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其人其事
1.少年入仕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公元1811年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年份了，但是在这个普通的年份里也发生了一些不普通的事，这些不普通的事组成了历史。
这一年，林则徐考中了进士；
巴拉圭脱离西班牙殖民统治，独立建国；
阿伏伽德罗定律被提出；
……
当然这都是历史大事，但是在这些重大事件中，也夹杂着一些小事，例如崔莺莺又跟张生偷情了，李寡妇家的猪圈又被人给拆了……在这一年的光棍节，湖南湘乡的曾家生了个大胖小子。
这个大胖小子就是后来的“中兴名臣”曾国藩。
曾国藩的家在当地是个地主，家境殷实。所以他小时候就不必像贫苦人家的孩子那样上山打柴、放牛、干农活。7岁时，他就开始跟他爹在自己家学习了。
这小子在他20岁那年干了一件很不地道的事，把自己的名字改了，叫子城，字居武。似乎很崇尚武力。但这小子还有点才气，24岁混了个初中毕业证，中了秀才，他老子可是到40多岁才拿到这张学历证书的。第二年就高中毕业考中了举人。曾子城考大学很不顺利，复读了两次才考上，而此时他已经28岁了，可以说是大龄青年了。中进士后，家里赶紧给他张罗了一门亲事，取了个欧阳小姐。
俗话说“三十而立”，如今媳妇也娶了，就得好好过日子了。但这小子不知道犯了什么愣，老是跟自己的名字过不去，又一次把自己的名字给改了，叫国藩。这没给他爷爷气死，想他刚出生时，爷爷给他取的乳名宽一多好啊。气得爷爷要上京城去揍他，但此时曾国藩正在翰林院做“检讨”呢，人家都做“检讨”，你还忍心打吗？还能打吗？儿大不由娘啊！
曾国藩在京城混得也很不得志，做事要处处小心，得防着别人算计自己。日子过得很不开心，虽然已经是国家正式公务员了，但是实在没有油水可捞，还穷得找他老子要生活费。
其实刚上任的公务员都穷，钱都不是很好捞。因此，很多的公务员就开始搞地下活动了。托人找关系，说好话，以求皇上把自己分到油水比较多的地方去工作。
而我们的主人公曾国藩，却因为老家远在湖南，而且自家又没有什么达官贵人在京城里罩着，早年爷爷留下来的家业，也被自己这么多年到处求学、参加科考花得差不多了，因而根本就没有多余的银两拿出来打点上司以求早日被皇上召见。
曾国藩在京城苦熬了几年，终于得到一次被皇上召见的机会，把他给高兴得屁颠屁颠的。
高高坐在龙椅上的皇上大人仔细地打量了曾国藩一眼：一对三角眼，两道吊梢眉，虽然比獐头鼠目、贼眉鼠眼的人俊那么三分，但是，到最后，道光帝就曾国藩的长相得出了结论——面相不雅。
人不可能永远走背，总有时来运转的时候。虽说在国史馆工作工资不高，但他曾国藩对工作可是一丝不苟，兢兢业业，不出两年就坐到了大学教授的位子上了，而且十年七升。总算拿到了京城绿卡，在北京长久地定居了下来。
2.十年平乱
公元1850年的冬天比哪一年来得都要早，似乎在兆示着有一些重大的事件会在这年的冬天发生。12月29日当人们从沉睡中醒来，都在欢天喜地准备着迎接新年的时候，一个噩耗从紫禁城传了出来，迅速传遍了全国——道光皇帝驾崩了。
道光皇帝的驾崩对普通百姓的生活并不会有多少影响，无非又要换一个新的主子。两千多年都是这么延续下来的，人们都已经习以为常了。
曾国藩老早就知道了道光皇帝病重的消息，他希望能见皇帝最后一面。29日一大早他就起来了，就在去往紫禁城的路上，他听到皇帝驾崩的噩耗，立刻晕倒在马车里，好半天才苏醒过来。
道光帝对他的圣恩太重了，他的富贵与地位，以及他的家族的荣耀，全部出自于道光帝的浩荡皇恩。
年轻的礼部侍郎擦干泪水，立即投入耗资巨大、礼仪烦琐的大丧筹备之中。他奉献的不仅仅是尽责尽力、任劳任怨，更重要的是他和他的家庭对皇家的一片耿耿忠心。
大丧结束，他捧着颁发的遗念衣物，欲哭而无泪。
新的皇帝很快就登基了，从此咸丰走上了历史的舞台。
咸丰帝继承皇位以后，为了整顿吏治，下旨文武大臣就如何重振朝纲献计献策。曾国藩在咸丰元年、二年连续向咸丰帝上了四道奏折。
