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作为洋务运动的实际主持者和推进者，是早期中国近代企业的倡导者。李鸿章对洋务的认识比较深刻，因此比别人看得更长远。光绪元年（1875年）他曾在给朝廷的奏折中这样说：
兹总理衙门陈请六条。目前当务之急，与日后久远之图，业经综括无遗，洵为救时要策。所未易猝办者，人才之难得，经费之难筹，畛域之难化，故习之难除。循是不改，虽日事设防，犹画饼也。然则今日所急，惟在力破成见，以求实际而已。何以言之？历代备边，多在西北，其强弱之势，主客之形，皆适相埒。且犹有中外界限。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往来自如，麇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簼煽，实惟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事之精，工力百倍，又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外患之乘，变幻如此，而我犹欲以成法制之，譬如医者疗疾，不问何症，概投之以古方，诚未见其效也。庚申以后，夷势骎骎内向，薄海冠带之伦，莫不发愤慷慨，争言驱逐。局外之訾议，既不悉局中之艰难，及询以自强何求，御侮何能，则茫然靡所依据。臣于洋务，涉历颇久，闻见较广，于彼己长短相形之处，知之较深。而环顾当世饷力人才实有未遂，又多拘于成法，牵于众议，虽欲振奋而末由。《易》曰：穷则变，变则通。盖不变通则战守皆不足恃，而和亦不可久也。
由此可见，李鸿章知道他身处的是三千年来从未有过的大变局，知道如果满足于现状就得不到安定；知道老办法不能解决新问题；知道要想重振国威就得适时变通，否则中国将永远没有自强自立的那一天。
我们知道工业化的核心是用机器生产代替手工劳动，李鸿章抓住了这一关键，积极引进大机器生产。李鸿章认为，军工企业需要完整的近代工交体系，需要雄厚的资金。因此要推广机器生产，大力发展工商，“惟中国积弱由于患贫，西洋方千里、数百里之国，岁入财赋动以数万万计，无非取资于煤铁五金之矿，铁路、电报、信局、万口等税。酌度时势，若不早图变计，择其至要者逐渐仿行，以贫交富，以弱敌强，未有不终受其敝者”。同时，李鸿章认为机器生产能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成本，“洋机器于耕织、刷币、陶埴诸器，皆能制造，有裨民生日用，原不专为军火而设。妙在借水火之力以省人物之劳费”。在当时，这种认识是难得的。顽固派还主张“不以耕织机器夺农工之业”田，认为“以技艺夺造化则干天之怒，以仕官营商贾则废民之业”，对于这些陋见，李鸿章警告说：若不“因时为变通”，“后患将何所底止耶”。经过李鸿章等力争，中国才得以兴办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近代企业。
1872年李鸿章就明白地表示支持商人兴办轮船运输业，“我既不能禁华商之勿搭洋船，又何必禁华商人自购轮船”。并很早就有“改驿递为电信、土车为铁路”的打算，认为铁路电线，“功用最大”，提出了建造南北四条铁路干线的计划，并成立天津铁路公司，着手建筑了唐山到天津的中国第一条铁路，积极倡导用西法开采煤铁。开平矿务局就是在他的主持倡导下兴办的，他认为，“从此中国兵商轮船及机器制局各局用煤，不致远购于外洋。一旦有事，庶不致为敌人所把持；亦可免利源之外泄。富强之基，此为嚆矢”；重视近代纺织业。“吾中华向来织布借人工，泰西竞尚机器，工半利倍”；洋布价廉物美，“已家喻户晓无从禁制”。为此，他积极筹建上海机器织布局，在织布局毁于火灾后，又立即重建，“并厘定章程，号召华商多设分厂，以资推广”。中国早期有经济效益的交通运输、采煤炼铁、轻纺织业等近代企业几乎都是在李鸿章主持或倡导下创办的。
在半殖民地的中国，若创办近代企业便不能不和外国侵略者“争利”。当时沿海航运几乎全被外轮霸占，以纱、布为大宗的洋货大量涌入内地，国权不保，利源外泄，中国日益贫困。李鸿章创办近代企业，同时也引进了竞争观念，以“为收回中国利权起见”为目的。
