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生活的辩证法：欲速则不达，有时慢一步、停一步，反而能更快地达到自己预期的目的。孔子是在给弟子子夏讲为政之道时说出这个道理的。子夏做了莒父的地方官，问孔子，如何才能搞好工作。孔子说：“不要图快，不要盯着小利。图快，反而达不到目的；盯小利，就办不成大事。”
孔子指出的这两点不仅对子夏，对所有为政做官者都具有深刻的警戒意义。
历史上有许多为政者本来也是一心为公，可是急于求成，为了政绩，“急功近利”，“拔苗助长”，结果反而走了很多弯路，有的官员甚至为此丢了性命。
商鞅变法和王安石变法就是很典型的例子。
商鞅的变法思想没有问题，也的确是秦国富强所需要的。问题是秦国保守势力非常强大，而商鞅变法必然触动贵族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商鞅在国君的支持下强制推行变法，自然遭到了很大的阻力，最后终于爆发了宫廷政变，连商鞅本人也被复仇的贵族杀死了。这就叫欲速则不达。
同样王安石变法也面临这个问题，他的出发点是好的，可是性子太急，在变法内容不完善、改革吏治不到位、政治斗争背景极其复杂的情况下强行变法，最后终于在内外交困中以失败告终。
所以孔子告诫说：“为政者要注意审时度势，切忌急功近利，欲速则不达”。
现代许多为政当官者也都是上台伊始，便想着如何大干一番，博得政绩彪炳，以便继续提升或者青史留名。由于这种急功近利的想法，他们往往会选择一些投资小、见效快、资金周转灵活的项目上马，即使这些项目往往有着很大的副作用；还有的临时钻一下政策或法律的空子，却全然不顾后果。譬如一些人凭借关系向国家银行借贷巨款，来投资建设，一时间其任期内热闹非凡，声名鹊起，可是却给下一届政府留下一个巨大的包袱。而那时他自己早已拍屁股高升走人了。类似这种为政者便不是什么审时度势的问题了，而是心术不正，为祸一方。
“欲速则不达”，在企业的经营、发展、管理过程中也有很具体的体现。
比如，企业的业务发展速度比较快，但是相对来说，企业的管理和控制能力提高的速度就要慢得多，因为它是一个知识、经验、人才，以及文化逐渐积累的过程。当业务发展速度过快的时候，管理如果跟不上，就可能会出现管理失控，企业就会出问题。
复星集团的老总郭广昌曾经说过：“快与慢不是外界可以评判的，快慢的标准在于自身对平衡感的把握。”
节奏是音乐的灵魂，没有节奏的音乐是一堆破烂的音符；节奏是诗的灵魂，没有节奏的诗是一堆拼凑的字符。我们做事情要做到张弛有度，才能避免失败。俗语说：“心急嫁不到好汉子，性急吃不了热豆腐。”话虽粗俗了点，但理却是这个理。西谚说：“罗马城不是一日建成的。”道理也是如此。
宋朝的朱熹十五六岁开始研究禅学，到了中年之时才感觉到，速成不是良方，经过一番苦功方有所成。他以十六字真言对“欲速则不达”作了一番精彩的诠释——“宁详毋略，宁近毋远，宁下毋高，宁拙毋巧”。
上面说了“欲速则不达”“急功近利”的道理，下面我们来看看，“小利不舍，大事不成”的故事。小利不舍，大利不来，这是定则。小与大这一对最简单的矛盾里，包含着最复杂的辩证法。
有的人视小为大，有的人视大为小，而小与大之间又常可以互相转化。悟得小大之中的真味，也就能在社会上“立地成佛”了。
李嘉诚曾经出任10余家公司的董事长或董事，但他把所有的职务报酬都归入长实公司账上，自己全年只拿5000港元。这5000港元，还不及公司一名清洁工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年薪。李嘉诚多年维持不变，只拿5000港元，李嘉诚是小利不取，大利不放。李嘉诚每年放弃上千万元的职务薪金，却获得公司众股东的一致好感，自然也信任长实系股票。甚至李嘉诚购入其他公司股票，投资者也莫不步其后尘，纷纷购入。
李嘉诚是大股东，长实系股票被抬高，长实系股值大增，得大利的当然是李嘉诚。就这样，李嘉诚每欲想办大事，总会很容易得到股东大会的通过。对李嘉诚这样的超级富豪来说，职务薪金算不得大数，大数是他所持股份所得的股息的价值。