在《应诏陈言疏》中提出了国家治理中存在的三大患及解决办法，即人才、财用、兵力。他说：自古治理国家不外招贤任能，使百姓过上安定的生活，建立良好的社会风气。如能使有才干的人都掌权，人民就能丰衣足食，人民丰衣足食了，社会也就安定了。咸丰对这道折子很是赞赏，批道：“剀切明辨，切中事情。”
在《议汰兵疏》中，曾国藩又提出“兵伍不精”，“长官空名坐粮”等弊。主张“兵不在于多，而在于精”，建议裁军。当时民变已风起云涌，对于裁军的意见咸丰帝感到难于施行，但还是勉励他：“奏疏切中时弊，等广西乱事平定再办。”太平天国在广西金田起事后，发展迅速，清军虽拦截穷堵，但势不可当。
曾国藩又大胆上奏《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批评朝廷镇压太平天国用人不当，下面虚饰不实，上面骄矜独任。这是个大胆直谏，事后他也深怕犯颜获罪。但咸丰帝却并没有谴责他，仅说“语涉过激，未能持平，意尚可取”。
曾国藩当然是感恩了，出于保护清廷的忠心，他又上了一个《备陈民间疾苦疏》，提出百姓生活的疾苦：一、物价上涨，赋税太重。二、盗贼横行，无恶不作。三、地方官徇私枉法，民怨太多。他说：“国家一时穷一点还不可怕，怕的是失去了民心。”对于民间的这些疾苦，咸丰皇帝表现得很漠然，曾国藩不由得深为失望，这时正好派他往江西主考乡试，曾国藩随即悄然南下。
刚走到太湖的时候，曾国藩得到母亲突然去世的消息。于是他星夜赶回了自己的家乡，为母亲服丧。到武汉时，湖北巡抚常大醇来吊唁，说长沙正被太平军围攻。他绕道抵家，长沙已经是人心惶惶。曾国藩极力安抚乡亲，并提出自卫办法，组建湘军。
在组建湘军之初，曾国藩锋芒毕露，得理不饶人，在地方上得罪了不少人，再加上他无权无势，办事很是艰难。幸亏有很多朋友劝解他、帮他，才使他挺过了这段艰难的时期。
咸丰四年二月，曾国藩为了保存实力，在违抗了四道谕旨之后，不得不出征，与太平军首战于岳州。这一次的出征，曾国藩并没有像他所预想的那样顺利，新组建的湘军缺乏战争经验，结果惨败，为此曾国藩投江自杀，幸被人救下。
咸丰五年一月，进逼九江，曾国藩声称“肃清江面，直捣金陵，一举铲平太平军”。这一次他的对手是石达开。湘军水师在经过一年的整编、训练之后，战斗力大增。但这一次他还是吃了败仗。曾国藩恼羞之下，又一次投水寻死。他从此困守江西，两年中无所进展。
1861年，咸丰帝病死在热河，载淳（同治）继承了皇位，尊生母叶赫那拉氏为“圣母皇太后”。同治皇帝在“辛酉政变”后，内有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外有议政王奕主政，从而开始了“同治新政”。这一年曾国藩总算是攻下了太平军老巢金陵的屏障安庆。
同治三年六月三日，洪秀全在天京被湘军围困了两年之后绝望而死。七月十九日湘军攻破金陵，轰轰烈烈的天平天国运动从此画上了一个句号，曾经那些英勇善战的人物从此退出了历史舞台。满清王朝又是一片歌舞升平，紫禁城中的皇帝老儿又不知道搂着哪一个妃子在欢庆着这个胜利。湘军与太平军苦战了12年，完成了挽救清王朝、平定太平天国的大业。
同治皇帝此时想到了远在江南的有功之臣曾国藩，决定嘉奖他，于是一道谕旨快马加鞭被送到了曾国藩的手中：
“曾国藩自咸丰四年，在湖南首倡团练，创立舟师，屡建殊功……兹逆首诛锄，由该大臣筹策无遗，谋勇兼备，知人善任，调度得宜，著加恩赏加太子太保衔，赐封一等侯爵（义勇侯），世袭罔替，并赏戴双眼花翎。”这一年他54岁。
那时他的弟弟曾国荃，也赏加太子少保衔，赐封一等伯爵，并赏戴双眼花翎。
此时的曾国藩已是权倾朝野，但他却高兴不起来，“人怕出名猪怕壮”，得为自己留一条后路啊。曾国藩在酝酿着一个更大的计划。
在攻下金陵之后的一个月，曾国藩毅然裁掉了自己一手组建起来的湘军。
3.教案之失
同治七年，曾国藩由两江总督调任直隶总督，就在他任直隶总督的同治九年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天津教案”。
同治九年五月，在天津的法国天主教育婴堂里，有三四十个收养的婴儿不明不白地死掉了，那时老百姓传言说是天主堂的神甫和修女经常派人用蒙汗药拐了孩子去挖眼剖心。
这个谣言越传越凶，激起了民愤。愤怒的百姓赶到天主堂，烧毁望海楼教堂，杀死了两名神甫，还到仁慈堂，杀死修女10名，又去了法国领事馆，杀死两人。就在同一天，还杀死法国商人两名和俄国人3名及信教的中国信徒三四十名，焚毁英国和美国教堂6座。这就是有名的“天津教案”。