为了打破外商在中国水域的垄断局面，使我内江外海之利不致为洋人占尽，李鸿章创办了轮船招商局。据李鸿章估计，“创办招商局十余年来，中国商民得减价之益而水脚少入洋商之手者，奚止数千万”；开采漠河金矿，目的在于“外以折强邻窥伺之渐，内以立百年富庶之基，其有益于国计民生，殊非浅鲜”。并强调“借用洋法而不准洋人代办”，也不准洋商入股。并以“权利所在，军务、商务消息岂能使别国操之”为理由，抵制了德国在中国架设陆线的要求；对于纺织等轻工业，李鸿章指出只有引进外国机器，才能“分其利权”。
李鸿章创办的近代企业，可以说是中国近代发展的根基，它引进了西方的机器和科技，促进了中国近代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的发展，培养了一批科技人员和技术工人，在客观上刺激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对外国经济势力的扩张，也起到了一些抵制作用，推动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
常有人抱怨人生之路越来越窄，看不到成功的希望。这是因为习惯在老路上走下去，搞教条主义，不思改变。人生不能一味地按着某种教条度过，人生需要变通，变通才是成功的源泉。创新才是生命前进的动力。如果我们在前进的路上能突破常规思维学会变通，我们离成功还会远吗？中国有句俗语叫：不在一棵树上吊死。做任何事都要学会变通，成功因人而异，方法与角度千变万化，充分挖掘现有资源并予以有机配置，何愁没有丰硕成果呢！
4.以退为进，曲线成事
进，是我们每个人都追求的目标；退，则是为了更好地进。进退之间，方显智慧。
以退让求得生存和发展，是一种大智慧。聪明的人，做人不会只进不退，关键时候，宁肯后退一步，做出必要的个人牺牲，将会换来更快速的前进。
以退为进，不是退缩，而是为进蓄势。有一种叫毛竹的植物，在头五年里是一丝也不会生长的。然而五年期一过，便是一天一个样，直到长得异乎高大。这正是因为它在头五年里不断壮大自己的根系，直至长达几十米，为吸取更多营养打好了充分条件，才使它得以创造奇迹。
咸丰十年六月（1860年8月）英法联军逼近京津，将战火燃至京津。八月，接连打败缯格林沁和胜保的军队，逼至北京城下。咸丰帝惊慌失措，留下恭亲王奕在京应付局面，自己则率带嫔妃宫监和亲信大臣仓皇逃往热河。同时接受了胜保的建议，在逃跑途中发布谕令，让各地督抚派兵“勤王”。
朝廷欲由各地督抚大员派军“勤王”，第一个就下命令给曾国藩，要求其速派湘军猛将鲍超带兵北上。别的督抚大员接此廷寄，都按旨急急地亲自率军前往，对此，曾国藩十分为难，表现得犹豫不决，首鼠两端。曾国藩的犹豫并不是毫无缘由，只因此时湘军正与陈玉成部在安庆打成僵持状态，鲍超是他的一员得力干将，抽主力远去，不但前功尽弃，而且会严重影响眼下同太平军作战，后果不堪设想。而且自三河战役后，湘军将领没有几个敢与陈玉成硬碰，而打败过陈玉成的只有鲍超和多隆阿。多隆阿设营挂车河，远在桐城与安庆之间，为的是阻击陈玉成自桐城援安庆，不便调动。所以，眼下能守祁门大营的只有鲍超一军了。
曾国藩对谕旨点名要鲍超，要“霆军”归胜保指挥，认为是胜保借天子之名，包藏险恶的阴谋。他了解胜保其人，是一个野心勃勃、心怀叵测的家伙。胜保在直隶侥幸打败了太平军北伐军林凤祥的残军，竟得到了钦差大臣的头衔；后来又围李开芳于高唐，数月不克，遂惹怒了皇帝，削了他的职，发遣新疆。咸丰六年召还，发往安徽军营。胜保虽有野心，但手中却无军队。所以，到处抓军队，甚至不惜招降纳叛，收买皖北捻军叛徒李昭寿，结纳安徽团练首领苗沛霖，企图把他们的军队拉为己有。曾国藩一到安徽便看穿了胜保的阴谋。如今，胜保又借皇帝的威力，想统带鲍超5000“霆军”，这是把他的野心使到湘军上面来了！
可北上护主又是“义不容辞”之事，自然难以拒绝；如果不去，很有可能会被扣上一顶“不忠”的帽子，对封建官吏说，这可是莫大罪名，这对心里始终有个被猜忌心结的曾国藩来说，是不能承受之重。曾国藩左右为难。他向胡林翼、左宗棠讨主意，胡左的回答也和他一样，江南的形势危急，正赖湘军做中流砥柱，不可派兵北援；但若拒派勤王之师，如何能逃脱抗旨之罪，又如何能免于社会舆论的抨击？胡林翼的回信提醒曾国藩：“疆吏争援，廷臣羽檄，均可不校，士女怨望，发为歌谣，稗史游谈，诬为方册，吾为此惧。”曾国藩在胡左之处讨不来好主意，几日坐卧不安，辗转不宁。甚至于“泣涕旁皇，不知所以为计”。
