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伯拉罕跨越了伦理的界线……要么伦理不是终极，要么亚伯拉罕完蛋。
克尔凯郭尔
克尔凯郭尔讲述说：“早在年轻时，我就生活在一个矛盾中：别人认为我禀赋超群，但我深知自己毫无用处。”谁是正确的呢？是认为克尔凯郭尔禀赋超群的人还是自以为毫无用处的他？在谈论克尔凯郭尔时能提这样的问题吗？他自己说过：“我只能从宗教上，在上帝面前理解我自己。但在我和人们之间横隔着一堵不理解的墙。我与他们无共同语言。”确实，如何使克尔凯郭尔的要求和“大家”的需求统一起来？“大家”认为他禀赋超群，而他却认为毫无用处，大家认为他为小事而痛苦不安，而他却说痛苦是世界历史事件。他确信“大家”从不承认他的痛苦值得丝毫注意，这使他不能把自己的秘密公诸于人，使他痛苦至极，忍无可忍。哪里有能评判克尔凯郭尔和“大家”
或“大众”是非的法院呢？有这样的法院吗？乍看起来，这里似乎什么问题也没有。十分明显，无论这有多么困难，个别人应准备服从大众，并在与大众一致中寻求自己存在的价值。再者，最主要的是，痛苦、恐惧这些词对真理代表人物有多大比重，它们将由克尔凯郭尔还是约伯或亚伯拉罕说出？约伯说，如果衡量我的悲伤和痛苦，它们比一粒海沙还重。甚至克尔凯郭尔也不敢重复约伯的这些话。苏格拉底如果听到这番话会说些什么呢？“思维的”人能否如此说呢？然而，克尔凯郭尔摆脱著名哲学家黑格尔投在“特殊思想家”约伯的麾下，仅仅是因为约伯敢于这样说。用克尔凯郭尔的话说，约伯也“脱离了大众”，他和其他人也无共同语言。约伯所经受的恐惧使人丧失理智，而“人的怯懦不能承受死亡和疯狂对生活的作用”。克尔凯郭尔一再重申，大部分人甚至想不到生活中隐藏着恐惧。但克尔凯郭尔对吗？约伯对吗？疯狂和死亡“仅仅”是一切的终结，这难道不是无可争辩、十分明显的真理吗？这就像约伯以及整个人类的痛苦和忧伤在任何天平上都不能重于一粒海沙一样无可争辩和明显。这样，“大家”，既不知道也不想知道何为生活恐惧的人处于比经受这些恐惧的人更有利地领悟真理的环境？
我们面临克尔凯郭尔的基本问题是：真理在谁一边，是在“大家”及其“怯懦”的一边，还是在敢于正视疯狂和死亡的人一边？就是因此，也仅仅是因此，他摒弃黑格尔转向约伯，这一点也就是存在哲学不同于思辨哲学的地方。离开黑格尔意味着否定理性和义无返顾地走向荒谬。但是，正如我们下面将看到的那样，通向荒谬的道路被“伦理”切断了，只好连理性带伦理一起抛弃。克尔凯郭尔在日记中说过，想理解存在哲学的人应理解“摆脱伦理”的意义。只要“伦理”仍是拦路虎，就不能到达荒谬。确实，现在需要说：不搬开“伦理”，我们就到达不了荒谬，但这并不意味着“伦理”是存在哲学所需克服的唯一障碍。最困难的还在前面。我们已知，伦理和理性是同根孪生，必然是应该的同胞姐妹。当宙斯被必然所迫把人的权利限制在其肉体和世界之上时，作为补偿他决定给人某种“神最好的东西”，这就是“伦理”。
