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王岱舆、刘智等为代表的汉文译著家们，站在时代的前沿，开创了中国伊斯兰学者“文化自觉”与“文明对话”的文明交流与比较研究的先河，特别是刘智将这一文化活动及其实践推向了新的历史高度。刘智不仅系统、深入地学习、了解儒家学说，对之表示赞同，而且还以伊斯兰哲学的立场对儒家学说提出了哲学层面的思考与比较研究。当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杜维明教授认为，从儒家立场看刘智用汉文著述伊斯兰教的工作是绝对成功的；“而且刘智对宋明儒学的理解是，所有宋明儒学，从周敦颐、张载、二程到朱熹所讲的都是对的，都是可以接受的，也都是作为一个中国的伊斯兰教徒的传统，但是它还有一见未达，还有一个层面没有发展出来，那就是‘真一’。有了‘数一’，有了‘体一’，但没有‘真一’这一层面”。这一批评对儒家学者来说是很有挑战性的，也就是说，宋明理学所谈的“理”“气”，是在哲学本体论意义上来谈论的，把其作为世界的根本或根源；而刘智等学者则认为只有“真一”才具有本体论意义，“理”“气”不过是造化过程中的一个环节。刘智在对宋明理学深刻理解和把握的基础上，在认同儒家基本价值观的前提下，对传统儒释道思想及其哲学的本体论、宇宙论提出了超越性的独到思考和阐释，刘智的学术文化努力及其成就不是对儒家传统的颠覆或抛弃，而是具有积极的思想价值和建设性贡献的。汉文译著家们通过由内向外的和平、彼此倾听和学习的对话姿态，也为今天的回儒对话、文明对话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参照。
从伊斯兰文明的发展史来看，无论穆斯林世界的学者，还是东西方的学者，通常都认为阿拉伯语、波斯语、突厥语、乌尔都语等几种语言是伊斯兰文明的表述话语，从追根溯源的伊斯兰原典的记录、广泛流传及其实践，到浩如烟海的伊斯兰文明的各个学科文献的日积月累，绝大多数学者都是使用这几种主要语文来著书立说的。明清回族学者的汉文译著，尤其是刘智的著作，将有可能改写这个历史，从而使得古汉语也成为一种重要的伊斯兰文化载体。刘智的著述，被当代世界一些著名学者看做是世界性伊斯兰思想史的一个组成部分。他在《天方性理》中所列举的辑录书目中，绝大多数是中世纪伊斯兰世界的学术名著，而且他引用的都是阿拉伯语或波斯语的原著。《天方性理》的整个哲学体系，是对中世纪伊斯兰哲学的继承、综合和发展：继承了以法拉比、伊本·西拿、苏赫拉瓦迪和伊本·阿拉比为最杰出代表的伊斯兰哲学传统，并用典雅的古代汉语、儒家的传统哲学术语与特定概念构建起了一个严整的哲学体系。《天方性理》一书有经有传，并配有图解。经是全书的纲领，共分五章。前两章论述宇宙发生论，讲大世界理象显著之次序，天地人物各具之功能，与其变化生生之故。三、四章论述人生要义，讲小世界身性显著之次序，以及身心性命所藏之用，与其圣凡善恶之由。最后一章论述大小世界分合浑化之精义，而以真一为最终归宿。在伊斯兰哲学史上，一般认为17世纪伊斯兰哲学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是伊朗的穆拉·萨德拉·设拉子。而后来进入世界学者视野的刘智，也被当之无愧地列为当时最重要的世界级伊斯兰哲学家之一。2009年3月，日裔美国学者村田幸子、威廉姆·柴提克夫妇、杜维明先生三人精诚合作，花费近10年时间把《天方性理》翻译成英文，以《刘智的先贤知识：儒家语境中的伊斯兰思想》为名，由美国哈佛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该书站在西方比较宗教学、比较哲学的高度，在融通中国传统儒学——哲学、伊斯兰哲学和西方哲学的基础上，对刘智的《天方性理》进行了信、达、雅的英文翻译，并对其中的概念、术语、范畴作出了精深、缜密的追根溯源式的诠释，可以说这是目前英语世界最全面、最系统、最有深度和高度的研究著作，具有开创性的学术价值和世界意义。该书自发行以来，目前已经在国际哲学界、宗教学界、伊斯兰哲学研究界，以及文明比较研究领域产生了热烈的反响，不少著名学者发表评论和正在对其进行进一步的深入研究。这一重要研究成果进一步提升了文明对话、文明交流的学术水准和视野，从而也会更好地推动国际学术界对伊斯兰文明与中华文明的比较研究，并对推动不同文明之间的友好交流和相互学习产生深远的影响。刘智及其他汉文译著家的代代努力，对自明末清初之后伊斯兰文明与中华文明的融通性沟通、理解和学术阐释，对17世纪以来的伊斯兰文明史、中国思想史、中国宗教史、中外比较哲学史的研究，提供了一种独到的参照，意义深远，并借此构筑起了一道亮丽的文明对话风景线。
