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哲学官道曾国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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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章 做官先做人,人不立无以做官(4)

然而,经过李陵之祸以后,司马迁的身心都受到摧残,他的修史动机也有所改变。司马迁已亲身经历,身陷囹圄、遭受宫刑,不再把修史仅仅看作是对历史的总结、对西汉盛世的赞颂,而是和自己的身世之叹联系在一起。他列举周文王、孔子、屈原、左丘明、孙膑、吕不韦、韩非等人著书立说的动机,认为自己和他们一样,也是在经历磨难之后通过著书抒发心中的郁闷和不平,因此发奋用心著书,许多人物传记都寓含着作者的寄托,磊落而多感慨。就这样,司马迁委曲求全,写出了为后人称颂的《史记》。

同样是识时务,委曲求全,但杰出人物与懦弱之人的区别就在于,杰出人物是表面示弱而内心却怀坚韧不拔之心,明里屈服、无所作为,而暗中却从未放弃,积极备战,杰出人物的屈服是为了坚持心中那早已坚定或明确的目标。在这个过程中,有进有退,迂回周旋。但不管周旋迂回也好,委曲求全也罢,心中那份对理想目标的追求从来没有灭失过。

所以,商汤系夏台,文王囚里,晋重耳奔翟,齐小白奔莒,越西施嫁吴,阖闾失爱姬,无不体现了这种成大事者不拘小节的大丈夫能屈能伸的气概。

即使在现代社会,以屈求伸,还是有很大用武之地的。

曾有一位留美的计算机博士,毕业后找工作,由于计算机方面的人才太多了,结果好多家公司都不录用他。思前想后,他决定收起所有证书,委曲求全,以一种“最低身份”再去求职。

不久,他被一家公司录用为程序输入员,虽然这对他说简直是“高射炮打蚊子”,但他仍干得一丝不苟。不久,部门经理发现他非一般的程序输入员可比,能看出程序中的错误,这时他亮出学士证,老板给他换了个与大学毕业生对口的工作。

又过了一段时间,主管发现他比一般的大学生要高明很多,时常能提出许多独到的有价值的建议,这时,他又亮出了硕士证,于是他又得到提升。

再过一段时间,他的实力越来越展现得淋漓尽致,公司领导觉得他还是与别人不一样,此时他才拿出博士证,公司对他的水平有了全面认识,所以毫不犹豫地重用了他。

他从屈中求伸,因而最终实现了他事业上的价值。

为官之人,要明白以退为进,以屈求伸,由低到高,这既是一种韬光养晦的能力,又是另类自我修养的一种训练。不要怨天尤人,大浪淘沙,能屈能伸是大人物必备的,不懂得这些就注定会被淘汰。

谨慎小心,时刻如履薄冰

如履薄冰者,但求一“稳”字,稳以立人,稳以延年。

曾国藩先后经历了三朝(道光、咸丰、慈禧),可以说历尽宦海风波,然而安然无恙,荣宠不衰。为什么呢?“小心驶得万年船”用在曾国藩身上恰如其分,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他的谨慎小心,时刻如履薄冰。

做官不易,更何况曾国藩处于特殊的地位、特殊的身份、特殊的时候。曾国藩身处晚清,而晚清的中国正遭遇“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一方面太平天国声势浩大,不容小觑;另一方面,当时是慈禧太后垂帘听政,猜忌的本领天下独步,更何况曾国藩又是汉人,手握重兵,功高震主,怎能不处处谨慎,如履薄冰?

曾国藩当年入仕时28岁,正值血气方刚、年轻气盛之时,再加上起初在官场上的一路顺风,平步青云,傲气增添不少。所以,当时的曾国藩初生牛犊不怕虎,“好与诸有大名大位者为仇”。

咸丰年间,曾国藩在长沙办团练,办事儿经常不顺利。

后曾国藩借在家守制时,总结经验教训,悟出是自己锋芒毕露、刚烈太甚,所以伤害了这些官僚的上下左右,无形之中也给自己设置了许多障碍,埋下了许多意想不到的隐患。他反省说:“余自经咸丰八年一番磨练,始知畏天命、畏人言、畏君父之训诫。”

此次反省之后,使曾国藩进一步悟出了一些在官场中的为人之道,而且开始苦心钻研老庄道家之经典,潜心攻读《道德经》和《南华经》,终于大彻大悟。

从此以后,曾国藩彻底变了,他事事谨慎,处处谦卑。

曾国藩认同“花未全开月未圆”的观点,因此,他常对家人说,有福不可享尽,有势不可使尽。此外,他“常存冰渊惴惴之心”,认为为人处世,必须常常如履薄冰,如临深渊,时时处处谨言慎行,才不致铸成大错,招来大祸。

