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美国科技政策的社会制度化过程—美国科技政策演变的五大主题—主题之一是政府在科技R&；D活动中的角色定位，从“不干预”到“适度干预”，其政策突破口是重视基础研究—主题之二是政策目标的定位，在目标面上从单一与社会福利相关到五个子目标；在重点目标上从国防科技优先到国防科技与民用科技并举—主题之三是R&；D项目的布局，由突破重点学科点到突破重点学科领域—主题之四是开展R&；D活动的战略选择，从注重“原始创新”到注重“原始创新”和“二次创新”并举；从注重“自主创新”到注重“自主创新”和“合作创新”并举—主题之五是R&；D基地的建设，大办国家研究机构，打造大学研究机构，促进企业研究机构发展—美国20世纪40年代以来的科技政策取得明显成效。
美国科学家在2006年包揽了诺贝尔自然科学奖。其实，大约在一百五十年前，即在1856年前后，美国的科学技术并不怎么样，其研究开发力量和成果与当时发达的德国、英国和法国相比，尚有较大的差距。但是，到了20世纪40年代以后，美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堪称世界一流，并名列第一。美国现在已成为世界科学技术研究的中心。美国的科学技术在短时间内取得这样的成功，原因很多，其中国家科技政策正确、合理，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原因。有鉴于此，考察美国联邦政府科技政策的演变就显得很有必要，而且对我国有参考价值。我想，我们今天的话题就谈“国家科技政策”吧。
行。那我干脆就以美国科技政策为例，来介绍一下西方科技政策吧。
我觉得有必要先谈一下美国科技政策的社会制度化过程。从建国到1940年以前，联邦政府虽然有一些支持科学技术的措施或实际政策，但是这种政策的制定并不是出自一个专门组织机构，也就说科学技术政策的制定并没有社会制度化。1941年因战争的需要，罗斯福总统下令在联邦政府内设立一个保密机构，即科学研究发展局，其任务是协调科学研究和应用现有的科学知识解决战争中最重要的技术问题。这个机构在战时组织科学技术的研究开发活动，为战争服务，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譬如著名的研制原子弹的“曼哈顿工程”就是出自于他们之手。
1944年11月17日，F.D.罗斯福总统给战时科学研究发展局局长V.布什写了一封信，要求他就如何能把从二战时已取得的经验教训运用于即将到来的和平时期的问题，并提出意见。这封信的主要内容是这样的：无论如何，在这一试验中发现的经验不能有效地应用于和平时期的理由是不存在的。由于科学研究发展局以及大学和私人工业中数以千计的科学家开发出来的资料、技术和研究经验在未来的和平时期应当被用来增进国民的健康、创办新企业以增加新的就业机会，提高国民的生活水准。
考虑到上述目标，我想就下面四个主要之点听取你的意见：
第一，为了将我们在战时工作中对科学知识所作的贡献尽快地公之于世，在无碍军事安全和求得军事当局事先认可的情况下，我们能做些什么呢？这些知识的传播可能有助于我们刺激新企业，为退伍军人和其他劳动者提供就业机会，使得有可能大幅度地改善国民的福利。
第二，特别是关于用科学同疾病作斗争，为了制订一个方案以便将来继续我们已经做过的医学工作以及与此有关的科学工作，我们现在能做些什么呢？国家每年仅仅死于一两种疾病的人数就远远超过这场战争期间我们在战斗中总共失去的生命，这一事实应当使我们意识到我们对后代所负有的责任。
第三，为了帮助公立组织和私立组织的研究活动，政府在现在和将来能做些什么呢？我们应当慎重地考虑公立研究和私人研究的各自任务以及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
第四，为了发现和培养美国青年的科学才能，以便确保我国将来的科学研究水平及得上战争期间达到过的水平，能提出一个有效的方案来吗？
我们正面临着需要用聪明才智的新领域，如果我们以进行这场战争所用的同样的眼光、勇气和干劲来开创它们，我们就能创造出更加丰富多彩的工作和生活。.罗斯福总统的这封信，鲜明地表明了联邦政府对国家科技事业发展的关注态度。
