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哲学李鸿章的成事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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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 成事度势之道(2)

李鸿章作为洋务运动的实际主持者和推进者,是早期中国近代企业的倡导者。李鸿章对洋务的认识比较深刻,因此比别人看得更长远。光绪元年(1875年)他曾在给朝廷的奏折中这样说:

兹总理衙门陈请六条。目前当务之急,与日后久远之图,业经综括无遗,洵为救时要策。所未易猝办者,人才之难得,经费之难筹,畛域之难化,故习之难除。循是不改,虽日事设防,犹画饼也。然则今日所急,惟在力破成见,以求实际而已。何以言之?历代备边,多在西北,其强弱之势,主客之形,皆适相埒。且犹有中外界限。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往来自如,麇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簼煽,实惟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事之精,工力百倍,又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外患之乘,变幻如此,而我犹欲以成法制之,譬如医者疗疾,不问何症,概投之以古方,诚未见其效也。庚申以后,夷势骎骎内向,薄海冠带之伦,莫不发愤慷慨,争言驱逐。局外之訾议,既不悉局中之艰难,及询以自强何求,御侮何能,则茫然靡所依据。臣于洋务,涉历颇久,闻见较广,于彼己长短相形之处,知之较深。而环顾当世饷力人才实有未遂,又多拘于成法,牵于众议,虽欲振奋而末由。《易》曰:穷则变,变则通。盖不变通则战守皆不足恃,而和亦不可久也。

由此可见,李鸿章知道他身处的是三千年来从未有过的大变局,知道如果满足于现状就得不到安定;知道老办法不能解决新问题;知道要想重振国威就得适时变通,否则中国将永远没有自强自立的那一天。

我们知道工业化的核心是用机器生产代替手工劳动,李鸿章抓住了这一关键,积极引进大机器生产。李鸿章认为,军工企业需要完整的近代工交体系,需要雄厚的资金。因此要推广机器生产,大力发展工商,“惟中国积弱由于患贫,西洋方千里、数百里之国,岁入财赋动以数万万计,无非取资于煤铁五金之矿,铁路、电报、信局、万口等税。酌度时势,若不早图变计,择其至要者逐渐仿行,以贫交富,以弱敌强,未有不终受其敝者”。同时,李鸿章认为机器生产能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成本,“洋机器于耕织、刷币、陶埴诸器,皆能制造,有裨民生日用,原不专为军火而设。妙在借水火之力以省人物之劳费”。在当时,这种认识是难得的。顽固派还主张“不以耕织机器夺农工之业”田,认为“以技艺夺造化则干天之怒,以仕官营商贾则废民之业”,对于这些陋见,李鸿章警告说:若不“因时为变通”,“后患将何所底止耶”。经过李鸿章等力争,中国才得以兴办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近代企业。

1872年李鸿章就明白地表示支持商人兴办轮船运输业,“我既不能禁华商之勿搭洋船,又何必禁华商人自购轮船”。并很早就有“改驿递为电信、土车为铁路”的打算,认为铁路电线,“功用最大”,提出了建造南北四条铁路干线的计划,并成立天津铁路公司,着手建筑了唐山到天津的中国第一条铁路,积极倡导用西法开采煤铁。开平矿务局就是在他的主持倡导下兴办的,他认为,“从此中国兵商轮船及机器制局各局用煤,不致远购于外洋。一旦有事,庶不致为敌人所把持;亦可免利源之外泄。富强之基,此为嚆矢”;重视近代纺织业。“吾中华向来织布借人工,泰西竞尚机器,工半利倍”;洋布价廉物美,“已家喻户晓无从禁制”。为此,他积极筹建上海机器织布局,在织布局毁于火灾后,又立即重建,“并厘定章程,号召华商多设分厂,以资推广”。中国早期有经济效益的交通运输、采煤炼铁、轻纺织业等近代企业几乎都是在李鸿章主持或倡导下创办的。

在半殖民地的中国,若创办近代企业便不能不和外国侵略者“争利”。当时沿海航运几乎全被外轮霸占,以纱、布为大宗的洋货大量涌入内地,国权不保,利源外泄,中国日益贫困。李鸿章创办近代企业,同时也引进了竞争观念,以“为收回中国利权起见”为目的。

为了打破外商在中国水域的垄断局面,使我内江外海之利不致为洋人占尽,李鸿章创办了轮船招商局。据李鸿章估计,“创办招商局十余年来,中国商民得减价之益而水脚少入洋商之手者,奚止数千万”;开采漠河金矿,目的在于“外以折强邻窥伺之渐,内以立百年富庶之基,其有益于国计民生,殊非浅鲜”。并强调“借用洋法而不准洋人代办”,也不准洋商入股。并以“权利所在,军务、商务消息岂能使别国操之”为理由,抵制了德国在中国架设陆线的要求;对于纺织等轻工业,李鸿章指出只有引进外国机器,才能“分其利权”。