1840年以后，随着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危机的不断加深，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时代挑战日益严峻。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一员的回族人民，也与各个兄弟民族一道投身到救亡图存、振兴中华民族的时代潮流中，发起了近现代回族新文化运动。近现代回族新文化运动是回族知识分子鉴于国家的内忧外患和本民族的积弱积贫，他们得时代风气之先，为挽救国家、振兴民族、建设民族文化，率先在回族中掀起的一场以兴教育、求新知、求进步为主要内容的文化运动。它以1906年为起始，在辛亥革命后获得了一定的发展，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有了进一步发展，在20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中期走向高潮。近现代回族新文化运动的先驱积极地投入社会实践，创建新式学堂、创办新文化报刊，积极投身爱国护国和革命进步事业。
近现代回族新文化运动以开启民智、发展教育、改良宗教、振兴民族、凝聚人心、化除畛域为宗旨，同时，以王静斋、哈德成、达浦生、马松亭、白寿彝、马坚、纳忠、纳训等为代表的回族知识精英，与陈汉章、陈垣、顾颉刚、老舍、郭沫若、巴金等中国知识名流之间，共同为促进中国穆斯林与中国主流社会的友好交往和相互沟通，推动不同文化理解、推动中国传统与伊斯兰文化的时代性理解，进行了可贵的探索和实践，作出了显著的时代性贡献，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回族近现代新文化运动被当时著名学者顾颉刚先生称为“近代中国回教徒第一次自觉发动的文化运动”。这一新文化运动既是对明清之际汉文译著家们文明对话传统的继承，又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引领了近一个世纪的新的学术文化的发展，对20世纪后半叶乃至21世纪初的回族社会和思想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历时性影响。
二、挖掘民族文化与地域文化资源，开创文明对话的新境界
宁夏回族自治区作为中国唯一的省级回族民族区域自治地方，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1958年自治区成立以来，当地回汉各族人民朝夕相处、相濡以沫、休戚与共。回汉各族人民从社会道德伦理、为人处世和日常伦用方面，对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人际交往原则等传统有着共通的理解、认同和遵守，而在日常的饮食起居中，对彼此的传统禁忌，相互了解和知悉，并予以互相尊重，相互关切因而形成了回汉一家、荣辱与共、共同进步与发展的时代风貌。从文化的层面上看，是回族人民和汉族人民之间汉语交际的亲和力对中国传统文化中良风美俗的共同守护和尊重，对共有家园和国家利益及其核心价值的一致高度认同，使回族人民与汉族等兄弟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和理解、团结和互助共进具有坚实而可靠的基础，也是民族地区加强民族团结、促进共同发展、谱写和谐新篇章可资借鉴的思想根源之一。
当前和今后的一个时期，在宁夏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建设事业中，我们可以利用孔子文化研究院的成立和发展为契机，立足宁夏、胸怀全国、放眼世界，从多层面、多角度着手，立足地方性、民族性的鲜活文化，积极进行横向联系，挖掘和丰富当代回族文化的健康发展与儒学的时代性价值转化的传统资源，从而为宁夏的对外开放、对外交流，为宁夏的经济、社会、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进行新探索，作出新成绩。
首先，要挖掘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中的“和而不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等优良传统及其和谐价值观；同时，挖掘回族思想中爱国爱族爱教、爱好和平、珍惜安宁的传统价值观和理念，促进各民族共同为建设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作出贡献。
其次，积极加强与国家汉语办公室及其孔子学院总部的联络，积极推进宁夏孔子文化研究院与国外孔子学院的对外联系，开展宁夏孔子文化研究院与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和学术交流，从而宣传宁夏，让宁夏走向世界，让世界走进宁夏，扩大宁夏社会经济与文化发展的知名度，为推进我区的改革开放提供有力、有效的智力支持和文化支撑，使宁夏孔子文化研究院责无旁贷地担当起中外文化交流的“友好使者”。