最突出也最明显的表现就是曾国藩外藏内敛,习练“忍经”。

曾国藩曾说,吾服官多年,亦常在耐劳忍气四字上做工夫也。

那么,都怎样“耐劳忍气”呢?曾国藩的“忍”并不是毫无选择地忍,而是善忍、会忍,当忍则忍,不该忍则不忍。对皇上、太后,以及满蒙亲贵的猜疑、排挤、冷落、出尔反尔和这些只是关于自己利益的种种不公,曾国藩可以一忍再忍,甚至一忍到底;但对误国误军、贪婪无度而又加害于他的人,曾国藩要么拍案而起参人一本,要么拔剑而起势不两立。曾国藩就这样,他不像李鸿章那样圆滑世故,也不像左宗棠那样恃才傲物,在收敛低调中做人,在挫折屈辱中做事,如此周旋、耐劳忍气,这就是曾国藩。

曾国藩熟读史书,知道历史上有许多高官就是败在身边人手上的。所以,除了对自己要严谨,曾国藩对自己的家人也是如此。

同治六年(1867年)正月,曾国藩再三告诫弟弟曾国荃道:“弟克复两省,勋业断难磨灭,根基极为深固……此后总从波平浪静处安身,莫从掀天揭地处着想。”目的就是希望曾国荃能常怀谦退,身居高位,不可骄傲。然而狂傲的曾国荃总是听不进去,曾国藩不得不给他写了一封又一封信:你对我的劝诫,总是不肯虚心体验,动辄辩论一番,这最不可取。你我二人身居高位,万众瞩目,不可不慎。大凡总督巡抚总以为自己是对的,别人是错的,自满自足。君子过人之处,只在虚心而已。不但我的话你要细心寻思,而且外面所有的逆耳之言,你都应该平心考究一番。所以古人认为,居上位不骄极难。

有人或许会说,曾国藩做官做到这个地步也太累、太窝囊了吧?不过,后来的事实证明,曾国藩的小心谨慎,是极为明智,也是富有远见的。

咸丰十一年(1861年),慈禧、奕发动宫廷政变(辛酉政变),捕杀肃顺等八位辅政大臣。肃顺虽然很有能力,然而性格很强,得罪了不少人,不过肃顺很欣赏曾国藩。曾国藩心思很重,和他交往不交心。肃顺被杀后,朝廷中很多官员受牵连,在他家里搜出私信一箱,里面唯独没有曾国藩的一个字。此外,有“帝王之学”的王运,曾多次游说手握重兵的曾国藩。建议他不急于攻打太平军,将天下大局逐渐导向三足鼎立之势。此时满清王朝根基已朽,且太平天国内耗严重,惟有湘军的势力如日中天,不妨先坐观成败,然后再图进取,最终收拾残局,江山之主即可由爱新觉罗改姓为曾,黎民百姓也会因此而受益。曾国藩婉言拒绝了。

若干年以后,王运历经了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张勋的辫子军、袁世凯复辟等,可以说纵观风云起伏,政局动荡,对曾国藩当初的决定,又有了新的认识,曾国藩的决定显然是正确的,而且是很明智的。

中国历史上有一位名臣和曾国藩在某些方面有着惊人的相似,他就是狄仁杰。

狄仁杰以机智多谋、断案有方著称。当时是中国唯一的女皇武则天执政,狄仁杰屡次破案,屡建奇功,使得他屡获武则天的赞许和奖赏。可是狄仁杰并没有因此而飞扬跋扈,目中无人,相反,他却是更加小心谨慎,谦虚有加。而且,每次狄仁杰大案、要案破获之后,他都是把功劳记在别人的头上,极力推荐手下人邀功领赏,同时在皇帝明知的情况下,委婉地道出事情原委,该说的说,不该说的坚决不说。所以,即使有时候武则天多疑,也让她很难抓到把柄。狄仁杰深知历代皇帝的通病,那就是你纵然有万般能耐,只要一句话不得皇帝心意,都会招来杀身之祸。于是他总是在皇帝面前谨言慎语,案件破获之后,他也总是推功揽过。害怕功劳的显赫对自己不利,于是多次恳请皇帝告老还乡,避开大是大非,避开乱事萧墙,这就是最伟大的隐,最伟大的智。难怪武则天每次都会自言自语一句,称他为“老狐狸”。

纵观曾国藩的一生有起有落、有荣有辱。宦海沉浮中,曾国藩颠簸了一辈子,当官当得久,当官当得大,当官当得牢,在政局动荡的晚清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这和曾国藩一直小心谨慎,如履薄冰,不以功臣自居是分不开的,值得后人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