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面，尽管克尔凯郭尔做了一系列说明，但他完全回到了关于始祖堕落的圣经故事上了。天才，最伟大的天才，在他面前人们顶礼膜拜，被奉为人类救星，英名流芳千古。正因为他是天才，正因为他洞察存在的终极根源，他是“最大的罪人，尤其是罪人”。苏格拉底在向世界揭示迄今仍作为认识可能的客观条件的“普遍和必然的真理”时，重复了亚当的罪——把手伸向了禁树——因此，即使他具有巨大的历史意义和盛誉，仍是堕落的人，仍是罪人。再冒昧地补充一下，尽管在永恒的书上谈到，那个罪人也许在天上比几十个遵守教规的人更受欢迎，而且这样的叙述使我们不安，但他毕竟是罪人。他尝到了认识的果实，于是空泛的虚无变成了必然，像墨杜萨的头一样，能使任何瞧它一眼的人石化。他甚至不怀疑所做事情的意义，就像我们的始祖在接过夏娃手中的诱人果实时一样毫无疑窦。
在诱惑者的诅咒“eriris sicut：dei scientes bonum et malum将像上帝一样知道善和恶“中隐藏着虚无不可战胜的力量，它宰割了人十分自由的意志。
顺便说一下，克尔凯郭尔确实说过，亚当未犯罪时，不能懂得上帝禁止他尝知善恶树果实的旨意，因为他还不知道何为善与恶。
但有必要和可能“懂得”它们吗？我们接受它们，我们知道，善即是善，恶即是恶。但《圣经》中提到的另一个可能是我们，即我们的“懂得”永远不知的。不是亚当“不知道”善恶之差别，而是这种差别不存在。只要亚当还侍奉上帝，对他和上帝来说就不存在恶。
世界上的一切都是至善。蛇对人许诺说，只要吃了知识树的果实，就能像知善恶之别的上帝一样。但蛇再次欺骗了他，人不能同上帝比拟，上帝没有认知，尤其是对善恶的认知，即堕落的人，被虚无叛徒魔力迷惑的人，至今仍视为自己最高品质的那种认知。苏格拉底，这个最智慧的、最天才的人，是最大的罪人，他不是他自以为那样的自由的苏格拉底，他是着了魔的、被束缚住的苏格拉底。对虚无诱惑的恐惧使他丧失了意志。而且他甚至不认为自己的意志已丧失殆尽。他确信他的意志是自由的，指导意志的理性是他以及每个人身上最美好的。他相信“eriris sicut dei scientes bonum et malum”（将像上帝一样知道善和恶）的许诺已实现，他变成和上帝一样，因为他“知道”。克尔凯郭尔所举的使徒保罗的话的意义就在这里：一切非信仰的东西皆为罪。最深重的罪是我们理性极为执着追求的认知。因此，克尔凯郭尔追求荒谬并抵制伦理的引诱。理性以及对必然真理的渴求（再重复一遍），“conct～piscentia invincibilis”（无法实现的贪欲），善以及坚决的要求是禁树给人们的果实。这些果实使人软弱无能，不能把无能看成不幸，且失去与之斗争的意念。他变成了顺从的骑士，视顺从为功绩和美德，而把认知和真理等同。他失去自由，但又不为此而恐惧，并认为应该如此，自由不存在也不能存在，世界被迫由存在“法则”支撑，他把这些法则和真理等同，而其总和则构成他的道德。他认为自己的使命是认识存在法则和在生活中实现道德规范：“facienti quod in se est deus non deneyetgratiam”（上帝不会不恩赐尽力而为的人）。尽管这很荒诞不经，但在克尔凯郭尔蓬勃如涌的思维中始终表现出某种思辨哲学对罪理解的倾向。
因此他说，纯真的亚当尚不知善恶有别。这时，需要重新询问：约伯和他的呐喊，亚伯拉罕和可怕的牺牲，使徒保罗及其“非信仰即罪”的断言与此有何相干？这与荒谬又有何相干？荒谬之所以是荒谬，是因为它想摆脱所有的“法则”，不与“法则”妥协，而是与之斗争。克尔凯郭尔对我们说：“信仰开始于思维结束时”。他又说：“信仰是悖论，因为它，个别的人重于大家……或者个别的人同绝对是绝对关系”。这不是突发奇想，克尔凯郭尔认为，信仰是存在哲学的“cmditio si‘ne qua non”（必须条件）。但是，如果是这样，那么能在我们进入信仰同罪斗争的领域里寻找“法则”吗？罪是对法则的违反吗？即，罪是过错吗？需要再说一遍，克尔凯郭尔始终准备用过错的概念来偷换罪的概念。其实，如果我们知道多神教对罪的理解不同于《圣经》对罪的理解，那么首先应该说，对多神教来说，过错的概念完全消失并由罪的概念代替时，对《圣经》来说，这些概念不是对立的，而是毫不相干的，俄语有一句很好的谚语：对上帝无罪，对皇帝无过错。