李鸿章创办的近代企业,可以说是中国近代发展的根基,它引进了西方的机器和科技,促进了中国近代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的发展,培养了一批科技人员和技术工人,在客观上刺激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对外国经济势力的扩张,也起到了一些抵制作用,推动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

常有人抱怨人生之路越来越窄,看不到成功的希望。这是因为习惯在老路上走下去,搞教条主义,不思改变。人生不能一味地按着某种教条度过,人生需要变通,变通才是成功的源泉。创新才是生命前进的动力。如果我们在前进的路上能突破常规思维学会变通,我们离成功还会远吗?中国有句俗语叫:不在一棵树上吊死。做任何事都要学会变通,成功因人而异,方法与角度千变万化,充分挖掘现有资源并予以有机配置,何愁没有丰硕成果呢!

4.以退为进,曲线成事

进,是我们每个人都追求的目标;退,则是为了更好地进。进退之间,方显智慧。

以退让求得生存和发展,是一种大智慧。聪明的人,做人不会只进不退,关键时候,宁肯后退一步,做出必要的个人牺牲,将会换来更快速的前进。

以退为进,不是退缩,而是为进蓄势。有一种叫毛竹的植物,在头五年里是一丝也不会生长的。然而五年期一过,便是一天一个样,直到长得异乎高大。这正是因为它在头五年里不断壮大自己的根系,直至长达几十米,为吸取更多营养打好了充分条件,才使它得以创造奇迹。

咸丰十年六月(1860年8月)英法联军逼近京津,将战火燃至京津。八月,接连打败缯格林沁和胜保的军队,逼至北京城下。咸丰帝惊慌失措,留下恭亲王奕在京应付局面,自己则率带嫔妃宫监和亲信大臣仓皇逃往热河。同时接受了胜保的建议,在逃跑途中发布谕令,让各地督抚派兵“勤王”。

朝廷欲由各地督抚大员派军“勤王”,第一个就下命令给曾国藩,要求其速派湘军猛将鲍超带兵北上。别的督抚大员接此廷寄,都按旨急急地亲自率军前往,对此,曾国藩十分为难,表现得犹豫不决,首鼠两端。曾国藩的犹豫并不是毫无缘由,只因此时湘军正与陈玉成部在安庆打成僵持状态,鲍超是他的一员得力干将,抽主力远去,不但前功尽弃,而且会严重影响眼下同太平军作战,后果不堪设想。而且自三河战役后,湘军将领没有几个敢与陈玉成硬碰,而打败过陈玉成的只有鲍超和多隆阿。多隆阿设营挂车河,远在桐城与安庆之间,为的是阻击陈玉成自桐城援安庆,不便调动。所以,眼下能守祁门大营的只有鲍超一军了。

曾国藩对谕旨点名要鲍超,要“霆军”归胜保指挥,认为是胜保借天子之名,包藏险恶的阴谋。他了解胜保其人,是一个野心勃勃、心怀叵测的家伙。胜保在直隶侥幸打败了太平军北伐军林凤祥的残军,竟得到了钦差大臣的头衔;后来又围李开芳于高唐,数月不克,遂惹怒了皇帝,削了他的职,发遣新疆。咸丰六年召还,发往安徽军营。胜保虽有野心,但手中却无军队。所以,到处抓军队,甚至不惜招降纳叛,收买皖北捻军叛徒李昭寿,结纳安徽团练首领苗沛霖,企图把他们的军队拉为己有。曾国藩一到安徽便看穿了胜保的阴谋。如今,胜保又借皇帝的威力,想统带鲍超5000“霆军”,这是把他的野心使到湘军上面来了!

可北上护主又是“义不容辞”之事,自然难以拒绝;如果不去,很有可能会被扣上一顶“不忠”的帽子,对封建官吏说,这可是莫大罪名,这对心里始终有个被猜忌心结的曾国藩来说,是不能承受之重。曾国藩左右为难。他向胡林翼、左宗棠讨主意,胡左的回答也和他一样,江南的形势危急,正赖湘军做中流砥柱,不可派兵北援;但若拒派勤王之师,如何能逃脱抗旨之罪,又如何能免于社会舆论的抨击?胡林翼的回信提醒曾国藩:“疆吏争援,廷臣羽檄,均可不校,士女怨望,发为歌谣,稗史游谈,诬为方册,吾为此惧。”曾国藩在胡左之处讨不来好主意,几日坐卧不安,辗转不宁。甚至于“泣涕旁皇,不知所以为计”。

