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葆桢，福建人，林则徐的女婿，道光朝的进士。咸丰五年任九江府知府，当时九江已经被太平军占领了，他就去给曾国藩打下手。后来沈葆桢做了江西广信府的知府，太平军杨辅清部攻打广信的时候，沈葆桢与夫人坚守城池，奋勇抗敌，打了胜仗，曾国藩很是高兴，上奏朝廷力荐沈葆桢。
咸丰十一年，曾国藩进兵安徽，围攻安庆，上疏请沈葆桢来安庆会办军务，朝廷下旨准其去安庆。安庆被攻陷后，慈禧、奕主持政务，以曾国藩为两江总督，督办江南四省军务，曾国藩又保奏沈葆桢为江西巡抚。两人由上下级关系变为同僚。
沈葆桢在仕途上升迁如此之快，与曾国藩的保奏有很大的关系。但这次在争粮的问题上，沈葆桢不但没有报曾国藩的举荐之恩，反而还与曾国藩对着干。
沈葆桢就任江西巡抚后，曾国藩的湘军就奔赴南京了，左宗棠也带着兵去了浙江，清廷令江西省供应湘军与左宗棠的军饷。在这个时候，李秀成则派李世贤、杨辅清带兵进入江西，断绝湘军与左宗棠的粮道。沈葆桢见太平军又打到了江西，而湘军主力已经进攻天京城又无力顾及江西，于是就亲自率领兵士抵御太平军。同时建立了一支江西本省的军队跟太平军作战。
江西军队扩增了，军费开支也就增加了。沈葆桢就上奏清廷，要求把供给曾国藩的军饷都给自己。这一下子激怒了曾国藩：你还让我活不活了？简直是岂有此理！
曾国藩在江西驻守多年，因军饷问题，吃尽了苦头。他之所以保奏沈葆桢任江西巡抚，其原因之一是沈葆桢与他多年合作，可以作为湘军的可靠支持者，谁料想沈葆桢一上台便断了他的粮道，他哪有不生气的道理。
曾国藩思前想后，觉得还是不能跟他硬着来。于是，曾国藩拟了一个《历陈饷缺兵弱职任太多户部所奏不实》的折子，他写道：
“如今论兵则已成强弩之末，论饷则久为无米之炊。而户部奏称收支六省巨款，疑臣广揽利权。臣虽至愚，岂不知古来窃利权者何致奇祸！恳求朝廷简派大臣前来主持江南大局，放我回家养病。”
这招以退为进，目的是：你沈葆桢是我一手扶植起来的，我放你一马，不得罪你。没有想到的是，沈葆桢他也这么干了，要求回老家养老。
双方的奏折上达清廷，慈禧老佛爷自然不会让他们在这紧急关头回家休息。只好下旨把江西的厘金一分为二，使曾、沈各得其半，才平息了这场纷争。
曾国藩在关键时候，提出隐退，其目的并不是真的就要回家养老，他也不会这么傻，无非是为了在老佛爷面前诉诉一肚子的委屈，让沈葆桢自己想想，你这样做对得起我吗？我放你一马，不跟你沈葆桢发生正面冲突。沈葆桢也不傻，岂能不明白曾国藩的一片苦心。以后跟曾国藩合作，他能不尽心吗？
借可借之人，借可借之力
在现实生活中，一个人的力量总是很有限的，要想取得事业的成功，就应该善于“借人之势”，借助各种有利条件，为我所用，从而增强自己的实力，为事业的成功奠定基础。
《红楼梦》中薛宝钗曾填过一首《柳絮词》，其中有这样两句：“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在小说中这两句词的含义是说薛宝钗渴望借助贾府的帮助以实现自己能够到皇室做秀女的梦想。这就是俗语中的“借梯登高”，也就是说薛宝钗想借助贾家势力这把“梯子”登到人生的一个更高处。
从这两句词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启示：一个人要想获得事业的成功，除了靠自己的努力奋斗之外，有时还需要借助他人的力量，站在他人的肩膀上。只有这样，才能平步青云扶摇直上，从而取得事业的成功。
节省自己的体力、智力、财力，巧借他人的势力为自己所用，这就是曾国藩常采用的方法：借可借之人，借可借之力。
满清入主中原之后，对汉人始终怀有戒心，对汉人实行高压统治，为此曾发生过“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的惨案。就是到了晚清，清廷对汉人也还是不信任的。
胡林翼在作为湘军主要领导者出任湖北巡抚后不久，清廷就违背“督抚不同城”的祖制命满人官文到湖北任湖广总督，其目的是为了监视胡林翼，以防湘军造反。胡林翼也很清楚官文来湖北的目的，但是，如果湘军集团不愿意接受监督，就有可能使湖北落入官文的掌控之中，进而湖南也会纳入到官文的势力范围中，这对湘军的发展壮大是极其不利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曾国藩急速致书胡林翼，让他给官文“面子”，如不是事关紧要，一定顺从，借其威重之名，方能行己之志。胡林翼也考虑到官文是满洲贵族，且手握重权，与其跟他闹翻脸，还不如把他拉拢过来，为湘军的发展所用。于是胡林翼听取了曾国藩的意见，大施权术，拉拢官文。
首先，胡林翼让自己的母亲认官文的小老婆为义女，使两家结亲，自己也不时地去孝敬一下官文的老娘。与官文平时私函，略去官场礼仪，以兄弟相称。其次，在公事上，每有所成绩，则推首功于官文，给官文的脸上“贴金”。也时不时地夸夸官文“宽仁博大”、“仁厚公忠”，“能开诚心，布公道者，惟中堂一人”。再次，对官文贪污不仅视而不问，还每月给官文送点私房钱，送几个美女。