一些人目光只停留在眼前利益，做生意不舍一分一厘，只求自己独吞。而正是这小利而失去了长远的大利，可谓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李嘉诚正好相反，他舍弃了小利而赢得了大利。
在当今社会，“急功近利”的心态和“小利不舍”的贪婪往往让人失去更多，而不是得到更多。沙漠是由一粒粒细沙堆成的，财富是由一枚枚硬币积累而成。深悟商道的人最懂得掌握这些不起眼的财富，也最懂得“舍得”的道理——“舍得、舍得，有舍才有得，不舍不得”。
第七节小不忍则乱大谋
【原文】
子曰：巧言①乱德②，小③不忍则乱大谋④。
【注释】
①巧言：花言巧语。
②德：品德、德行。
③小：细微的事情。
④谋：谋划、计划。
【译文】
孔子说：“花言巧语，就会使人的道德败坏；遇到小的事情，不能够忍耐，就会使整个计划被破坏。”
【延伸阅读】
俗话说：“心字头上一把刀，遇事能忍祸自消。”一个“忍”字，被许多人奉为处世成事的良方。宋朝的王安石就说过：“莫大之祸，起于斯须之不忍。”
陆放翁（陆游）曾经写诗说道：“忿欲至前能小忍，人人内心期有颐。”又曰：“殴攘虽快心，少忍理则长。”又曰：“小忍便无事，力行方有功。”
勾践忍不得会稽之耻，怎么能卧薪尝胆，兴越灭吴？韩信受不得胯下之辱，哪能做得了淮阴侯？这都是“忍小事，而成大事”。所谓的“小事”，只是相对而言的，再大的事，只要是个人的事，在国家利益面前，都只能是“小事”。或者说，所谓的“小事”，都是跟“大谋”相比的，只要比不上“大谋”的，就可以称之为“小事”。
但是，是不是遇事一味忍就好呢？就像唐朝两位诗僧寒山和拾得的对话。寒山说：“如果有人侮辱我，嘲笑我，藐视我，伤害我，嫉恨我，欺骗我，我该怎么办？”拾得便说道：“你只需忍受他，顺从他，让他，敬他，躲他，耐他，装聋作哑，漠然对待他，冷眼看着他，如此结局。”
这样忍，可取吗？让我们看看孔子对于“忍”的看法和作为。
孔子说：“小不忍，则乱大谋。”孔子也是讲“忍”的。忍，包括对人对己两方面。对人采取宽容、忍让态度，对己则采取克己的态度。《论语》中直接提到“忍”的地方不多，其实“忍”包含在孔子“忠恕之道”的“恕”中，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自己不想要的，不施加给别人。而要做到“恕”，就要“克己”，这就是忍。
但孔子讲“忍”是有条件的，并不是无原则地忍让迁就。那么，什么情况下应该忍呢？
一种情况是在与恶势力作斗争时，如果自己力量弱小，处于不利境地，这时要忍。忍的目的不是屈服于恶势力，而是暂避其锋芒，不做无谓牺牲，等待时机再战而胜之。
还有一种情况，是在遇到小人的诬蔑、诽谤或者纠缠时，隐忍不发，不去与小人据理抗辩。这样做，也是为了不乱大谋，不使自己陷入无聊的争斗，浪费时间、金钱和精力。
第三种情况，就是为了顾全大局，为了长远利益，需要自己忍，忍受他人的误解，忍受暂时的困境。小不忍，则乱大谋。这是古往今来多少人的经验和教训的概括。对于今天血气方刚的年轻人，对于大权在握的政客，对于有钱有地位的人来说，隐忍、妥协并不意味着胆小。既要战胜自我，消除复仇的心理，又要战胜别人。不顾世俗猜疑歧视的“忍”，这又何尝不是一种勇敢呢？
《孔子家语》中，记载了孔子对子路的一番话，对“忍”作了很好的解释。孔子说：
君子处世，要达成自己的目标，可以“屈则屈”，可以“伸则伸”。屈节是因为有所期待，求伸是要把握时机。因此，虽忍耐受屈，但决不以毁坏节操为代价。要实现自己的志向，也不会拿原则做交易。
这就是“受屈而不毁其节，志达而不犯于义”。
尺蠖屈身，是为了前进；龙蛇蛰伏，是为了飞腾。忍，不是目的，而是手段。为了达到目的，我们当忍则忍。但如果忍的结果背离了目的，那就不能“忍气吞声”下去了。
“小不忍则乱大谋”。而要做到能忍，会忍，忍得合乎道义，一是要把原则性和灵活性结合起来，善于审时度势，二是要有很好的修养，要有很强的自制力。有时一事当前，要忍得住怒火，还真不那么容易。曾国藩说到自己的“忍”功，那是“打掉门牙和血吞”。宋朝人程颐说得好：“忍所不能忍，容所不能容，惟识量过人者能之。”孔子就是这样既深明大义，又聪慧过人的“能忍者”。
