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把礼节的细节看做行为得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分等级都遵守这些礼仪的细节。我们不可能过高地估计它们的重要性。它们很容易被忽视。但是如果你想在东方人中立住脚，如果你想和他们做买卖，你就必须要遵守。他们以这些细微琐碎的标准评价一个人的品质。
在中国，礼仪比道德更加重要。中华民族比其他民族都更加讲求遵守外在的形式。礼仪可以被称为一种艺术。其实大部分礼节已经退化成了矫揉造作。然而这种缺乏灵魂的、细微严格的形式保存下来。几乎所有人都遵守这些形式，马车夫、破衣烂衫的乞丐、乡下人，和城里的花花打拱作揖是清末官员最常见的见面礼节
公子。也许你会说中国人是骗子，因为在很多情况下，他会把具有侮辱性的语言当做恭维。但是如果你说他是不礼貌，或是说错了话，结果只能是一场争吵。
在中国，如此古老的一个国家，礼节不仅是完全固定下来的，而且形式上繁冗复杂。它涉及每一言行。在很大程度上，由于指定了形式，交谈就失去了新鲜感和新奇。朋友间简单的询问，也要用过多的形容词和夸张的名词来修饰。并且由于过度的恭维和过分的谦虚，使交谈和问候变得笨拙可笑。下面的小对话是直接翻译过来的，没有经过修改。它发生在两个绅士或两个乞丐之间都有可能，他们头一次见面就会这么交谈：
“您贵姓？”
“在下姓王。”
“您高寿？”
“不大，只有70岁。”
“府上何处？”
“寒舍在……”
“您有几位公子？”
“只有几头不成器的小犬。”
在这样一个对话中，问话很简单，回答也正确。但是每个问题都要使用这种夸张的方式提出来。如果省略了一个恭维或谦虚的词语，就会被看成是没有礼貌，让人反感。这种对话显示了尊重，这种精神是好的。每个人都先人后己。但是也有理由相信，这种对话只保留了词语的形式和语言的外壳，而其中的精神已经荡然无存。如果情况不是这样，这种夸张就变得可笑而且空洞。
同样在中国，直呼一个人的名字是不礼貌的。无论在亲戚，还是在好友之间，无一例外。双胞胎兄弟之间也不能直呼其名。而应该称呼“尊敬的兄长”，“尊敬的贤弟”。事实表明，同胞兄弟就因为违反了这条规矩，而打架的事，屡见不鲜。他们用数字区分兄弟大小的方法很奇怪。琼斯先生最大的儿子被叫做“老大”，第二个是“老二”，第三个是“老三”。家人之外，同级别的人之间可以用上面提到的头衔称呼，也可以用“尊敬的大哥”，“敬爱的贤弟”来称呼。这是正确的做法。但是同辈人同级人之间直接称名道姓就会让人反感。
另一方面，级别高的人或者长辈就可以称呼晚辈名字。如果他们用称呼同辈人的方法称呼晚辈，就会被人认为无知和粗野。这个事实也解释了上面提到的特殊礼节。直呼对方的名字就是自高自大的表现。这些数不清的细微的区别，常常使外国人在称呼他们的中国仆人时犯一些非常愚蠢的错误。一位外国绅士引来了周围中国人的嘲笑，就因为他用“老哥”来称呼他的脚夫。因为他不懂汉语，所以当他听到其他仆人用“老哥”来称呼脚夫时，就自然地以为这就是他的名字。一位美国驻北京公使馆的馆员也曾经受到总理衙门的严肃抗议，因为他称呼中国外交部首脑“恭亲王”，而不是按照中国礼节称呼他“尊敬的王爷阁下”。有时这种错误的后果非常严重，不仅仅是闹笑话。对于东方人来说，礼节的形式往往比内容更重要。犯了这些错误的外国人，就会被当成态度粗野的野蛮人，进而影响重要的事情。
互相磕头，表示最高程度的尊重
总的来说，礼仪问题在与中国的外交关系中，超乎我们想象地发挥着更重要的作用，也可能产生更大的摩擦和误解。中国官员在尊严方面极为固执。他们不同等级官员之间的交往，有一套细微严格的礼仪规范。而且强烈反对给予同级别的外国官员更高的尊敬。我举例说明。中国的每一个政府办公室都有一扇大门。大门分为三个小门：中间的大一些，有两个门扇，两边的小一些，有一个门扇。中国官员之间有一个固定的规矩：同级别的官员来访，开中门。广东的领事代表，几年没有和当地总督见面，就因为总督拒绝开中门，领事拒绝走侧门。领事比总督的地位要低，但是他们认为如果不走中门就有损他们所代表的政府的尊严。这个问题发展成了麻烦的外交讨论，数年来一直严重影响了双边经济贸易事务的开展。最终这个外交纠纷是以总督的让步而解决。
