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是一个具有多民族传统的国家，解体后的俄罗斯由100多个民族组成。俄罗斯族为主体民族，约占全国人口总数的82%，少数民族占到总人口的18%。除俄罗斯族以外人数超过100万的民族有鞑靼族（550万）、乌克兰人（440万）、楚瓦什族（180万）、巴什基尔族（130万）、摩尔多瓦族（110万）。而在100万以下的民族数量就更多了，有白俄罗斯人（80万）、乌德穆尔特族（68万）、车臣族（67万）、马里族（60万）、犹太人（50万）、哈萨克人（50万）、日耳曼人（50万）、亚美尼亚人（50万）、阿瓦族（40万）、朝鲜人（10万）等等。俄罗斯联邦国内现有21个共和国、6个边疆区、49个州、1个自治州、2个联邦直辖市和10个民族专区。因此，俄罗斯联邦内的民族问题并没有随着苏联的解体而一举解决，苏联时期存在的民族问题在俄罗斯联邦内依然存在，甚至因为苏联的解体而使形势变得更加严重。长久以来，俄罗斯保持了以民族为特征，的区域设置，有32个民族约1 700万人拥有自己的民族自治实体，但是只有47.3%的少数民族是生活在本民族的自治实体中的，其他的人则散居在其他的行政区域之中。此外，俄罗斯目前约有118个民族的1 000万人口没有属于自己的民族实体，这些人包括了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日耳曼人、哈萨克人、亚美尼亚人、朝鲜人、波兰人和希腊人。以上两种因素成为俄罗斯民族问题中的不稳定因子。受到苏联解体的鼓动和刺激，俄罗斯联邦内的民族分裂倾向有愈演愈烈之势。1990年6月12日俄联邦宣布独立之后，卡累利阿、雅库特、科米、巴什科尔托斯坦等共和国也发表主权宣言，要求与俄联邦国家签订国家间条约，用邦联的形式代替现在的联邦形成，表现在具体行动上这些共和国一方面要求经济独立，拒绝向中央纳税；另一方面公然制定与联邦宪法相背离的法律草案。
此外，以“鞑靼共和国”和“车臣共和国”为代表的少数民族共和国索性就直接对抗中央，制定了自己的新宪法，并举行全民公决宣布自己就是“主权共和国”。在民族分裂主义的大背景下，各地的民族主义组织也掀起了大规模的民族分离运动。据俄内务部的官员说，20世纪90年代初在俄罗斯联办境内约有150多个民族主义组织展开了“大规模”的“争取民主独立的民族主义运动”。在处理这样一种棘手的处境之时，俄罗斯吸取了苏联时代的教训，采取了强硬的措施。1994年叶利钦不顾西方社会施加的压力出兵车臣，压制车臣的叛乱，尽管最终并没有能够解决车臣的危机，并且使俄联邦陷入了旷日持久的战争泥潭，但是俄罗斯联邦以“阻止俄联邦内非法的军事武装，恢复车臣的宪法体系和法律秩序”为口号出兵车臣，在道理上占了先机，受到了国内广大民众的理解和支持。另一方面，车臣的武装势力具有西方背景，俄罗斯政府这次行动的深层次目标是要反对西方国家对于本国事务的干涉，表明俄当局“捍卫国家完整”的决心，在一定程度上对境内外分离势力提出警告和威慑。
正如罗戈夫所说，美国等西方国家在车臣问题上对俄罗斯施加压力，要求谈判解决车臣危机。但如果车臣战争按照叛匪的要求停止，那么俄罗斯的领土完整将面临威胁。因此“俄罗斯决不允许别人用命令的口气与自己讲话，我们能够而且有义务捍卫自己的国家利益”。1999年，俄罗斯政府再次对车臣采取了强硬的措施，对车臣的武装势力进行了坚决地打击。进攻车臣的行动引发了车臣叛乱分子的极端行为和恐怖行为，俄罗斯境内出现了多起同车臣武装分子有关的恐怖主义活动。这些情况反过来又引发了俄罗斯社会的恐慌情绪和对地方分离势力的严重不满，俄罗斯居民中的民族主义获得了弹性增长。为了确保俄罗斯社会的稳定和俄罗斯国家的统一，普京在任总理的1999年和任总统的2002年两次对车臣出兵，他坚信俄罗斯必定会成功地战胜恐怖主义。“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成为了当时俄罗斯民族主义的一个共同口号，也正是因为如此，在国家对车臣发动军事行动的时候，俄罗斯的大多数政党和民众都以各种形式表达了他们的支持和赞成，普京自己也因为在这一事件中表现出来的果敢和坚毅在民众中取得了较高的支持率。