“天津教案”发生后，法、英、美等国一面向清政府提出抗议，一面调集军队进行威胁，声称不秉公办案就要攻打紫禁城。同治皇帝非常害怕，一面要各地严格保护教堂，弹压群众，避免类似事情再发生；一面派直隶总督曾国藩前往天津查办。
曾国藩在去往天津之前，就预感到这次是凶多吉少，特地留下了一封遗书。
曾国藩在同治九年六月初十一到天津，立即发布名为《谕天津士民》的告示，指责天津市民的犯罪行为，警戒市民不要再挑起事端，这引起了天津市民极大的不满；曾国藩随后释放犯法教民，并在奏折中为洋人的行为进行辩护和洗刷，把所有的罪责全部推到天津市民身上。这道奏折传出以后，全国舆论大哗，“自京师及各省皆斥为谬论，坚不肯信”，“议讥纷起”，“责问之书日数至”。曾国藩自己也承认：“敝处六月二十三日一疏，庇护天主教本乖正理”，“物论沸腾，致使人不忍闻”。
尽管如此，但曾国藩仍然没有把老百姓的呼声放在心上，坚持己见，一意孤行，按照法国人的要求在天津大肆搜捕参加反洋教的群众，说是要“缉拿凶手”。但天津民众却把这些敢杀洋人的人当成英雄，致使曾国藩虽然抓了80多人，但其中供认自己有罪的也没有几个人，大家都不愿承认自己有罪，也不指认他人有罪。曾国藩认为如果人杀少了，洋人是不会满意的，也不会泄气，这个案件也就不会很快地终结。于是一面对被捕群众严刑拷打，一面加紧搜捕，一定要凑够20人。曾国藩认为：“杀人偿命是天经地义的道理，何况杀的还是20多个洋人，如果洋人挑衅，对华开战，那还得了。”他的得意门生李鸿章也认为“要一命抵一命，好尽快了结此案”。曾国藩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使洋人满意，长保“和局”。他在给清廷的奏折中认为“我们目前的兵力，根本就不是洋人的对手，为今之计，只有委曲求全，以求自保”。
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的方式是：杀20人，流放25人，把天津的知府、知县革职流放黑龙江“效力赎罪”；支付抚恤费和赔偿财产损失银49万两；派崇厚作为中国特使到法国赔礼道歉。
1871年1月24日，崇厚、张德彝一行抵达法国马赛。当时，正值普法战争法国战败之时，法国政府无暇顾及清朝的这个“谢罪使团”，结果崇厚等人在法国一直待了近一年，此事也就不了了之。
“天津教案”办结之后，曾国藩遭到了舆论的谴责。“诟詈之声大作，卖国贼之徽号竟加于国藩。京师湖南同乡尤引为乡人之大耻”，会馆中所悬曾国藩之“官爵匾额”“悉被击毁”，并将其名籍销去，即不再承认他是湖南籍人。曾国藩听到这些之后，后悔不及，自己一世的英明，毁于一旦，这一点，他是怎么也没有谋算到的。这也许就是人算不如天算吧。
曾国藩这位“中兴名将”、“旷代功臣”，转瞬之间变成“谤讥纷纷，举国欲杀”的汉奸、卖国贼，“积年清望几于扫地以尽矣”。
1872年3月12日，曾国藩因病在南京去世，享年62岁。他就这样匆匆地走了，他的一生是漫长的，因为他把清朝的历史延续了60年；他的一声又是短暂的，62年在历史长河中只不过是一瞬而已。但是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梁启超说：“自近代以来，或从有史以来，也没有多少在做人方面很成功的人，不但在我们国家没有几个，就连全世界也没有几个，但是曾国藩是其中的一个。他虽然没有超群绝伦的才华，甚至在当时的诸贤杰中，还显得很钝拙，但他一生立德、立功、立言，成就斐然，没有多少人能与他相比。他很注重自身的修养，勤奋好学，不求一时之‘得’，也不在意一时之‘失’。做人谦逊，毫不张扬，坚苦卓绝，铢积寸累，磨砺万世之功……”
曾国藩是中国历史上最具有争议的大人物。赞扬他的人，称他为“完人”，似乎与“十全老人”乾隆有得一拼，说他勤奋自勉，功垂古今；说他深得孔孟思想的精髓，犹如孔子转世。批评他的人，说他是卖国贼，是民族的罪人，只为了保全自己的名利地位而置“民族大义”于不顾。这样的大誉大毁之人，在中国历史上又有多少呢？在世界历史上又有多少呢？是非功过，都留给后人去评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