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资政指出，安逸、繁荣、消费型的社会和发达的传媒，已让不同的人当选为领袖，这些人能很好的表现自己，并提出经过包装的政策，而选举也已经变成一场包装和广告的竞赛。
李光耀哈佛大学演讲摘要全文新加坡资政李光耀在哈佛大学演讲的摘要如下：
印尼动乱提醒新加坡人周围危机四伏不能自满内阁资政李光耀认为，印尼近年的动乱能给新加坡人发出强烈的警号，提醒人们在新加坡的周围继续充满不稳定的因素，这或许有助于阻止新加坡社会变得自满。
他说，年轻人要求政府在作出任何影响到他们的政策改变之前与他们协商，是难以避免的趋势，但是他不认为新加坡政府真的就必须像许多发达国家的政府那样，按民意调查的结果来管理国家。
李资政17日晚上在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举行的讲座上发表演讲时，阐述了新加坡成功之道，以及他如何在新加坡建国的过程中作出重要的决策。
他是这个取名为美国科林斯家族国际领袖讲座的首位演讲者。他认为一个具有危机感的社会和一个安逸的社会，将选出不同的领袖，一旦人民对国家的情况感到忧虑时，就会选出让人信赖的领袖。
在新加坡，新一代的领袖是在稳定和经济年年有增长的环境下成长的，而人民也已经习惯于在现代化和富裕的社会中生活，期望一年比一年好。
李资政注意到民意调查已经成为公众生活的一部分，对他们来说，政府领导国家，意味着它必须制定受多数人欢迎的政策，并期望在下次大选时，继续争取到大多数人的支持。
他自己对这样的现象有着“复杂的感觉”，因为人们所要求的这种管理方式，同他管理新加坡的方式已经完全不同。
李资政回顾说，新加坡人在1963年通过全民投票给予他支持，使他能决定让新加坡加入马来西亚。
不过，当马来西亚前首相东姑阿都拉曼担心新加坡如果不离开马来西亚，将会引起种族血腥冲突时，李资政必须在不同人民协商的情况下，作出新马分家的决定。
他说，在独立后的几次大选中取得压倒性的胜利，使他得到人民的委托，因此可以在未征求人民同意的情况下，大力推行把多元种族居民安顿在组屋区，以及逐步鼓励家长把孩子送到英校上学的政策。
新旧两代领袖有着明显不同
李资政指出，旧一代领袖和新一代领袖有明显的不同，这也反映出新旧新加坡社会的不同。
在旧的新加坡社会中，人民信任政府并给予强有力的支持，那是具有理想的一代人，他们为建国而奋斗，克服万难。
新的新加坡社会是个安全、舒适和充满信心的社会，许多年轻人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也认为政府的职责是把一切都变得更好，还要求政府在作出任何会影响到他们的政策改变之前，同他们协商。
对此，李资政问道：“这种改变是难以避免的，不过（新加坡）政府真的就必须像许多发达国家的政府那样，按民意调查结果来管理国家吗？”
他说，印尼最近发生的动乱，刚好给新加坡人发出强烈的提醒，让他们知道新加坡周围依然危机四伏，不能自满，而且必须继续作出额外的努力，以取得比一般更好的成绩。
选举已经变成包装和广告竞赛
李资政指出，安逸、繁荣、消费型的社会和发达的传媒，已让不同的人当选为领袖，这些人能很好的表现自己，并提出经过包装的政策，而选举也已经变成一场包装和广告的竞赛。
他说，欧美国家现在采用这样的方式进行选举，使他对它们能否在选举中选出像已故英国前首相邱吉尔、美国前总统罗斯福或法国前总统戴高乐那样伟大的领袖，感到怀疑。
但是，李资政也举英国、美国和德国为例说，当这些国家的人民对国家的情况感到忧虑时，就会选出像撒切尔夫人、里根和柯尔等让人信赖的领袖，一旦国家变得相对稳定和安逸时，他们就会想在由媒体带动的选举中选出不同的领袖。
他说，革命性的大环境能够产生伟大的领袖 他们愿和人民一起付出血汗，但是在舒适的环境里所产生的领袖，将作出为人民带来更安逸生活的承诺。