与之相似的是关于觐见皇帝的礼节问题。关于这个问题已经有很多著述。它不是见不见皇帝的问题，只是一个仪式的问题。这个问题经过六个月的日日夜夜的讨论，于1873年解决。中国人不反对觐见皇帝，但是坚持要按照中国的礼节。有史以来，高级官员（包括皇子们）拜见皇帝的时候，都要根据《礼记》所记载的那样，施“三跪九叩”大礼（通常称为“磕头”）。做法是手膝着地三次，每一次前额都要在地板上碰三次。必须承认，这不是一种体面高雅的仪式。外国代表对中国的这种礼节提出了正当的拒绝。作为和中国享有同等地位的政府的官方代表，跪在地上是有失体面和不合身份的。而且他们在觐见本国的统治者时都没有这么做的需要。他们对待外国统治者的礼节规格不能比对待本国统治者还高。中国人坚持磕头礼大约六个月，直到美国国务卿向中国人发出公文：如果中国人坚持自己的礼仪，那么美国将断绝中美外交关系，等待进一步“根据情况的严重性”作出反应。皇帝文雅地作出了妥协，接受三次深鞠躬的礼节，以便获取心理上的满足。
次要的两点也引起争论。佩剑只是外交服饰没用的装饰，但是中国人反对佩剑上殿。因为在中国，这是最严重的过失。他们还成功地批评了一位外国使节。那位使节不戴眼镜就什么也看不见。他们利用他公认的好脾气，要求他把眼镜留在家里。因为从一个中国人的观点来看，在皇帝面前戴着眼镜很不合礼仪。他同意了，觐见皇帝时一直拉着他同事的胳膊。
接茶喝茶看似简单，但是涉及它的礼仪让不止一位外国人犯错误。至少有一次，导致了麻烦的后果。一位美国绅士因公拜见一位中国官员，他希望给对方留下一个好印象。中国官员以最正式隆重的礼节接待了他。仆人端上一杯茶，那位中国官员双手拿起茶杯，举上头顶，然后以最充满敬意的姿势给了这位外国人。中国主人坐下，仆人端上第二杯茶给他。这位客人由于长途跋涉，风尘仆仆，抓起杯子就把茶一饮而尽。中国官员的态度立刻变了。从最小心谨慎的彬彬有礼，变得粗鲁无礼。不再谈手边的生意，把外国人像仆人一样赶了出去。
这个客人违反了两个礼仪。在西方人眼中也许微不足道，但是在中国人看来就是相当严重。第一，主人上茶时，他应该站着接过茶杯。更重要的是，无论他多渴，在主人没有喝茶并且没有要求他喝茶时，他是不能喝茶的。而主人喝茶的举动，是要求他离开的表示。喝茶的礼节很特殊。如果拜访者的官职和主人一样，或者高于主人，他就可以在合适的时候喝茶解渴。但是如果官职低于他，就要看主人的动作。在主人这一方面，喝茶就表示他希望结束谈话。
版画：1902年，光绪皇帝返京后接见外国使臣这位中国官员从未见过外国人，所以特别以中国人的思维出发观察他人是否是一位绅士。喝茶的这件事向他证明了外国人的拜访是恶意的。于是，美国绅士就成为在他家不受欢迎的人物，他的来访就是不可原谅的侵扰。
中国人把礼节的细节看做行为得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分等级都遵守的这些礼仪的细节。我们不可能过高地估计它们的重要性。它们很容易被忽视。但是如果你想在东方人中立住脚，如果你想和他们做买卖，你就必须要遵守。他们以这些细微琐碎的标准评价一个人的品质。它像这个民族一样古老，每个上学的男孩都要学习，并且像山一样稳固。我们可能会嘲笑他们，认为他们乏味荒谬，他们许多人确实是这样。但是他们是这个民族所固有的，遵守它们（除了有失尊严的、不体面的动作）其实就是和中国人建立友好关系，并且成功地完成他们要参加的交易。光是叙述由于无意地或有意地违反这些礼节规范的不幸后果，就可以写一本书了。这些礼仪规范像道德原则一样重要，甚至更加重要。
我曾经派遣一位美国领事去一个内陆省份的首府，和当地官员协调解决一些公共事务。被派去的绅士很荣幸拥有一个带有无数装备的墨西哥马鞍。它穿戴在一头高头大马上很漂亮，但是披在较小的中国小马上，这头可怜的小动物就只能露出鼻子和尾巴了。穿上墨西哥靴和马刺，戴上宽边帽，拿着马鞭，美国政府的领事代表安全到达了目的地。一路上狗的恶意和天国居民因迷信而产生的敬畏（把他当成了一种新动物）让他兴奋。他到达省会半小时后，带着一个礼拜旅途的劳顿，就找着了去衙门的道路。可能速度是他最想要的。于是他就机灵地跳上小马，叮叮当当地穿过大街，到了地方长官府邸的门口，把缰绳（或者称之为他的套索）扔在一个柱子上，用马鞭的一头敲击大门，把名帖塞在威严又吃惊的侍者手里。地方长官拒绝见他。任何官员都拒绝和他讨论外交事务。他在城里等了一周，然后不得不打道回府。他在回来路上的一个城里还曾被中国人包围。委托给他的事情，由于他不得体的表现，而变得极为复杂，陷入长达三年之久的外交通信当中。
应该补充的是，为了完成这个任务，显示遵守中国礼仪的重要性，在这件事快结束之前，我带着相同的任务，去了那个城市。我由同一位地方长官极为礼貌友善的接见。在第一次会见时就满意地完成了任务。那位领事如果对中国的礼仪表现出适当的尊重，也可以做到。不是因为人不同，而是因为方式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