再次，以宁夏孔子文化研究院为依托，充分调动和整合宁夏区内的高校、科研机关的智力资源与文化优势，充分利用宁夏的民族优势和地域优势，打造宁夏与中东、中亚、东南亚的文化交流平台。通过对这些地区主要国家的双向文化交流，健康有序地推进宁夏对外经贸、文化、学术交流，实现多层次、宽领域的多向交流与合作。
最后，以更加科学、理性而开放的胸怀，积极参与和推进文明对话。当今世界，不同民族的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呈现出多元化、多向性发展态势，兴灭继绝，丰富多彩。不同民族文化、价值观念之间不断碰撞，全球化趋势不断加快，对不同文明之间、不同的文化形态之间的相互理解、彼此包容、共荣共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正如当代著名的哲学家、全球伦理的倡导者汉斯·昆所说：“没有宗教之间的和平，就没有国家之间的和平；没有宗教之间的对话，就没有宗教之间的和平；没有对宗教的根本性的研究，就没有宗教之间的对话。”因此，要以宁夏孔子文化研究院的成立为新起点，科学有效地发挥宁夏社科院、宁夏大学、北方民族大学等科研院所的优长学科优势，勇于探索，开创性地展开对中华文明与伊斯兰文明的比较研究和相互理解。这里要强调指出，对兼具伊斯兰文化与儒家传统文化特色的回族文化，进行深度而专题性的研究，本身就是对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提供了一个历时性的范例。同时，对回族与国内（特别是西北地区）各个兄弟民族之间自古以来延续不断的经贸关系、社会关系、文化关系，也应该给予足够的重视、探讨和研究。这是时代赋予当代当地学者的一份历史责任。
此外，文化研究队伍的培养，强化充满活力的国内外学术、文化交流活动和实践，加强包括网络等新型媒体在内的文化理论研究、宣传阵地建设，也是非常紧迫而必要的工作之一。当前，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加入全球化进程的步伐不断加快，中国文化走向世界，为人类文明和谐健康发展作出贡献是大势所趋。在所有的对外交流中，文化的交流是最高层次的，也是最具有生命力的交流形式。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时代和人民需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者和人文学者，顺应时代发展，在百舸争流的文化大潮中挺立潮头，作出无愧于祖国和人民的贡献。
（丁克家：宁夏社会科学院回族伊斯兰教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2009年宁夏道德模范选树的实践与启示
计东邦
2009年全区各级各类道德典型选树数量多，宣传声势较大，社会反响热烈，价值导向鲜明有力，好人建设热在基层，进一步弘扬了中华民族文明礼仪、诚实守信、孝老爱亲、奉献爱心的传统美德，掀起了道德建设新高潮，为应对金融危机冲击、促进我区经济社会发展与和谐宁夏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模范引领和道德支撑。
一、2009年宁夏道德模范选树的主要做法
2007年，中宣部、中央文明办等五部委组织开展了首届全国道德模范评选工作，我区也启动了全区道德模范评选活动，命名表彰了自治区首届道德模范。2008年3月，自治区党委出台了《关于加强公民思想道德建设的实施意见》，明确了以实施礼仪工程、诚信工程、和睦工程、爱心工程为主要内容的思想道德建设工程，其中发挥道德模范的引领作用是推进思想道德建设工程的重要抓手。2009年自治区文明委因势利导，把当年确定为全区“思想道德推进年”，在巩固前两年道德模范选树成果的基础上，创新工作思路，创新工作措施，拓宽选树视野，坚持重心下移，加大选树力度，广泛深入地开展道德模范评选及命名表彰活动。截至目前，我区有2人获得全国道德模范荣誉称号，18人获得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相继评出1641名道德之星，10490名四级（乡镇、县、市、自治区级）五类（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道德模范，评出“100位为宁夏建设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和“6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宁夏人物”，向中国文明网推荐身边好人360人，其中有150人被列为正式候选人，20人荣登中国文明网好人榜，被评为中国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