没错。科学研究发展局局长V.布什博士接到总统的信以后，组成了一个由杰出的科学家和其他学者们所组成的4个顾问委员会对总统的建议进行研讨，在1945年7月5日给总统递交了题为《科学——没有止境的前沿》的报告，以清楚和明确的语言提出了他认为政府与科学应该具有的关系以及应该如何维护这些关系的意见。他在报告中主要的建议之一，就是国会应当建立一个“国家研究基金会”，以作为支持和鼓励基础研究和科学教育以及制定国家科学政策的中心机构。它的目的应该是“制定和促进国家的科学研究与科学教育政策支持非营利机构的基础研究通过奖学金和研究补助金在美国青年中培养科学人才，以及支持军事方面的长期研究。”
5年以后的1950年5月，国会通过了《1950年国家科学基金会法案》，就此诞生了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它标志了美国国家科技政策制定制度化的开始。它内设一个国家科学理事会，其成员由1个主任和24个理事组成，全由总统任命，但要听取参议院的意见并得到参议院的同意。主任对总统负责，并对兼职的杰出公民的理事会提出建议。
国家科学基金会是一个政府部门，它对科技项目的拨款动向实际上代表了政府的政策指向。所以说它的成立是美国国家科技政策制定制度化的开始。
没错。在二次世界大战时，科学研究发展局局长V.布什相当于罗斯福总统的科学技术助理（顾问）。1957年艾森豪威尔总统正式设立了总统科学技术特别助理（顾问），为内阁成员，他是总统办公机构中科学技术问题的首席代表。1959年3月，联邦政府颁布行政命令，成立联邦科学技术委员会，由总统科学助理担任主席，与此同时联邦政府的各主要职能部门还专门任命了一批负责R&；D工作的副部长或副局长。
1962年美国总统肯尼迪决定在行政办公厅内设置科学技术政策办公室，由总统科学助理担任办公室主任，从而使科技政策的制定和研究工作的协调得到进一步加强。70年代初，尼克松总统曾撤销总统科学助理和科学技术政策办公室，但1976年国会批准了在任总统福特的建议，在白宫恢复设立科学技术政策办公室。
到20世纪80年代末，美国联邦政府与科学技术政策有关的组织机构大体如下图所示：
从上图来看，美国科技政策制定的制度化组织机构是很完备的，这样既避免了科技政策出台仅凭某位政府领导人心血来潮或主观臆断，又保证了政府科技政策的连续性，不因政府领导人的换届而中断。
.这就是为什么要强调科技政策制定的制度化的原因。美国科技政策不但有一个制度化的过程，而且也有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根据美国联邦政府科技政策演变的历史事实，以及整合美国科技政策研究专家的意见，美国联邦政府科技政策的演变，可以大体上分为三个历史时期，这就是从建国到1940年，从1940年到80年代末，和90年代以来的三个历史时期。下面我将挑选有关科技政策的五个主题，介绍一下美国联邦政府科技政策演变的特点。
政府在科技研发活动中的定位
首先，我要介绍美国联邦政府科技政策演变的第一个主题，是美国联邦政府在科技R&；D活动中的角色定位。其特点是它历经了从“不干预”到“适度干预”的过程，其政策突破口是从重视、资助“基础研究”开始的。
美国号称是“自由的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社会，在19世纪至20世纪30年代，国家领导人奉行古典主义经济学的理论，认为任何经济活动都可以通过市场这个“看不见的手”去解决，政府不必去干预。他们也以这种理念去对待美国科学技术的R&；D活动。因此，从美国建国到20世纪初，联邦政府除了在国家的福利事业中少量地支持技术的举措外，如建立专利制度，成立国家科学院、标准局和国家卫生研究院，并无实质性的、明确的科学技术政策，这都源于这种“不干预”的理念。
1945年V.布什给罗斯福总统的《科学——没有止境的前沿》报告，标志着政府开始告别了这种“不干预”的理念，提出了“科学是政府应当关心的事情”的新理念，即“政府应适度干预科学技术的R&；D活动”的新理念。他指出：由于繁荣、幸福和安全是政府应当关心的事情，因此，科学进步和政府有着而且一定有着极其重要的利害关系。
