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两位译者首先要感谢读者购买阅读本书。
我们的专业分别是外交学和英语，在研究生学习阶段分别倾向于外交史和翻译理论与实践这两个方向。本书为我们的合作提供了良好的平台。
作为长期居留中国的早期美国外交官，何天爵以自己敏锐的感触和全面的分析向我们全景式地展现了晚清社会和近代中国人。在书中，既有恭亲王、李鸿章这样的朝廷重臣，也有京郊的和尚、美国使馆前的修鞋匠这样的底层百姓；既记述了鸦片战争、幼童留洋这样的近代历史中的大事，也将自己在西北的游历、外国使馆的开销等琐事娓娓道来。何天爵显然是一位交游广阔、平易近人、观察深入的外交官。阅历的积淀和独特的思考使他对中国和中国人有了真正的理解。在他眼中，中国人谨慎务实，生活艰忍，值得同情。每一个中国人都被牢牢地编织入中国社会这张巨大的网；每一个中国人都有自己的位置，兢兢业业地生活；所有人构成的晚清社会保守僵化，缺乏生机。这张网是如此之强，以至于经历了千百年的风吹雨打而不坏。即使我们现代人看来，书中依然有着许多闪光的观点，看到现代社会和中国人的点滴身影。如果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产生了会心的微笑，那么你的感受是与我们译者相同的。
复旦大学何爱国博士对本书的内容和观点作过详细深刻的评论何爱国博士的评论为《理性的真诚：一个美国外交官眼中的晚清中国人印象》，国内各大网站皆有刊载。《经济观察报》2006年2年20日有节录。。我们在此就不对译文本身做过多的评论了。我们认为，何天爵身上体现出的站在事实基础上说话的姿态是可贵的。全书是他几十年在华生活与工作积淀的宣示。调查才有发言权。中西方之间、中西文化之间的生疏和误解需要通过交流、增进了解来解决。何天爵开宗明义：“我们都用自己建造的标准，从自己身上总结出的模式去衡量他人。其他人是否正确、是否明智，都取决于他们是遵从了还是背离了我们已经树立的规范。”这样做的结果只能拉大彼此距离，加深误解。交流虽然不一定能解决问题，但没有相互交流是万万不能的。从这一角度看，全书不仅是何天爵在华生涯的回顾和对晚清社会与中国人的全景展示，也是早期美国外交官提倡交流、呼吁了解、沟通中西的努力。
考察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我们会发现西方人存在两条思路。一条是机械地从西方立场出来，希望中国完全接受西方的价值观、文化观，在东方建设西方物质、制度和文化。第二条思路是尊重中国的国情，因地制宜，尽力将西方的基督教、社会制度和文化介绍到中国来，增进交流，共同发展。利玛窦、李提摩太等人就代表着后一条思路。历史积淀、社会结构、思想观念和制度等方面存在的巨大差异决定了前一条思路是不可行的。历史也证明后一条思路的实践更为成功。何天爵无疑是后一类务实而有远见的西方人中的一位。
中国和美国这两个太平洋岸最伟大国家的交往历史悠久。美国商船“中国皇后”号（CHINA QUEEN）开启了中美双边关系的大门。船上有一位曾受到华盛顿总统嘉奖的退伍士兵Samuel Shaw（清朝人称他为山茂召）。他是“中国皇后”号的货物管理员。1784年，29岁的山茂召随船到达澳门，开始了中美之间的贸易。山茂召之后成为了第一任美国驻广州领事。在山茂召之后的美国驻华外交官中，何天爵显然不是最著名的一位。他的作品似乎显得无足轻重。但何天爵在美国外交界深刻认识中国、考察中国人心理、实事求是的外交官排名中肯定名列前茅。现代的中西交流更加需要何天爵这样集有心人、观察家、外交官于一身的“中国通”。他的著作是美国外交官中认识中国和中国人最全面、最深刻的作品。从这个意义上说，本书的价值经历了时间的考验。
111年前，何天爵就指出：“中国人身上有缺点、不足的地方，有一些怪癖，更有许多闪光的道德品质和令人钦佩的性格特征。在岁月流动中，它们被年轻的一代牢牢继承下去。变化非常缓慢。中国有着光明的前途，中国必将在世界历史中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如果谁不深信这一点，就不算真正了解中国。”他的预言现在正逐渐成为现实。但是作者依然是站在西方的立场，尤其是美国的立场，从西方人角度来观察思考中国的。书中的许多观察和理解依然是不全面，甚至是错误的。我们不能同意何天爵对中国和中国人的许多误解和认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对原文加了注释。同时也希望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注意鉴别。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在翻译过程中，我们阅读了鞠方安的首译本《真正的中国佬》，多受启发。首译本曾作为黄兴涛、杨念群主编的“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名著译丛，由光明日报出版社1998年出版。尽管在越来越多的外交史文献中提到何天爵，但是国内还没有何天爵的专著出版，译作也仅上述一本。
最后，我要感谢本次重新出版本书的聚石文华图书公司，感谢出版社和责任编辑的大力支持与帮助。他们的幕后付出是译书出版的保障。
张程唐琳娜
2010年2月26日于朝阳公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