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个人的安全感增强。一位有着某市政协委员背景的民营企业老板到深圳出差,不意之中碰上了歹徒,开始他想掏点钱消灾,谁知那歹徒的胃口越喟越大,到后来,差不多想宰了他,他一急红了眼,只得横下一条心:“钱就这么多,要,你就拿去,再多没有。我是某市政协委员,你敢杀了我,公安局决不会放过你,你就是逃到天涯海角,也要把你逮捕法办。”歹徒一听怔住了,想想也是,为了一点钱何必眼睁睁地往死路上跑?于是一手拿钱,一手拜拜。一个沾点官边的政协委员头衔,生死关头竟帮了他的大忙。这便是红顶的妙处!无庸讳言,我国还不是一个完备的法制社会,人们还缺少足够的安全感,尤其是那些先富起来的商人,如果得不到政府强力部门的关照,难免有提心吊胆,不可终日之感,而要想得到政府强力部门的关照,走红顶商人之路不失为通途一条。红顶意味着与政府靠近,意味着得到政府的厚爱,得到政府更多的保护。大官傍大款是为了钱,大款傍大官除钱外更多的是为了安全,为了得到大官的庇护。
第四,红顶能使公司的无形资产增值。我们时常会从一些公司的宣传画册、广告画面上看到某某党政领导亲临视察的照片,而且党政领导的级别越高,照片被运用的次数越多。我不能说其中有什么不妥,但既然大家都热衷于此道,那就一定有它的道理。我想无非是1、领导功夫忙,有幸被领导视察的企业不多,起码也是百里挑一,物以稀为贵。2、领导站得高看得远,是美德、正义、诚信的化身,对公众的号召力强。领导来企业视察是对企业商而优的充分肯定,是企业无形资产价值连城的最有力证明。
几幅领导亲临视察的照片尚且有如此功效,自已商而优则红的身份就更不用谈了,更值得大宣特宣。“我们老板现在是某某书记、某某委员、某某代表、某某副主席,德高望重,信誉卓著,和我们打交道,仅管放心,别人可能会欺骗你,我们绝对不会,要不老板的脸往哪儿搁呀?”供应商、消费者觉得有道理,人家老板能红顶就说明人家有规模,有实力,红顶应该是可信的。
商而优则红对企业妙不可言,对政府又何尝不是。象这样多个人多双筷子,添人不杀鸡,惠而不费的活巴不到多做几桩,今后上门摊派、收费、拉赞助又多了一条名正言顺的理由。“你是红了顶的商人,你理当积极为政府分忧,带头支持政府工作,做大家的表率。”商而优则红的老板一听也无法推脱。“承蒙政府看得起我,我和政府是一家了,我不支持谁支持?”然后,大笔一挥。“乞望笑纳,谢谢惠顾!”
7、沉沉家国梦遍地霸王行
眼下,随便是打开电视,还是踏进商场,一大堆公然称王称霸的品牌会争先恐后地向我们扑来。日用品有王有霸,工业品也有王有霸;硬件有王有霸,软件也有王有霸。不但有王有霸,而且有王中王,有超霸。称王称霸的品牌实在太多,无须费力去一一列举,况且这也是件吃力不讨好,令人尴尬的事。我们只消问一句,谁还能在哪个行业,哪类产品中看不见王看不见霸?三百六十行早就行行出王霸,无王不成行,无霸不成市。过去有种说法叫一山不容二虎,现在一山岂止容二虎,简直个个都是老虎,都成了霸王。置身于其中,我们会觉得古老中国仿佛又回到了一个人人想做皇帝的年代。
讲人人想做皇帝显然是夸大其词。但在好汉云集的中国企业界,一旦事业有成即畅想起吾家吾国,吾王吾霸,天降大任,自命不凡者却不乏其人。我曾遇到两位年营业额不过二千万,自认为已身价不菲的老板,一个以倡导优秀的儒家文化为由头,把忠诚作为企业的核心文化,坚持要求他的员工称他为英明领导;一个逢人便讲他那冷僻的姓氏五百年前和李世民是一家,并大言不渐地宣称即使是朱总理来管理他的企业也不会比他更好。
汉高祖刘邦旧伤复发时,大臣们劝他让名医诊治,刘邦不肯,且一脸庄重地说:“我以布衣的身份提着三尺剑夺得了天下,难道不是天意吗?我的命既然在天,就是扁鹊再生又能怎么样?”刘邦说得不错。的确,在中国农耕社会一个平民百姓要想赤手空拳打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太难了,中间要经历多少艰难险阻只有当事人自己知道,如果只凭自身的智慧和勇气几乎没有成功的可能,在他们获取成功的道路上似乎包含了更多的偶然性。这就难免使他们在回眸一顾时想到天想到命,因为只有在上天保佑中才能得到合理的解释。
那些喜欢将自己的成功看作是天降大任,自命不凡而称王称霸的老板其用意不外乎三:
1、是给自己打气,给自己壮胆。“既然我称王称霸是命中注定,是上天的旨意,那就什么也不用怕,什么都可以赌。上天是无所不能的,有上天做坚强后盾再大的危机也不用愁,都能逢凶化吉,有惊无险。”
2、是狐假虎威,挟霸王之威以令顾客。“我们的产品既然敢称王称霸,那就肯定是行业第一,举国无双,你们顾客啥也不用想,仅管放心大胆地掏钱就是,大胆地买,大胆地用”。
3、是为着把企业建成自己的家天下制造舆论。中国人骨子里头虽有深厚的家国情结,但那是有所指的,仅限于自己能发家,能建立自己的小王国。国人向来看不得自己熟悉的人超过自己,高于自己。原来哥们几个齐心协力赢来的企业或为大伙公有的企业,现在要一步步变成老板的家天下,那心里头的疙瘩说什么也消除不了,没办法,老板为了让老哥们服气,只有借助于天,借助于不可抗拒的天意。“你们听着,不是我要搞家天下,而是天意如此,不搞不行,你们不也是信奉天命吗?”