神袛只有一种方法使自己和人免遭必然的迫害：应该。摆脱了伦理，抛弃了多神教神祗惠赐，人就与必然迎面相对。这里别无选择：必须与之作最后的、你死我活的斗争，而这种斗争连神祗都不愿参与，其结果谁都无法预卜。或者确切地说，由于我们想预卜，只得说不可能有两种意见。与必然和神祗不能抗争，最伟大的智者对必然都退避三舍：不仅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而且苏格拉底也承认不能抗争，因为不可能胜利的斗争是毫无意义的。显然，也不应抗争。如果有谁以前未看到，那他现在就会看到理性和伦理的交界处：理性一看到必然，刚宣布“不可能”时，伦理就立刻指令“你应该”。那些同受尽折磨、粪便沾身的约伯交谈的朋友们像古希腊哲学家一样知识渊博。如果把他们的长篇大论公式化，可归结为苏格拉底平时所说的，或，若相信爱比克泰德的话，为宙斯对克律西波斯所说的：既然不能克服，当然，凡人和神祗都一样，就应接受。相反，若把约伯对朋友们的回答加以概括的话，那么世上没有力量能使之承认已发生的事情为应该的和最终的，换言之，不仅必然的“权利”，而且“权力”都值得怀疑。必然真有权力支配人和世界的命运吗？这是显然的真理还是鬼魅伎俩？人是怎样接受并服从这个权力的？进而：人们与一切生活中重要的、需要的和珍贵的东西联系的伦理如何会说出“你应该”而保护无理性、令人厌恶且愚钝不堪的必然的呢？当人确信，必然不满足它拥有的外部强迫手段，又设法将人的“良心”诱惑到自己的一边并迫使它为自己的罪恶勾当编奏凯歌时，如何能不绝望呢？
这也是克尔凯郭尔离开黑格尔和思辨哲学转向“特殊思想家”约伯的原因。克尔凯郭尔写道：约伯证实了“自己世界观的广度，他把这样做的坚定性同伦理的诡计和攻击对立起来”。让约伯的朋友们对他丧心病狂地“狂吠”吧，克尔凯郭尔继续说，让那些朋友们以及各时代、各民族最英明的人狂吠吧，他们企图使他相信，要求他愉快服从命运的“伦理”是正确的。在约伯看来，伦理的“你应该”毫无意义，而朋友们攻击他的“形而上学的安慰”乃一派胡言而已。这不是因为他的朋友们不够聪明、博学，不是的，他们掌握了人类的全部智慧，他们能用任何古希腊的谵语来美化自己。斐洛在引用他们的话时能毫不费力地证明古希腊伟人是从《圣经》中汲取了智慧，不是从先知和圣诗歌者那里，而是从约伯朋友的言谈中：伦理（应该）用必然掩饰自己——不应去想做不到的事。正是：如果理性能明确界定可能与不可能，那么美化伦理并依赖伦理的理性就得到“in saecula saecularum”（永远无穷）的保证，约伯朋友们的智慧就像古希腊智慧一样神圣。如果！？然而问题在于：何为必然？它的权力以何为基础？为什么凡人和神祗像着了它的魔似地不敢或不会摆脱其控制？再重复一下已提过的问题：由最聪明的人发明的伦理如何会保护、支持这个权力的？在伦理法庭上正确的不是约伯，而是他的朋友们：事实上理智的人不可能指望和要求为自己修改世界上的法律！而约伯正是这样做的：他不想、不“指望”，也不会要求。对他的朋友们他只有一个回答：你们是枯燥无味的安慰者。克尔凯郭尔则重复约伯的话，为其舍弃了黑格尔，摆脱了伦理，拒绝了理性和人类历史上一切依靠理性取得的成果。对导师们至今仍谆谆教诲的思想他似乎已忘却，茫然地、不是用语词，而是我们用耳朵难以分辨的声音，甚至不是回答，而是用不自然的声音喊道：“何为剥夺我的荣誉和自豪——且又那样莫名其妙——的力量。”似乎他的喊声蕴含着某种力量，似乎他在等待；他的喊声，奇大的嗓门，将震塌四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