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用寓言进谏，取材要和所话之事性质类似，而且构思要巧，寓意要深，让对方一听就明白你所隐含着的用意。
就事论理，语言的开导奇效
能够根据事实讲道理，用语言开导劝说的对象，使对方明白你的意途，这样的智言，往往会产生奇效。
春秋末年，著名的思想家孔子具有非凡的口才。有一天，鲁哀公请他入宫，他满以为是商讨国家大事，不敢怠慢，赶忙去见鲁哀公。不料鲁哀公却对他说：“宫内一座西向的房子，正当阳晒，想移动一下，改作东向。但是有人说，东向移房不吉祥，我想问问你，是不是这样？”
孔子见鲁哀公把个人享受看得比国事还重，十分不满，于是婉言说道：“我听说，天下不吉祥者为：贪图安逸或损人利己，于自身不吉祥；虐待老人或娇纵小孩，于家庭不吉祥；长辈不教育晚辈，晚辈不尊重长辈，于风气不吉祥；贤才退隐，宵小专权，于天下不吉祥。但这似乎并不包括东向移房这件区区小事呀？”
鲁哀公一听，知道孔子话中之意。惭愧得半天说不出话来。
孔子的此番进谏，使用的是具有深谋远虑，旁敲侧击的智言，于兼和中娓娓道来，具有无可辩驳的说法力，使对方入耳、入心、入行，收到奇效。同时，柔言开导，就事论理也不失为一个好方法。
《左传》载：齐国人杀死了他们国君，鲁襄公听到消息，操起戈说：“哪有臣子胆收杀自己君王的呢？”师惧说：“齐国国君治国无能。担任国君无才无德，放纵自己一人的私欲，来戕害万人的天性，不是应该立为君王的人；他自身的死亡，是自己造成的。现在君王您，不爱惜上万人的性命，却只伤悼一个人的死亡，是多么错误啊！齐国的臣子已经不守臣道，那齐君也不值得惋惜。”鲁襄公缄默不语。
晋文公出奔流亡时，头须是替他看守库藏的人，没有跟从他流亡。晋文公回到故国后，头须来请求面见。文公藉口正在洗头拒绝接见。头须对通报的仆人说：“一个人洗头发必须低着头，一低头心就要倒过来了，心倒过来内心的想法就会反常，所以我得不到文公的接见。跟从出亡的人是给主公牵马服役，留在国内的人是给主公守卫家园，为什么一定要认为留在国中的人就是有罪的呢？身为一国之君却念念不忘对一个普通人的小怨，那么惧怕降罪的人就太多了。”仆人将这些话告诉文公，文公立即召见了头须。
就事论理，只就某件事情本来谈论它的是非得失，阐明事理。正如俗话所说：“碾谷要碾出米来，说话要说出理来。”就事说理，细意推求，纵是铁石心肠的君王也会迷途知返。
《新唐书·狄仁杰传》说到这样一件事：
武则天要造一座大佛像，估计耗费银两达数百万，朝廷不能满足这笔支出，便再一次布告天下僧人每日捐一钱进行资助。狄仁杰规劝武后道：“筑台不会使用鬼神，一定要使用人力，财物不会从天界降下，全部要从民间搜刮而来。不损害百姓利益，僧人们难道还会有别的方法生钱吗？现在边境未宁，应该放宽徭役，裁减不紧急的用钱项目，可以命令天下僧人一心行善来接济穷人。否则耽误农时，才是放弃根本。再说，没有朝廷出钱，道理上也说不过去。要是朝廷开支，耗尽民力，一旦一方有难，又用什么来援救呢？”武则天听了这番话，便放弃了建造大佛像的打算。
荀子有句名言：“言必当理，事必当务。”其意是，说话一定要符合道理，做事要符合要求。
唐王朝在平定安史之乱时，由于军费开支繁多，便只好以官爵来赏功。每逢将领统兵出征时，都要向朝廷领上一些空白的“委任状，”以便根据需要随时填发。有时部队打散后，要把士兵招集拢来，也不得不用升官晋爵来刺激引诱散兵。由于滥封官爵，军队中原有的官职系统被打乱，上下级不得不根据实际职权大小来互相统属。官爵在人们眼中的地位也日益降低，一份任命大将军的委任状，只能换一顿酒吃。
某次，唐肃宗对李泌说：“郭子仪、李光弼现在已是宰相，位极人臣，将来如果他们收复长安、洛阳东西两京，平定内乱，我已没有再高的官职来奖赏他们了，这可怎么办？”李泌乘机向肃宗进言指出滥封官爵赏功的危害，他说：“古代都以才授官，以爵位赏功，只是近来才多以官赏功。以官赏功有两大害处：一是因受赏者缺乏担任这一官职的才能而造成政务荒废；二是因功多官高，造成权势过重，尾大不掉。这样一来，以功臣居大官者，大都乘有权有势时多捞油水，无所不为。早先，国家如果以爵位来奖赏安禄山的军功，他最多也只不过拥有方圆百里的一块收租封地。从子孙出发，他也要设法保住它，不会造反了。所以陛下在叛乱平定后，应以爵位赏功臣，这是有利国家万世的大计。”肃宗颇以为然。
唐朝末年，李德裕担任浙西观察使职务，穆宗下诏要求上供盘绦、缭绫千匹。李德裕上奏皇帝说：“缭绫、盘绦这些丝织品花纹鲜艳秀丽，只有陛下的乘舆上可作装饰用，现在要求供千匹之多不知何用？”于是皇帝又下优待诏书停止索求。