没有科学的进步，国家的繁荣将衰落；没有科学的进步，我们不能指望提高我们的生活水准或给我们的公民以日益增加的工作机会；没有科学的进步，我们将不能保持我们反对专制政治的自由。
这种新理念为总统杜鲁门所接受，1945年9月6日他在向国会提交的特别国情咨文中明确地表述了这一点：一个国家要能在今天的世界上保持它的科学领先地位，它就必须能充分开发它的科学资源。一个政府，如果不能慷慨而明智地支持并鼓励大学、工业和政府的实验室中的科研工作，这个政府就不能正确地履行它的职责。
这种“政府应适度干预科学技术的R&；D活动”的新理念，成为自1945年以来美国历届联邦政府制定科学技术政策的基点。在这时期，联邦政府干预R&；D活动的内涵就是确认基础研究的重要性，开始重视、资助基础研究，即政府应重视、资助科学研究。
美国科技政策的起步为什么要从基础研究开始呢？
基础研究亦即科学研究，它并不考虑实用的目的，它产生的是普遍的知识和对自然及其规律的理解。这种普遍的知识提供了解答大量重要实用问题的方法，但是它不能给出任何一个问题的完全具体的答案。提供这种圆满的答案是应用研究的职责。基础研究由于其不确定性、风险性、无固定产品特征性和时滞性都比应用研究和技术开发要大，企业特别是私人企业对其没有兴趣。也就是说，市场机制在基础研究上是失灵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美国政府比较重视技术的研究开发，并不重视科学研究即基础研究。当时美国主要依赖引进消化欧洲的基础研究成果来满足自己对最新科学理论的需求，即使是在二战期间研制原子弹也是如此。1947年杜鲁门总统的助理J.斯迪尔就坦诚指出过：
过去，我国对基础科学的发展贡献微薄，这就已经同我国的地位相称了。我们反而从国外引进理论并将理论集中于具体的、眼前的问题上。这种状况甚至在原子弹方面也是如此。核裂变从根本上说是奥托·哈恩（OttoHahn）与F援斯特拉斯曼（F援Strassman）在德国发现的，以意大利进行的初步研究为基础，并在战云即将笼罩欧洲实验室之前，发表于1939年元月号的德国期刊上。但是，没有基础研究，现代技术的研究开发就没有后劲。特别是，基础研究是所有现代高技术研究开发的基础，高技术的技术原理与基础研究的成果有非常密切的关联。有鉴于此，对这种“市场机制失灵”的领域，1945年后的历届联邦政府认为正是科学技术政策需要惠顾的领域。在美国大声疾呼，最先确认基础研究重要性的工作，起源于1945年7月5日科学研究发展局局长V.布什给总统的报告《科学——没有止境的前沿》，他在报告中指出：
我们不能再指望把受战争破坏的欧洲作为基础知识的来源。过去我们把大多数努力放在这类国外发现的知识的应用上。将来我们必须对我们自己发现这种知识给予更多的关注，尤其是因为将来的科学应用比以往任何时候更依赖于这些基础知识。
必须给我国的研究工作提供新动力。这些新动力只有从政府中才能迅速产生。否则学院、大学和研究所的研究经费将不能满足对研究的日益增加的公共需要所产生的额外要求。
而且我们不能指望工业就足以填补这个空隙。工业完全能应付把新知识应用到新产品上的挑战，那可以靠商业上的刺激。但是基础研究按其本性基本上是非商业性的。如果把它交给工业，它将得不到所需要的关注。
多年来政府已明智地资助了农学院中的研究工作，而且收益是很巨大的。现在应该是把这种资助扩大到其他领域的时候了。
V.布什在报告中还指出：
如果基础研究长期被忽视，工业研制的更大进展最终将停止。
基础研究的特性之一是导致生产发展的途径的多样化。许多最重要的发现来自主观上以十分不同的目的而进行的实验。据统计，重要的非常有用的发现将确实是一部分基础科学的规划的结果，但是任何一种特定的研究的结果都不能被精确地预见。
基础研究导致新知识。它提供科学资本。它创造储备，知识的实际应用必须从中提取。新产品和新工艺过程显得很不成熟，它们是建立在新的原理和新观念之上的，而新原理和新观念本身又通过最纯粹的科学领域里的研究而艰苦地发展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