔似乎又解释了这个问题：“福斯塔夫问，什么是荣誉？它能代足吗？不能。它能代手吗？也不能。可见，荣誉是想象，是华丽词藻，是花花招牌……可见，这是虚假的。诚然，如果你想有荣誉，荣誉却不能给你什么，但若失去了它，它则会做出相反的事：会使你身败名裂，放逐到比西伯利亚更可怕的流放地，既然它能这样，显然它不是想象。
若在战场上看到死人，在医院看到伤员，但在他们中间却看不到像被荣誉迫害得体无完肤的人。”毫无疑问，克尔凯郭尔在“证实真理”，尽管不是马尔坦森意义上蒙斯特的证实真理。换言之，克尔凯郭尔坦率地在谈自己的情况。他失去了法律的保护，毁誉像麻风病一样缠身。无怪乎在《人生道路各阶段》中，他写下了撼人肺腑的《麻风病人的回忆灵》。他同马尔坦森或蒙斯特会有共同语言吗？永恒而可怕的《非此即彼》毫不留情地降临在他身上，这不很显然吗？或者黑格尔、蒙斯特、马尔坦森、幸运的基督教和那些维护他们现实的法律，或者破坏旧法律的新“法律”（也许，不是法律，而是某种根本不像法律的东西）将打倒真理的假证人并恢复受镇压的克尔凯郭尔的权利。诚然，“荣誉”不能使人再生手足，但它能断人手足，焚人心灵。克尔凯郭尔从哪里得知真理？他对我们说，除了基督教，无人可与苏格拉底并驾齐驱。但苏格拉底在基督教中不仍旧是真理的唯一源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