家天下企业或家族制企业本身并没有什么不好,在社会发展的某些阶段,某些领域,家族制企业甚至还有他独到的优势。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家族制企业由于在用人、组织凝聚力、制度管理上存在严重缺陷,因而注定了他们无法走出小打小闹的狭隘天地。
中国家族企业的用人讲究任人唯亲,讲究打虎要靠亲兄弟,上阵要靠父子兵。他们以为:危难之中肯显身手的只有自己的兄弟姐妹,外来人才概不可靠,可用不可信,不能委以重任,须处处、时时设防,否则,被人家卖掉了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这种看法,其实是不通人情世故的表现。世上从来只有永恒的利益,没有永恒的亲情。墨子说:“虽有慈父不爱无益之子。”刘邦说:“虽有亲父,安知其不为虎;虽有亲兄,安知其不为狼?”父兄如此,那见钱眼开的七姑八姨还用赘言吗?不信请掐着指头算一算,中国知名的家族企业有几个不是毁于自家人手中!吃里扒外的、扒灰的、目无朝纲的、贪污受贿的有几人不是自家人?须知自家人也是人,是人首先关注的是自身利益,然后才是亲情。古人说:“以权利合者权利尽而交疏。”兄弟姐妹七姑八姨之所以凑在一起,还不是利益驱动。谁可靠、谁不可靠都是假的,利益最可靠。企业有了公平合理的激励机制、分配机制,外来人才一样可靠,一点不会比自家人差。相反,倒是自家人难伺候,自己有多大本领,有多大贡献很少愿意去想,只晓得跟别人比待遇,比权力,稍有不称心则大闹天宫,且无所顾忌。老子不服老子叫,你是皇亲我是国戚,板凳桌子一样高。
家族制企业内部由于缺少明确的产权界定,家族成员在利益分配上的多寡全凭身为家长族长的老板一人说了算,因而利益纷争在所难免。小不点的家族制企业油水不大,可供争夺的利益不多,兄弟姐妹七姑八姨间还能勉强过得去。大一点的家族制企业有利可争,有利可图,矛盾重重,斗争激烈。大家族里面有小家庭,除老板外的家族成员想得更多的是小家庭里的小九九,庞大的家族靠老板一人终究是独木难支。矛盾激化到企业承受不了的时候,各奔东西,分立山头就成为唯一选择。同吃一锅饭,同举一杆旗的兄弟至此成为同争一锅饭,同出一招先的对手。半斤对八两,虾兵对蟹将,彼此彼此。
中国家族制企业排斥制度管理。他们仅管也制定了一大箩筐制度,但很少能得到执行,亲情永远大于制度。家族制企业的老板常常喊累,为什么?因为无序,因为混乱。家族成员不执行制度,非家族成员也可以视制度为儿戏。没有规矩焉能成方圆?老板知道累,但不知道累的根源在于他自身。自己能正人正已,大义灭亲,一视同仁,所有的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西方社会也有大量的家族制企业,但他们不排斥外来人才,自家人不行就让贤,唯贤是举,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家族成员的产权关系明确,该你拿的你拿,不该你拿的你想拿也拿不到,亲兄弟明算帐;制度面前人人平等,情归情法归法,老板犯规与员工同罚,有法必依,违法必究。家族制企业走到这一步,用不着担心能否做大做强。
好作吾家吾国之梦,好为吾王吾霸之举是各个企业的自由,无人可以阻拦,但有一点应当注意:请实事求是。不能过于离谱,瞎吹一气。还是继续到超市的货架上去看一看,到底有多少自命为王霸的品牌能经得起统计学的检验,而不是假冒伪劣的王霸呢?相反倒是那些真正够得上王霸的品牌如微软、可口可乐在王霸二字面前唯恐避之不及,生怕让对手揪住辫子,扣上一顶垄断的帽子被强迫肢解。在这一点上,我以为:一切有志于吾家吾国吾王吾霸的老板,倒该学学刘伯温的“深挖洞,广积粮,缓称王”才是。
“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真的霸王尚且不能学,更何况是假冒伪劣的霸王!