同克尔凯郭尔相反，如上所述，正是在多神教中罪永远以恶意为前提并因而净化，即净化是柏拉图所说的，构成哲学的本质。“苏格拉底曾对费顿说：”谁不懂哲学，死时未得到净化，谁就不能同神沟通“。苏格拉底的这句话表达了最宝贵的思想。另一方面，我们在《国家》中看到：“上帝从不抛弃力求公正、乐善好施的人”（613，a）。与此相应，先知以赛亚在第五十三章中描写了一个承受人世所有罪恶的少年，谈到了基督教看到耶稣诞生和使命。这一章对多神教不能不说是极大的诱惑，也是对多神教的理性和良心的坚决挑战。嫁罪于人是不可能的，最终也是不明智的。以赛亚的其他话对多神教也是很大的挑战和诱惑。使徒保罗曾在信中把下面的话作为神奇的勇敢之范倒加以引用：“我出现于不寻找我的人面前，我回答不问我的人。”人类理性明确地看到并承认不可能嫁罪于人，遵循理性的良知确信不疑地声称，嫁罪（过错）于人是不道德的。这里比任何时候都有必要提一下克尔凯郭尔的荒谬，或确切地说，克尔凯郭尔加以简括的德尔图良的原话：“credo qui absurdum”（之所以信仰是因为荒谬）。在德尔图良的《论基督的肉体》中我们可以看到：“crucifixus est Dei filius，non pudetquia pudendum est，et mortuus est dei filiuIs，prorsus credibile quia inep—turn est．et sepuhus ressurexit．eel·turn est quia impossibile”（上帝之子钉在十字架上，他并不因此乃耻辱而感羞愧；上帝之子已然死了，之所以信仰，是因为荒谬，而且埋葬了又复活；此事确凿无疑，因为不可能是耻辱）。
德尔图良是从先知和使徒们那里知道，我们道德所有可耻及我们理性的所有不可能是束缚人的意志的敌对力量所授。像后来路德一样。他在这个神秘力量中感到“bellua qua non occisa homo nonpotest vivere”（它不死，人就不能生活的怪物）。上帝无所不能，无耻辱可言。按他的话说，苏格拉底给予亚西比德的耻辱是由罪人亚当传下来的。《圣经》说，纯真不知耻辱，纯真亦不需要耻辱。
所有这些尽皆障论，尽皆荒谬。但须知，《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的预言正是披着荒谬和悖论的外衣进入我们的意识的。
要“理解”无罪的人认罪是不可能的。更不能理解的是，这样能驱逐罪并彻底根除之，因为这无异于有中生无。最虔信宗教的人竭尽全力把理性和道德引诱到诚实的真理这一边，这是很自然的。波纳温图拉说：“non est pejoris condil：ionis veritas fidei nostrae quam aliae verltates；sedin aliis veritatibus ita est，ut omnis（revitas）qua potest per rationemimpugnari，potest et debet perrationem defendi；ergo，pari ratione，etrevitas fidei nostrae”（我们信仰的真理不比其他真理的处境更糟；因为其他真理可以用以牙还牙的方法，即用理性的论据来证明；显然，我们信仰的真理亦如此）。波纳温图拉像中世纪其他所有哲学家一样坚定不移地相信，如果信仰的真理不能用反驳它的理性的证明来捍卫，那么这意味着它的处境比其他真理更糟。他这个论断是如何得出的？建筑于什么基础之上？这我们以后将会谈到。暂时先说一下，原宥罪的权力和可能不能用反对它的那些论证来保卫。波纳温图拉不难从预言似的马太福音第九章第五至七节中得出这个论断。耶稣对软弱无力的人说：你的罪会得到原谅的。书呆子们对此私下进行指责，耶稣也猜到了他们的心思，但没有同他们争论，没有以牙还牙，而是选择了另一条路：用自己的话来治愈软弱无力的人，“哪个更容易些？说你的罪将会得到原谅还是说站起来走吧。要知道。人类子孙有权原谅世上的罪恶（那时对软弱无力的人说）：站起来走吧！于是他站了起来，卷起铺盖回家去了”。赦免罪过，驱除罪恶的只能是那个能用话语使软弱无力的人康复的人，即那个无所不能的人，而不是等待援助、期求不受理性和道德危害的保护的人。
若允许我表达自己的愿望，我愿我的读者不假思索地提问：如果亚当没犯罪，那将会怎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