就事论理，关键在于善于疏导。话是开心斧。谏臣针对君王思想症结进行分析说理，排疑解惑。说者锦心绣口，微言大义；听者芒刺在背，心悦诚服。
北宋崇宁年间，使者手持皇帝的御旨来到成都，命令转运司准备戏龙图二千匹，绣旗五百面。转运副使何常上奏：“旗帜是军队和国家的必用之物，我不敢不奉诏。戏龙图只是供皇上做衣服用的，就是每天做衣用一匹，一年也不过三百多匹，现在却要数倍于此的戏龙图，这对国家对陛下对百姓都没有好处。”皇帝知道后专门下诏对其忠言进行褒扬。
苏辙在殿试考策时，答题引用了汉昭帝改变汉武帝治国策略之事，宋哲宗因此震怒，说：“怎能用汉武帝来比先帝？”苏辙下殿等待皇帝治罪。众大臣也不敢抬头看。此时，范纯仁面色从容地对哲宗说：“汉武帝雄才大略史书上没有贬词，苏辙用他来比先帝，不能说是诽谤。陛下登基不久，不该像呵叱奴仆那样对待贤才。”哲宗说：“人常说秦皇汉武，二人岂不是一路货色？”范纯仁说：“苏辙仅仅就事论事，不是说人。”宋哲宗听了他的话后，怒气渐消了一点。
身居高位的君王，常常被欲望、情感以及种种错综复杂的事件蒙蔽了双眼，以致不能明白一些最简单的道理。要想用言辞打动君王，就通常需要帮助对方拨开眼前的迷雾，拓宽狭隘的视野，这就不仅需要如簧之舌，还得有透过现象抓住本质的深邃目光。抓住问题的要害，条分缕析，一针见血，这样说出的话就能掷地有声，拨云退雾。
古谚道：“善启迪人心者，当因其所明而渐通之，勿强开其所闭。”其意说，善于启发人的思想的人，应在他所了解的地方入手，而后逐渐开导他，不应勉强他了解所不懂的东西。这也是运用就事论理进行说服的注意事项。
柔中寓刚谏君王
柔中带刚如同绵里藏针，在说服他人时也具有相当的隐含效果。
晋平公在亻虎祁宫的高台上置办酒宴，命郎中马章在台阶上铺设荆刺，派人召见瞎子乐人师旷。师旷穿着鞋子要上厅堂，晋平公说：“哪有做臣子的穿着鞋走上国君厅堂的呢？”师旷脱下鞋，荆棘扎了光脚，疼痛难忍，伏下身来，荆刺又扎了膝盖，他仰天叹息。晋平公窃笑，起身拉起他，说：“今天与老头子开个玩笑，老头子就这样忧虑吗？”师旷说：“忧虑，那肉上长出虫子，很快便吃掉自己；木头长出蠹虫，很快便朽蚀自己；人自已作怪，会很快害了自己。五鼎这样的祭器，不应当长出野菜；国君的朝堂，不应当长出蒺藜。”晋平公疚愧的无言以对。
“米珠薪桂”典故说到另一件委婉讽刺的事。苏秦到楚国，三天之后才得见于楚王。召见后，苏秦立即辞行到别国去。楚王挽留他说，我听先生一番话，如听古人教诲，你今日不远千里来见我，又不肯留在我这里，请说说你的想法，苏秦回答说，楚国的食品比宝石还贵；柴伙比桂木还贵，掌管进见的传达官员像鬼一样难以看见，大王像天帝一样难以拜会，如今您让我在这里食王炊桂，依靠鬼来见天帝，怎么还会留下呢？
楚王顿时很羞愧，说：“请先生暂到宾馆安歇，我听命就是了。”
委婉讽刺，通常绵内藏针，柔中寓刚，在进谏中，这种方法一般不宜多用，因为它隐含一种讥讽的性质，不够友善，所以不到万不得已不要使用，但是，如果正面交锋不便，或不得要领时，用委婉讽刺这一机智而又灵巧的方法便容易达到目的。
礼理相济——晏子说服景公
在说服他人时，不但要有“理”，而且还要有“礼”。“理”“礼”相并，说服的力量是巨大的。
《晏子春秋》载：齐景公曾经赏赐遍及后宫，将色彩斑斓的锦秀覆盖到水阔凉亭上，豆子和粟米用来喂养池中的水鸟。
这一天，齐景公出宫看见路边躺着饿死的人，就问晏子这人为什么死的。晏子如实相告，景公长叹一声，说：“我没有恩德竟这样严重啊！”晏子说：“君王的恩德显著彰明，为什么说、没有恩德呢？”景公问这话是什么意思？
晏子一下子打开话匣：君王的恩德遍及后宫亭台水榭；君王的玩物，披上彩绣；君王的水鸟，用豆粟喂养；君王修饰内廷自己享乐，还延及后宫众多的人；怎么能说君王没有恩德呢？但是我想向君王请求：请君王把自己享乐的心意，推广到与百姓共同享乐，那怎么会有饿死的人呢？君王不推广这种恩德，却任意经营内廷喜好私有，使资财货物聚集偏多，粮食钱财在仓库中腐烂，恩惠不能普遍地施惠给百姓，公平的心意不能周遍所有的国家。这就是夏桀、商纣灭亡的原因。那士人百姓之所以会反叛，都是由于偏私造成的。君王如果能认真考虑我的话，推广君王的盛德，公平地分布天下，那么商汤、周武王的事业也能做到，何必只体恤一个饿死的人呢？
晏子谏景公一番话，宽猛相济，软硬兼施，恰似包裹橡皮的钢丝鞭，抽打之后，让人感觉疼痛，而表面却不留任何痕迹。正因为委婉讽刺具有外柔内刚，不露锋芒的特点，才给进谏增添了鲜明的辞彩与深长的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