8、道德高消费
有一则管理寓言讲的是在严寒的冬天里有一群人点燃起一堆火,大火熊熊,烤得人浑身暖烘烘的,有个人想:天这么冷,我绝不能离开火堆,不然我就会冻死。其它人也都这么想。于是这堆无人添柴的火不久便熄灭了,这群人全被冻死了。又有一群人点起了一堆火,一个人想,如果大家只烤火不添柴,这火迟早会灭的。其它人也都这么想。于是大家都去拾柴,无人烤火,可是这火不久也熄灭了,原因是大家只顾拾柴,没人烤火,均陆续冻死在拾柴的路上,火最终因缺柴而熄灭。还有一群人点起了一堆火,这群人没有全部围着火堆取暖,也没有全部去拾柴而是制定了轮流取暖拾柴的制度,一半人拾柴,一半人取暖,于是人人都参与拾柴,人人都得到温暖,火堆因得到足够的柴源不住的燃烧,大火和生命都延续到了第二年的春天。(注:该寓言从报刊上摘抄而来)
如果我们把故事中的三个人群看着三个不同的企业,那么他们的道德消费,亦即企业全员共同奉行的道德准则可分为高、中、低三个档次。显然,其中的第二家企业为道德高消费者企业,其道德准则是无私的奉献。道德高消费作为一种客观存在,在中国新兴企业界有着非常普遍的现实意义。君不见,在他们评选先进单位和个人时,采用的标准大多是无私奉献、不计报酬、热爱集体、等合于社会主流价值观的东西。至于理应受到格外重视的效率、质量、成本反倒放在次要,功利场成了神仙坊,面目全非。我无意去藏否少数舍小家保大家,公而忘私的优秀人物,但他们在作为功利场的企业里并无多大提倡的价值,企业人就是要理直气壮地到市场上去争创名牌,夺取利润,图谋丰厚酬报。离开名利酬报,企业人就不能成其为企业人。如果我们讲经营管理时要求员工去争名夺利是一套,评先进单位个人时讲无私奉献又是另一套,那岂不是置员工于左右两难,知与行不一的尴尬境地!或许有人讲这并不矛盾,我们正是希望所有的员工都能不遗余力地到市场上把名利争回来,然后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企业,企业的蛋糕才会更大更多。这完全是一厢情愿,痴人说梦!殊不知作为功利人的员工一旦离开自己的合理报酬,到底还有多大的动力让他到市场上去争名夺利?个人和家庭都顾不过来,还有什么精力去奉献给集体?何况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本来就是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如果所有企业的所有员工都成了无私奉献,不计报酬的道德家,那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到底去满足谁呢?经济学上有‘个人的储蓄美德在一定条件下对国家民族未必是好事’一说,用在这里恰如其分。
中国新兴企业界的经营能人差不多总是社会公德上的完人,而且有关完人的优秀事迹不外乎是公而忘私、舍己救人、废寝忘食、夜以继日、鞠躬尽瘁、扶老携幼、古道热肠、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六亲不认、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吃进去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能人的道德完美还可以追溯到幼稚的心灵和祖宗三代的熏陶。唯有如此,才符合内圣外王的逻辑与根红苗正的老八股,才能成为世人效法的楷模,才有强大的感染力。
被捧上云端的能人真实面貌不过是一个善于生财、聚财、理财的行家里手,并非什么大慈大悲,止于至善,不食人间烟火的圣贤,是人不是神,不免有这样那样的缺陷与过失。但想当然的社会舆论为了高、大、全的需要,往往是对此避而不谈,视而不见,甚至主动地为能人东遮西掩。能人一看自己出了纰漏竟有人主动地替他遮掩,索性放开手脚,甩开膀子大干,直到有一天,实在捂不下去了,舆论又来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群起而攻之,口诛加笔伐,把一切均归咎于能人的欺骗性太大和我们的心太软,心地太善良。绝少有人去想:为何善良的我们老是上当个不停,且痴心不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