今天，我们遵循孔子的教诲，学会在该忍的时候忍，不但可以改善我们的人际关系，促进社会的和谐共处，也有助于我们以良好的心态成就自己的事业，摆脱形形色色无聊事物的干扰和影响，使我们自己免受无谓的损失。
谚语云：“万事皆因忙中错，好人半自苦中来。”要成就一件事情，须观察时机，等待因缘，急不得的。受苦忍耐是一种承担，一种处理，一种等候。许多事业有成者都在忍耐多次失败后，愈挫愈勇，最后取得成功。因此幻想一夕有成，不如在艰难困苦当中忍耐，一旦时机成熟，必然水到渠成。
苏轼在《留侯论》中说：“古之所谓豪杰之士者，必有过人之节，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有所扶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
第八节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原文】
子贡问为仁①。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②其器③。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贤者，友④其士之仁者。
【注释】
①仁：推行仁德。
②利：使其锋利。
③器：工具。
④友：以……为友。
【译文】
子贡问孔子如何推行仁德。孔子对他说：“工匠要想完成好他的本职工作，必须先把他的工具准备好。我们住在一个国家里，就要先侍奉大夫们中的贤人，交结士人中的仁人。”
【延伸阅读】
大夫，是朝廷官员。士，是有一定社会地位的知识分子。孔子是用这句话来说明推行仁的方法，要先交往大夫中的贤者，士人中的仁者。如同工人做工一样，推行仁也是一项工作，当然是更伟大的工作。
孔子一生凄凄惶惶奔走列国，为的就是推行自己“仁”的主张，所谓“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论语·颜渊》）。意思是：一旦人人都能约束自身使言行合乎礼，天下就归依仁了。而最有力量帮助自己推行仁的，是掌权的人和有地位的人。孔子认为，“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工人若想做好他的工作，一定要先使他的工具锋利。为了更好地推进自己仁的事业，需要寻找“利器”相助。借用一句老话，就是寻求“贵人”的相助。
有人可能会说，你这是在曲解孔子。孔子特立独行，怎么会有这样“庸俗”的观点呢？庸俗吗？不，这正是孔子务实精神的体现，也是孔子总结出的一条成功经验。孔子一生中磨难颇多，但也多次由于“贵人”的相助，做成了一些原本困难的事情。
孔子年轻时，对周礼十分仰慕，非常想到周朝的都城洛阳观礼，可苦于财力，一直去不了。这时有一个叫南宫敬叔的世家子弟，也是朝廷大夫，在鲁君面前请求“与孔子一道去观周礼”。鲁君便特批给一辆车，两匹马，一个童仆，使孔子得以完成夙愿。孔子观周礼后回到鲁国，声望大增，四方各国前来向孔子求师学礼的人不断增加。
为了这件事，孔子十分感谢南宫敬叔之助，说：自从南宫敬叔使我有车去观礼，我的“道”走得更快了。这个“道”，既指道路，又指学问事业，语带双关。
后来，孔子周游列国。在齐国，有大夫高昭子引荐。在卫国，有大夫颜浊邹接待并引荐，使孔子很快受到卫灵公的礼遇。在陈国，孔子得到大夫司城贞子相助……
孔子为什么能够得到南宫敬叔的相助？这是因为孔子早就以他的好学知礼博得了南宫敬叔父亲、鲁国大夫孟僖子的好感。孟僖子临终时，特地嘱咐儿子去拜孔子为师学礼。当南宫敬叔知道了孔子想观周礼而困于财的情况后，便伸出了援手。如果孔子不学无术，人品差劲，他就是托门子、找关系、请客送礼，南宫敬叔也不会搭理他的。
有这些“贵人”相助，才使孔子能够有机会向各国君主直接宣传自己的主张，也才能在十几年的奔波中，虽然困难重重，却终于坚持下来。正是基于亲身的体会，孔子告诉子贡，如要“为仁”成功，就需要结交贤大夫和有仁德的士人，也就是说，要有“贵人”相助。
的确，有“贵人”相助，可以减少前进道路上的阻力，大大促进自己事业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