胡林翼对官文的拉拢起到了很积极的效果。据说胡林翼母亲来武昌，官文亲自带领文武官员去河岸迎接。就是后来，官文对湘军的发展壮大也的确出力、出钱不少。
但是，问题是官文就那么心甘情愿地被拉拢吗？其实不然，湘军在利用官文权势的同时，官文也在借湘军势力这把梯子往高了爬。
官文很清楚：如果跟胡林翼撕破脸，湘军势必不会再受朝廷的调遣，太平军无人镇压，自己的种种地位和荣誉也就会落空，甚至身家性命也成问题。与湘军合作不但有功可居，有誉可邀，有银可使，还可以在皇帝面前落下一个安抚有功的美名。所以，也就乐得被拉拢了，就一心依靠胡林翼。正如薛福成所记，官文乐得“画诺仰成而已，未尝有异议”。
费孝通先生曾说过，中国人基本上就是活在一个人情网络里。人和人之间就是一种相互利用，这是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是每个人自身发展的需要。如果一个不懂得或不善于利用他人力量的人，光靠自己去闯天下，在现代社会里是很难行得通的。
因此，要善于利用人情网络去造就自己，成就事业，改变人生，用人际关系来借梯到达人生、事业的顶点。
纵观古今中外，有多少仁人志士在人际关系上栽了跟头，怀才不遇，抑郁而终；又有多少有才之人时常发出“英雄无用武之地”的慨叹。其实悲剧的根源就在于他们不知如何利用人际关系来借梯登高，来成就自己。
所以懂得如何利用人际关系来“借梯登高”，是每一个人应该掌握的一门学问。但是我们该在哪儿找这个梯子呢？其实也不难找，这把梯子就在你身边。
一个人的力量是很微弱的，孤军奋战、单打独斗，很难成就一件大事。所以，要眼睛向外，面向社会，借力助推，众人扶持，充分挖掘自己身边可利用的人际关系。充分利用好这种人际关系，你就可以成为事业的胜利者。
交友要有雅量，不能小肚鸡肠
“退一步天高地阔，让三分心平气和”，在和朋友的交往过程中，能做到这一点是很有必要的。待人有雅量就能赢得别人的信任与好感，别人也就愿意与你交往了，在你危难之时也就愿意伸出援助之手了。
凡是有雅量的人，为人处世则能宽以待人，不计较个人得失；相反，那些心胸狭窄的“小心眼”，总是死咬着别人的过失不放，其结果是大家都不愿意与他交往了。
曾国藩认为，“宽以待人人自来”，交友虽然多多益善，但要交益友，不能交酒肉朋友。在跟朋友相处时也不能让朋友下不来台，丢朋友的面子，这也是交友之重要原则。曾国藩主张对己要严，对友要宽，尤其主张交友要有雅量。
1843年2月的一天，曾国藩的好朋友邵蕙西当着曾国藩的面数落了他的几个缺点：一是怠慢，心高气傲，对朋友不尊重；二是自视清高，自以为是，说他看诗文多固执己见；三是虚伪，心口不一，说他对人能做出几副面孔。
邵蕙西的每一句话都直指曾国藩的要害，为此曾国藩在日记中感叹道：直率啊，我的朋友！我每天沉溺在大恶之中而不能自知！
这事给曾国藩很大刺激，他在另一篇日记中写道：我有此“三恶”，还怎么能跟朋友交往？拿什么吸收别人的长处？这是拒友人于千里之外啊！
曾国藩也下了很大的决心要改正自己身上的缺点，力图做到儒雅待人。但没过多久，他的老毛病又犯了。
1860年，曾国藩调李元度新招募的3000兵士到徽州跟李世贤作战。李元度带兵奔赴徽州，但是李元度没有听取曾国藩交代的只守不攻的军令，主动出城跟李世贤作正面交锋，结果没过10天，李元度就兵败失去了徽州。李元度在外逃亡了一个月后才回到曾国藩的祁门大营，这件事让曾国藩很是生气。失去了徽州，安庆就有可能保不住了，“截长江之腰”的战略构想就难以实现。于是曾国藩决定参劾李元度丢失徽州。曾国藩此举，本无可厚非，但文武群起指责曾国藩。毕竟李元度新招募的3000兵士根本没有好好训练就被调到前线，吃败战丢失徽州也是曾国藩决策失误。曾国藩才管不了这些，一意要求李鸿章写奏折。李鸿章与曾国藩有师生之谊，两人关系好得不得了，对曾国藩可以说是有求必应，但这一次李鸿章却没有听老师的。他说：“如果你要弹劾李元度，学生我是不会给你写奏稿的。”曾国藩说：“你不写，我写。”李鸿章表示：“如果真这样，那我就走。”曾国藩气愤地说：“走就走吧。”
后来，李鸿章真的就负气走了。李鸿章走后，曾国藩也在反思是自己对待朋友没有雅量，自己也很内疚。辗转波折，李鸿章又想回到曾国藩的门下。曾国藩则很大度地邀请李鸿章回到自己身边。
李鸿章一回到曾国藩身边就直率地指出他没有雅量，不容人，长此下去也就没有人愿意与之结交了。在邵蕙西和李鸿章的劝说下，曾国藩的确改变了不少。处世交友也很有雅量了，也不再苛求于人，而是待人以诚。
郭意诚，湖南的一个名儒，很有才气，咸丰、同治年间，很多名公巨卿与他都有密切的交往，都想将他罗至自己幕下。但郭意诚是一个很重夫妻感情的人，不愿意跟老婆分开，所以，对朋友的各种好意他都婉言谢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