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使我介①然有知，行于大道，唯施②是畏。大道甚夷③，而民好径④。朝⑤甚除⑥，田甚芜⑦，仓甚虚⑧；服文彩⑨，带利剑，厌⑩饮食，财货有馀，是谓盗竽(11)。非盗也哉！
【注释】
①介：确实，智慧。
②施：邪，斜，不正。
③夷：平坦。
④径：斜径，小路。
⑤朝：朝廷。
⑥除：整洁。
⑦芜：荒芜。
⑧虚：空虚。
⑨文彩：艳丽、漂亮的衣裳。
⑩厌：饱食。
(11)盗竽：意即强盗头子。竽，又作夸，即大盗、盗魁。
【译文】
假如我确实有智慧，走在大道上，只怕误入邪路。大道十分平坦，而人们却爱走小路。宫殿非常整洁，田地非常荒芜，仓库非常空虚。他们穿着华丽的衣裳，佩戴着锋利的宝剑，吃着山珍海味，财产多得数不清。这样的人就叫做强盗头子。这是不合乎“道”的。
【延伸阅读】
老子虽然也当过官，但只是小官，比较接近下层百姓，知道百姓的疾苦。在当时的剥削制度下，劳动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劳动果实被剥削者攫夺，这是一种多么不合理的社会现象啊！面对这种现状，作为哲学家的老子，不能不思考，不能不反对，不能不呐喊！
老子把统治者攫夺黎民百姓的劳动果实，看作是强盗行径。他提醒统治者：只知攫夺、奴役人民，贪图花天酒地，与强盗头子无异，是不合乎“道”的，必然会走上穷途末路。因为，统治者的荒淫无度、奢侈享受，必然会激起人民大众的反抗。
这种情绪，在《诗经》中屡有反映。如《伐檀》一诗中写道：
坎坎伐檀兮，置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涟漪。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悬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这里说的是，伐木者整天在河边劳动，却一无所有，那些“君子”不种地、不打猎，却稻谷满仓、猎物挂满了庭院。伐木者面对这种现状，情不自禁地发出了质问，问那些“君子”为什么能不劳而获。这种质问直率、尖锐，表现了劳动人民对于不合理的社会的清醒理解。
又如《硕鼠》一诗中写道：
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汝，莫我肯顾。逝将去汝，适彼乐土。乐上乐土，爰得我所。
这里说的“硕鼠”，就是指《伐檀》中不劳而获的贵族老爷。用“硕鼠”去骂他们，确实很恰当，因为这一骂词能揭示出剥削阶级的贪婪本质。而劳动人民要“适彼乐土”，则是对于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社会的向往，显示出当时劳动人民敢于反抗的决心。
诸如《诗经》中劳动人民的心声，老子是目有所睹、耳有所闻。因此，他告诫统治者，如果无休止地搜刮人民的劳动果实，是一种强盗行径，是不合乎“道”的。历史上，凡是有作为的统治者，都有富民强国之策，而不是光知攫取。
比如春秋时，齐国原是一个不很发达的国家，其井田中的徭役田极不景气，诚如《诗经·齐风·甫田》所云：“无田甫田，维莠骄骄”；“无田甫田，维莠桀桀”。齐国的贵族只知剥削、压榨劳动人民，用以大肆挥霍，如《国语·齐语》描述：“九妃六殡，陈妾数百，食必粱肉，衣必文绣”。在这种情况下，劳动者对于种植公田没有积极性，甚至大批逃亡，使得公田大量荒芜。
齐桓公执政时，对这种现状十分忧虑，问管仲有什么办法。管仲说：“应当按照土地的好坏，实行地租的差等征收制，农民就不会逃亡。”管仲之所以把分等级征收地租作为突破口，因为农业是当时经济的基础，也是富民强国的基础。管仲还制定了两条政策：一是“均地分力”，即按劳动力平均分配包括公田在内的全部耕地；二是“与之分货”，即实行按产量分成的实物地租制。这两项政策，体现了管仲富民强国的思想。这样做，既发展了农业经济，改善了农民的生活，又使齐国富强了起来，有了“凝聚力”，人民逃亡的现象消除了。
齐桓公实行了管仲提出的方案，终于称霸诸侯，成为当时最出名、最具实力的君主。
宋代王安石变法，其实也像管仲那样，以富民强国为目的。但王安石变法涉及面较广，是全方位展开的，内容包括制置三司条例田、青苗法、均输法、市易法、方田均税法、农田水利法、专利案法、免役法、免行钱法、保甲法、保马法、减兵置将法、军器监、科举改革法、教育改革法等。面对宋朝当时“积贫”、“积弱”的现状，王安石采取了两种方法：一是通过发展生产来增加财富；二是利用经济杠杆来调节社会各阶层的收入，从而把豪富商贾中的一部分剥削收入转为国有。而这两种方法，都不会增添农民的负担，却能达到富民强国的目的。
同样是统治者，管仲、王安石就显得比较高明。他们不采取强盗般攫夺的手段，而是以发展生产、提高人民的生活为前提，从而达到使国家逐渐富强起来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