二、崩溃的经济：“休克疗法”带来的“经济休克”
尽管苏联的经济曾经在世界上独领风骚了数十年，是唯一一个能够同美国相抗衡的国家，但由于国民经济军事化、工农业比例失调、产业结构落后等原因，发展到后期时已经是强弩之末，面临崩溃的边缘了。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整个苏联的经济出现了委靡不振的现象，各项经济指标大幅下降。到1991年，仅俄罗斯联邦的国内生产总值就减少了20%，工业生产总值减少了15%～20%，投资下降了14%～15%。因此，新成立的俄罗斯联邦从苏联那里继承到的本身就是一个接近混乱的局面。对于俄罗斯将来的发展而言，改革是唯一的出路，是势在必行的，问题只是在于选择什么样的改革方案和以什么样的方式开始这一改革方案。在当时的俄罗斯主要有两种进行经济改革的方案可以选择。一种观点以当时俄罗斯政府第一副总理盖达尔为代表，要求在俄罗斯国内实现自由市场经济模式，用货币主义方式解决俄罗斯的经济问题，即让私有制在国家的经济生活中占统治地位，实现自由经营，国家只对社会上最贫困的那部分居民负有保护责任。另一种观点以俄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阿巴尔金为代表，主张在俄罗斯实现社会市场经济的模式，即在在国家经济生活中实行多种所有制形式，国家在宏观上参与经济活动，调节社会各阶层居民的收入与就业，确保广大居民在教育、卫生保健、文化等领域的社会需求等。
1992年1月2日，任俄罗斯联邦第一副总理兼财政部长的盖达尔选择“休克疗法”开始了对俄罗斯经济的大手术。“休克疗法”的主要指导思想是“采取迅速而果断的行动，以激进的、一步到位的方式稳定宏观经济，同时向市场经济过渡”。如果单纯从理论上来看，“休克疗法”拥有令人心动的种种优点：最大限度地规避风险，有效地抑制通货膨胀，刺激经济迅速回升等等。而在此之前，“休克疗法”已经成功地协助玻利维亚、斯洛文尼亚、爱沙尼亚和波兰这四国遏制了严重的通货膨胀，恢复了这些国家正常的经济秩序。盖达尔是一位毕业于莫斯科大学经济系的充满“激情”的年轻人，他对于苏联时代的旧体制深恶痛绝，渴望采用激进的方式快速改变俄罗斯的现状，使“俄罗斯重新成为权威与力量的化身”，使“旧体制的沉重负担被具有强大生命力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所取代”。在俄罗斯实行的“休克疗法”的措施主要包含了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为了稳定宏观经济，在财政领域实行紧缩政策（紧缩财政和紧缩信贷）。第二，通过经济自由化（包含了价格自由化、企业经营活动自由化和外贸自由化）来实现整个经济运营机制的转轨，正如盖达尔在1994年2月10日的《消息报》上发表的《新的方针》中指出的那样，“要尽最大可能减少国家对经济的管理”。第三，通过迅速私有化完成基本制度的改造。1991年12月29日，俄罗斯联邦总统叶利钦发布总统令批准《1992年俄罗斯联邦国有及市有企业私有化纲要基本准则》。1992年1月2日，俄罗斯开始了大规模的私有化运动。
可惜，在西方世界被奉为“灵丹妙药”的“休克疗法”在俄罗斯并没有能达到预期的效果，相反却将已经濒临崩溃的俄罗斯经济带入了“休克”状态。“一年之内国内的必需品价格提高了将近26倍，而居民的生活水平却在不断下降，1994年的时候已经只有90年代初的50%了。”这种灾难性的后果在俄罗斯社会经济的各个层面体现出来。一是社会生产严重倒退。1992年俄罗斯国民生产总值下降了11%，工业生产下降了18．8%，农业生产下降了8%，基本建设投资下降了40%。到1993年，上述四项宏观经济指标又分别下降了12%、16．2%、4%和16%。1993—
