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学术界公认《三国演义》成书于元末明初。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一些学者不满足于“元末明初”的笼统提法，对《三国演义》的成书年代作了进一步的探讨，提出了五种有代表性的观点：
一、宋以前说
持此观点者主要是周邨。他提出了三条论据：（1）该书在《玉泉山关公显圣》一节中有“迄至圣朝，赠号义勇武安王”一句，而关羽封赠义勇武安王是在北宋宣和五年（1123年），因而此句“只能是宋人说三分的口吻”。（2）该书“记有相当多的关索生平活动及其功绩”，而“关索其人其事，辗转说唱流传时代，应早在北宋初，也可能更早于北宋初年，在唐五代间。而这也可能是《三国演义》成书远及的时代。”（3）该书的地理释义共14条，计17处，其中15处可以推断宋代地名；其中也有2处是明初的地名，但这可能是传抄、传刻过程中后来加上的。此说完全忽视了《三国演义》吸取元代《三国志平话》和元杂剧三国戏内容的明显事实，也完全脱离了中国古代小说发展的历史状况，因而难以成立。
二、元代中期说
袁世硕认为该书用三百三十多首诗来品评人物，收束情节，与宋元间的平话很近似。且引用时或言唐贤，或言宋贤，不言“元贤”，实是元人口吻；书中小字注释中所提及的今地名，除了个别几个笔误外，几乎全与元代行政区名称相符。因为其中江陵、建康、潭州均为元天历二年（1329年）以前的旧地名，因此将作注的时间断在此年，再往后延伸十几年，基本上可以确定此书成于元中期，大约是十四世纪二十至四十年代。章培恒也持此观点。
三、元末说
陈铁民认为：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无疑是今存最早、最接近原著面貌的刻本，利用其注释来考证《三国演义》的成书年代是可靠的。根据嘉靖本注释中有评论和异文校记，以及有不少错误等情况判断，这些注释有的作于元末，有的作于明初。既然有的注释作于元末，那么《三国演义》的成书年代自然也应在元末；即使根据一些作于明代洪武初年的注释，也可推知《三国演义》成书应在元末，因为只有在《三国演义》写成并流传之后，才有可能出现《三国演义》的注释。周兆新指出：联辉堂本《三国志传》中有“圣朝封赠（关羽）为义勇武安王”一语，汤宾尹本《三国志传》亦有相似语句，两本在提到“圣朝”之前，均曾提到“宋朝”，二者对比，可见“圣朝”不可能指宋朝；而明初洪武至永乐年间均无封赠关羽之事，可见“圣朝”也不可能指明朝。这样，它只能指元朝。元文宗天历元年（1328年）曾加封关羽为“显灵义勇武安英济王”，结合《录鬼簿续编》的记载，《三国演义》当成书于元代后期。
四、明初说
欧阳健认为《三国演义》成书于明初。他不认同袁世硕断书中小注年代于天历二年（1329年）以前，认为地名情况复杂。他认为罗贯中在明初开笔，第十二卷写作不早于洪武三年（1370年），全书初稿完成于1371年以后。任昭坤认为：《三国志通俗演义》里叙述描写的火器，绝大多数在明初才创制，或才有那个名称，这证明《通俗演义》成书于明初。《通俗演义》描述的火器，使用者都是孔明，可见在作者心目中，只有孔明那样智慧超群的人才能创制使用先进火器，这说明作者所处时代是以冷兵器为主的时代，这也与明初的兵器实际状况相吻合。
五、明中叶说
张国光认为，《三国志通俗演义》以《三国志平话》为基础写成，而元刊《三国志平话》为新安虞氏至治年间（1321～1323年）所刊五种平话之一，篇幅仅有八万字，文笔粗糙简陋，《三国志通俗演义》篇幅为其十倍，笔法成熟，从发展过程看，必远远产生于平话之后。张国光因此认为，“此书的撰成，既不会是元代，也难以肯定是明初，其时当在明中叶。为此书写序的庸愚子（蒋大器）很可能就是它的作者。”他估计由于蒋大器写序后无钱刻书，过了二十年才由修髯子印行。张志合认为，从文学史发展的情况来看，在元末明初那样的文学氛围中，尚无可能产生出像《三国志通俗演义》和《水浒传》这样大部头的杰作。他根据明代成化年间刊行的说唱词话《花关索传》和明代前期著名剧作家朱有燉的杂剧《义勇辞金》均看不到《三国志通俗演义》的影响这一现象，认为《通俗演义》的成书年代应在明代中叶。李伟实也认为《三国志通俗演义》成书于明代中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