曾国藩实在无计可施,便召集文武参佐讨论对策,并要求每人都提出具体方案来。结果,大部分人的意见都主张北上“勤王”。然而,李鸿章却有不同的看法。他力排众议,分析形势,认为目前对清政府的最大威胁,并不是外国军队,而是太平军。洋人入京,只不过是为了金帛议和,并不想推翻大清统治,他们不过是借战争给皇帝施加压力,多占中国的便宜罢了。而目前湘军担负着最重要的“剿匪”任务,此时切不可让鲍超所部离开战场。李鸿章的分析,让曾国藩信服,曾国藩向李鸿章讨问处置之法。李鸿章说:皇帝留恭亲王在京与洋人讲和,恭亲王的办事能力极强,应付外人绰绰有余,不会出大乱子。因此他主张按兵请旨,静观其变。最后,曾国藩接受了李鸿章的建议,使出缓兵之计,他给皇上上奏折说:“勤王事关重大,鲍超对北方人地生疏,不宜北上京城,请派万人北上,但是须得咸丰皇帝从曾国藩或胡林翼两人中指派由谁带队前往”,这一招,明显的是给朝廷出难题,因为朝廷最忌讳手握重兵的“节度使”进京。而李鸿章便利用奏折批复一来一回的程序拖时间,等到奏折再送到北京,结果早就见出分晓了,也就不会再让湘军“勤王”了。

曾国藩与胡林翼协商之后,就按李鸿章的主意于九月五日(10月8日)向皇帝送出奏折。曾国藩的折子递上去后就在苦苦煎熬中度过了一个来月。果然事情的发展正如李鸿章所料,全无二致。11月16日,朝廷终于颁下旨来,称“京师逆夷就抚”已成,鲍超、曾国藩、胡林翼“毋庸北援”。经此一事,曾国藩更对李鸿章刮目相看了。

我们知道只有志向远大,才可能成为杰出人物。但要成为杰出人物,光是心高气盛还远远不够,还必须从最低级的事情做起。如果刚一开始就让人觉得你多么了不起,对你寄予了厚望,你随后的表现让人一次又一次的失望,结果是被人越来越看不起。有心机的人善于韬光养晦,螺旋上升。既保护自己不受猜忌和伤害,又容易为自己的事业成功创造条件,一鸣惊人。

事实上,退是另一种方式的进,暂时退却,养精蓄锐,以待时机,这样的退后再进则会更快、更好、更有效、更有力。对于许多求职者来说,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在刚步入社会的时候,不妨放下架子,甘心从基础干起。在工作中放远目光,不争一时之先后,不恃才傲物,为自己的发展准备充分的条件,最终必会获得上司的赏识。

5.重视人才,知人善用

人才者用人才,庸才者用庸才。上位者用什么样的人,是否能够知人善任,并做到人尽其才,往往是上位者事业成败的关键。人才的重要性,可以说是不言而喻的。人才是什么?人才就是成功的资本。培养人才,以操守为大要。集结有才之士,可为自己的成功开辟道路。

知人善用、任人唯贤,是建功立业、安邦定国的根本。汉高祖刘邦起兵时,身份不过是一个亭长,论孔武有力、论出身地位、论勇气谋略都比不上其竞争对手项羽,但楚汉之争最后赢得胜利的却是刘邦。这与他广纳贤士、从谏如流是分不开的。他自己也曾说过:“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我不如张良;安抚百姓,供应粮饷,我不如萧何;指挥三军,战必胜,攻必取,我不如韩信。这三人都是人杰,我能恰当使用他们,所以能取得天下。”

一个国家只有重视人才,知人善用,才能国泰民安;否则国家再强盛也难免走向衰败。李鸿章深知人才的重要,因而特别重视人才,对待人才总是不拘一格,破格使用,使人尽其才,各尽所能。

洋务运动自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开始,历经30余年,在洋务派的努力下,这30年使得中国社会和中国人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使中国一度有机会跻身于世界强国之林。

在大办洋务的过程中,李鸿章显然感到了人才的极度缺乏,开办近代工业、训练新军,必须要有懂得西方先进技术的专业人才。为此,1864年李鸿章奏请清廷改革科举制度,他认为如果朝廷不能下大力度弘扬新风气,破除那些妨碍办事的旧习俗,找到让国家富强的实用办法,那么天下危险的局面,早晚有一天会不可支撑,日后缺乏人才的情况,会比今天更加严重。以这么大的一个中国,却永远没有自强自立的那一天,不只是值得忧虑,简直就是可耻。在他的坚持下,清廷陆续开办了外文、军事、西医、电报等学校培养技术人才,并于1872年开始向海外派出留学生,在多年之后这些留学生成了中国军队、工厂、外交方面的骨干中坚,西式教育的引进在一定程度上使中国人的思想开始摆脱蒙昧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