1994年，工业生产下降了21%。20世纪90年代中期俄罗斯的农业生产同90年代初相比下降了将近70%。二是通货膨胀率节节攀高，卢布严重贬值。1992年和1993年的通货膨胀率达到2 500%和840%。到1994年的时候卢布兑美元的比价已经跌到4 000∶1。三是人民生活急速恶化，贫富差距急剧扩大。转轨五年内俄罗斯居民的名义工资增长了1 300倍，但实际购买力却持续下降，俄罗斯1991—1996年的物价水平上涨了将近6 188倍。社会上的贫富差距急速扩大，1992年底，10%最富有和最贫困的居民收入差距达到7.2倍，1993年底继续上升，变成了10倍。
事实上，俄罗斯政府选择“休克疗法”在经济领域实施变革，除了想为新成立的国家迅速、快捷、一次性地解决苏联时期遗留下来的经济问题以外，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期望通过经济形态的自由化来向西方“友邦”示好，以便获得西方国家许诺的用于俄罗斯经济转轨的巨额资金。1992年4月14日到15日，西方七国财长和外长在东京制订了援助俄罗斯的一系列计划，其中包括对俄罗斯434亿美元的多边援助和60亿美元左右的双边援助。这些援助附带了一些很苛刻的条件，如在援助总额中指定用于购买美国小麦的达9亿美元，部分资金则被指定用于销毁核武器等。但是对于急需资金的俄罗斯政府和人民来说，这些资金毕竟可以起到暂时缓解国内紧张局势的作用，因此对此还是寄予厚望的。但是，现实证明了西方国家许诺的这些援助大多是口惠而实不至。俄罗斯开始经济转轨之后，西方一年投入俄罗斯的全部外汇援助大约只有50亿美元，总额不到俄罗斯国内总产值的2%或3%，只占到了俄罗斯政府预算的10%左右。此外，许多答应提供援助的国家都采取了观望的态度，根本没有实际行动，240亿美元的贷款迟迟没有到位，60亿美元的稳定卢布基金也是遥遥无期。转轨以来，俄罗斯一直实行对外贸易自由化的方针，鼓励外国商品自由输入以确保市场供应，但这样做的结果直接导致了大量的国内市场被外国商品所占领，在相当程度上对本国的民族企业产生了毁灭性的冲击。据统计，1995年俄消费市场上国产商品占有率仅为46%，而进口商品却占到了54%，各种舶来品如汽车、食品、化妆品以及大量假冒烟酒涌入俄罗斯市场，与之相伴的却是巨额的卢布被兑换成外汇流往境外。如果说，西方的援助没有及时到位引来了俄罗斯民众的不满的话，那么昂贵的外国商品充斥国内市场这一现象就是激发了民众对于西方的厌恶心理。
严重脱离俄罗斯本国国情的“休克疗法”因为水土不服和资金的缺乏最终在实践中宣告失败，这一次的失败让俄罗斯民族和国家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据统计资料显示，1992—1996年，俄罗斯生产持续下降。1996年和1991年相比，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了45％（各年分别比上年下降19%、12%、15%、4%、6%），工业总产值下降了45％（各年分别比上年下降12%、14%、21%、3%、5%），农业总产值下降了32%（各年分别比上年下降9%、4%、9%、8%、7%）。从生产下降的幅度和经济危机持续的时间及其他参数来看，俄罗斯的经济危机打破了所有的世界纪录，即便是在1929年到1933年西方的经济大萧条时期，西方一些重要的工业国家的工业生产也只下降了40%左右，而在俄罗斯这一数据达到了50%以上。枯燥的统计数据显示出的是社会经济崩溃带给俄罗斯人民的深重苦难。经济实力的江河日下不但使俄罗斯国家陷入了持久的动荡和混乱，也使俄罗斯在世界经济和政治格局中的地位一落千丈。俄罗斯在自己的传统势力范围内变得无足轻重：在独联体内部对那些苏联解体后形成的成员国丧失了以往的号召力，对于前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丧失了以往的操控权，而在面对欧美的传统强国时更是丧失了发言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