曾国藩实在无计可施，便召集文武参佐讨论对策，并要求每人都提出具体方案来。结果，大部分人的意见都主张北上“勤王”。然而，李鸿章却有不同的看法。他力排众议，分析形势，认为目前对清政府的最大威胁，并不是外国军队，而是太平军。洋人入京，只不过是为了金帛议和，并不想推翻大清统治，他们不过是借战争给皇帝施加压力，多占中国的便宜罢了。而目前湘军担负着最重要的“剿匪”任务，此时切不可让鲍超所部离开战场。李鸿章的分析，让曾国藩信服，曾国藩向李鸿章讨问处置之法。李鸿章说：皇帝留恭亲王在京与洋人讲和，恭亲王的办事能力极强，应付外人绰绰有余，不会出大乱子。因此他主张按兵请旨，静观其变。最后，曾国藩接受了李鸿章的建议，使出缓兵之计，他给皇上上奏折说：“勤王事关重大，鲍超对北方人地生疏，不宜北上京城，请派万人北上，但是须得咸丰皇帝从曾国藩或胡林翼两人中指派由谁带队前往”，这一招，明显的是给朝廷出难题，因为朝廷最忌讳手握重兵的“节度使”进京。而李鸿章便利用奏折批复一来一回的程序拖时间，等到奏折再送到北京，结果早就见出分晓了，也就不会再让湘军“勤王”了。
曾国藩与胡林翼协商之后，就按李鸿章的主意于九月五日（10月8日）向皇帝送出奏折。曾国藩的折子递上去后就在苦苦煎熬中度过了一个来月。果然事情的发展正如李鸿章所料，全无二致。11月16日，朝廷终于颁下旨来，称“京师逆夷就抚”已成，鲍超、曾国藩、胡林翼“毋庸北援”。经此一事，曾国藩更对李鸿章刮目相看了。
我们知道只有志向远大，才可能成为杰出人物。但要成为杰出人物，光是心高气盛还远远不够，还必须从最低级的事情做起。如果刚一开始就让人觉得你多么了不起，对你寄予了厚望，你随后的表现让人一次又一次的失望，结果是被人越来越看不起。有心机的人善于韬光养晦，螺旋上升。既保护自己不受猜忌和伤害，又容易为自己的事业成功创造条件，一鸣惊人。
事实上，退是另一种方式的进，暂时退却，养精蓄锐，以待时机，这样的退后再进则会更快、更好、更有效、更有力。对于许多求职者来说，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在刚步入社会的时候，不妨放下架子，甘心从基础干起。在工作中放远目光，不争一时之先后，不恃才傲物，为自己的发展准备充分的条件，最终必会获得上司的赏识。
5.重视人才，知人善用
人才者用人才，庸才者用庸才。上位者用什么样的人，是否能够知人善任，并做到人尽其才，往往是上位者事业成败的关键。人才的重要性，可以说是不言而喻的。人才是什么？人才就是成功的资本。培养人才，以操守为大要。集结有才之士，可为自己的成功开辟道路。
知人善用、任人唯贤，是建功立业、安邦定国的根本。汉高祖刘邦起兵时，身份不过是一个亭长，论孔武有力、论出身地位、论勇气谋略都比不上其竞争对手项羽，但楚汉之争最后赢得胜利的却是刘邦。这与他广纳贤士、从谏如流是分不开的。他自己也曾说过：“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我不如张良；安抚百姓，供应粮饷，我不如萧何；指挥三军，战必胜，攻必取，我不如韩信。这三人都是人杰，我能恰当使用他们，所以能取得天下。”
一个国家只有重视人才，知人善用，才能国泰民安；否则国家再强盛也难免走向衰败。李鸿章深知人才的重要，因而特别重视人才，对待人才总是不拘一格，破格使用，使人尽其才，各尽所能。
洋务运动自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开始，历经30余年，在洋务派的努力下，这30年使得中国社会和中国人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使中国一度有机会跻身于世界强国之林。
在大办洋务的过程中，李鸿章显然感到了人才的极度缺乏，开办近代工业、训练新军，必须要有懂得西方先进技术的专业人才。为此，1864年李鸿章奏请清廷改革科举制度，他认为如果朝廷不能下大力度弘扬新风气，破除那些妨碍办事的旧习俗，找到让国家富强的实用办法，那么天下危险的局面，早晚有一天会不可支撑，日后缺乏人才的情况，会比今天更加严重。以这么大的一个中国，却永远没有自强自立的那一天，不只是值得忧虑，简直就是可耻。在他的坚持下，清廷陆续开办了外文、军事、西医、电报等学校培养技术人才，并于1872年开始向海外派出留学生，在多年之后这些留学生成了中国军队、工厂、外交方面的骨干中坚，西式教育的引进在一定程度上使中国人的思想开始摆脱蒙昧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