谈到领袖的素质时，李资政说，如果一个人有了基本的领袖素质，那么别人的经验将能协助他加强自己的领导才能，使他在只犯下较少错误的情况下，成为较出色的领袖。
如果没有遇到挑战人民不会有太好表现
他也指出，如果没有遇到挑战，一个国家的人民将不会有太好的表现。所幸的是，新加坡所面对的挑战，是领袖能动员民众加以克服的。
如果新加坡再次面临类似1965年独立后10年的情况，政府领袖和人民也必须能挺身而出，为国家的生存而奋斗。
李资政星期二也在肯尼迪政府学院为“李光耀公共政策与政府管理硕士课程计划”主持展开仪式。
这个课程将教导东亚国家的高级官员处理复杂多面的政策与政府管理方面的知识，并期望学员在毕业后保持联系，在本区域建立起联络网。“为什么一些领袖走上错误道路？”
为什么伟大领袖会走上错误的治国道路？新加坡这个弹丸小国又是如何避免重演这些失败？李光耀资政从他的政治觉醒谈起，同时也对中国未来所应培育的领袖提出看法。
“为什么一些领袖会跟随错误的模式？是不是因为他们愚昧？许多领袖，像牙买加已故总理曼利等都是非常聪明的，而且是出身于像伦敦经济学院等卓越学府的毕业生。他们都崇拜早期争取独立的领袖，如尼赫鲁、苏卡诺、毛泽东、铁托。这些早期力争自由的战士，没有一个相信财富需要由企业家——一群能筹集资金和组织员工，以制造出别人所要，并愿意购买的产品与服务的人——来创造。他们要的是取得繁荣的捷径，并以为最好的方法是政府的干预。”
李资政的政治觉醒
在我回答这个问题（新加坡如何选对建国模式）之前，让我先解释当初我是如何投入政治。我一生中的第一个转捩点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看到日本如何击垮英国。战争爆发之前，我们的英国统治者恐怕亚洲人在枪淋弹雨来临时会惊慌失措。战争爆发时，却是英国老板先被吓着和把家人送走。他们的华族、印度族和马来族仆人则坚强地替他们承受痛苦……
另一个转捩点是我们承受日本统治者的残暴对待时。日军强占我家，让我对日本军国主义有了亲身的体会。当时我和家人都逃到郊外。那四天有如在地狱中渡过。我被殴打、掌刮、被逼跪在一个哨兵旁，然后被踢胸口至扑倒在地，就因为我不肯向他行礼。我当时觉得黑暗时代已降临新加坡，我在屋外的走廊坐了好几个小时，以凶狠的眼神看着意志消沉的8万名英国、印度和澳洲军人束手就擒。
我的朋友都拥有类似的经验。我们都问自己为什么？这些日本人有什么权力如此对待我们？为什么英国人不去更积极地战斗，以保卫我们？英国人在三年半后回来，在马来亚森林组织对抗部队的共产党分子尝试夺权成为合法的统治者。我对他们的恐惧就和对日本人一样。结果，许多像我一样的民族主义者出现了。
新加坡如何选对了建国模式？
我们如何避免选错模式？我最近在回忆录里写下了这个过程，可以重温我当初所做的关键决定。许多新兴国家失败的例子帮了我们。印度、巴基斯坦、锡兰（斯里兰卡的旧称）、缅甸和印尼都在40年代独立，加纳和尼日利亚则在50年代独立。可是到了1965年，它们依然蓬勃不起来。
我们不能把自己的未来投注在理论上。我们面对着艰巨的任务——创造一个新经济，一个不全依赖我们与邻国自由港口贸易的经济。独立给我们带来了许多困扰，而不是兴奋。我们再也不是大英帝国的东南亚商业、行政和军事中心。一切的条件都对我们的生存不利。我们必须保存我们以往当成理所当然的生存条件。
中国今天的伟大领袖
难道中国今天没有像毛泽东和邓小平那样具有才干的领袖？一定会有。可是，今天的中国需要的是不同的领袖，不是人民解放军的创立者，而是能干和想象力丰富的经济建立者，以及能够管理中国在开放后所经历的社会和政治巨变的经理人。
中国现在具有在未来50年内成为先进科技社会的潜能，条件是它的领导人能管理好其经济和社会所出现的改变。更重要的是他们必须有足够的胆识和技能，以调整和改变他们的政治体制，让那些受过更好的教育、更善于辞令和更坚持到底的人民参与。这当中有70%将居住在城市里。他们必须在不会失去宝贵的政治稳定下做到这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