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励志你也能成为自我挑战高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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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章 挑战抱怨的烈火(4)

“于是,我又回去工作。我不再对人冷淡无礼。我一再对我自己说:‘事情到了这个地步,我没有能力去改变它,不过我能够像他所希望的那样继续活下去。’我把所有的思想和精力都用在工作上,我写信给前方的士兵——给别人的儿子们;晚上,我参加了成人教育班——要培养出新的兴趣,结交新的朋友。我几乎不敢相信发生在我身上的种种变化。我不再为已经永远过去的那些事悲伤,现在我每天的生活里都充满了快乐——就像我的侄儿要我做到的那样。”

伊莉莎白·康尼学到了我们所有人迟早都要学到的东西——我们必须接受和适应那些不可避免的事情。这不是很容易学会的一课,就边那些在位的帝王也要常常提醒他们自己这样做。已故乔治五世在他白金汉宫的房里墙上挂着下面的这句话:“教我不要为月亮哭泣,也不要为过去的事后悔。”叔本华也是说过:“能够顺从,就是你在踏上人生旅途中最重要的一件事。”

很显然,环境本身并不能使我们快乐或不快乐,只有我们对周围环境的反应才能决定我们的感觉。必要时我们都能忍受灾难和悲剧,甚至战胜它们。我们也许会以为我们办不到,但我们内在的力量却坚强得惊人,只要我们肯加以利用,就能帮助我们克服一切。

已故的布什·塔金顿总是说:“人生加诸我的任何事情,我都能接受,只除了一样,就是瞎眼。那是我永远也没有办法忍受的。”然而,在他60多岁的时候,有一天他低头看着地毯,色彩整个模糊,他无法看清楚地毯的花纹。他去找了一个眼科专家,发现了一个不幸的事实:他的视力在减退,有一只眼睛几乎全瞎了,另一只离瞎也为期不远了。他惟一所怕的事情终于发生在他的身上。塔金顿对这种“所有灾难里最可怕的事”有什么反应呢?他是不是觉得“这下完了,我这一辈子到这里就完了”呢?没有,他自己也没有想到他还能觉得非常开心,甚至还能善用他的幽默感。以前,浮动的“黑斑”令他很难过,它们会在他眼前游过,遮断了他的视线,可是现在,当那些最大的黑斑从他眼前晃过的时候,他却会说:“嘿,又是老黑斑爸爸来了,不知道今天这么好的天空,它要到哪里去。”

当塔金顿终于完全失明之后,他说:“我发现我能承受我视力的丧失,就像一个人能承受别的事情一样。要是用5种感官全丧失了,我知道我还能够继续生存在我的思想里,因为我们只有在思想里才能够看,只有在思想里才能够生活,不论我们是不是知道这一点。”

塔金顿为了恢复视力,在一年之内接受了12次手术,为他动手术的是当地的眼科医生。他有没有害怕呢?他知道这都是必要的,他知道他没有办法逃避,所以惟一能够减轻他受苦的办法,就是爽爽快快地去接受它。他拒绝在医院里用私人病房,而住进大病房里,和其他的病人在一起。他试着去使大家开心,而在他必须接受好几次手术——他只尽力让自己去想他是多么的幸运。“多么大啊,”他说,“多么妙啊,现在科学的发展已经达到了这种技巧,能够为人的眼睛这么纤细的东西动手术了。”

一般人如果要忍受12次以上的手术和不见天日的生活,恐怕都会变成神经病了。可是塔金顿说:“我可不愿意把这次经历拿去换一些不开心的事情。”这件事教会他如何接受,这件事使他了解到生命所能带给他的没有一样是他能力所不及而不能忍受的。这件事也使他领悟富尔顿所说的:“瞎眼并不令人难过,难过的是你不能忍受瞎眼。”

要是我们因而退缩,或是加以反抗,为它难过,我们也不可能改变那些不可避免的事实。可是我们可以改变自己,我知道,因为我就试过。

有一次,有拒绝接受我所碰到的一个不可避免的情况,我做了一件傻事,想去反抗它,结果使我失眠好几夜而痛苦不堪。我让我自己想起所有不愿意想的事情,经过一年这样的自我虐待,我终于接受了我早就知道的不可能改变的事实。

我干了20年放牛的工作,但是从来没有看到哪一条母牛因为草地缺水干枯,天气太冷,或是哪条公牛追上了别的母牛而大为光火。动物都能很平静地面对夜晚、暴风雨和饥饿,所以它们从来不会精神崩溃或者是患胃溃疡,它们也从来不会发疯。

我是不是说,在碰到任何挫折的时候,都应该低声下气呢?不是这样子的,那样就成为缩命论者了。不论在哪一种情况下,只要还有一点挽救的机会,我们就要奋斗;可是当普通常识告诉我们,事情是不可避免的——也不可能再有任何转机——那么,为了保持我们的理智,让我们不要“左顾右盼,无事自忧”。

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我曾经访问过好几个有名的生意人。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们大多数都能接受那些无可避免的事实而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如果他们不这样的话,他们就会在过大的压力之下被压垮。下面就是几个很好的例子。

创设了遍及全国的潘尼连锁店的潘尼告诉我:“哪怕我所有的钱都赔光了,我也不会忧虑,因为我看不出忧虑可以让我得到什么。我尽我所能地把工作做好,至于结果就要看老天爷了。”

享利·福特也告诉我一句类似的话:“碰到我没办法处理的事情,我就让它们自己去解决。”

当我问克莱斯勒公司的总经理凯勒先生,他如何避免忧虑的时候,他回答说:“要是我碰到很棘手的情况,只要想得出办法解决的,我就去做。要是干不成的,我就干脆把它忘了。我从来不为未来担心,因为,没有人能够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影响未来的因素太多了,也没有人能说出这些影响都从何而来,所以何必为它们担心呢?”如果你说凯勒是个哲学家,他一定会觉得非常困窘,他只是一个很好的生意人。可是他的想法,正和19世纪以前,罗马的大哲学家依匹托塔士的理论差不多。“快乐之道无他,”依匹托塔士告诉罗马人,“只有一点,只要是我们的意志力所不及的事情就不要为之忧虑。”

莎拉·班哈特可以算是最懂得怎么去适应那些不可避免的事实的女人了。50年来,她一直是四大州剧院里独一无二的皇后——是全世界观众最喜爱的一位女演员。后来,她在71岁那年破产了——所有的钱都损失了——而她的医生——巴黎的波基教授告诉她必须把腿锯断。因为她在横渡大西洋的时候碰到暴风雨,摔倒在甲板上,使她的腿伤得很重,她染上了静脉炎,腿痉挛,那种剧烈的痛苦,使医生觉得她的腿一定要锯掉。这位医生有点怕去把这个消息告诉那个脾气很坏的莎拉。他简直不敢相信,莎拉看了他一阵子,然后很平静地说:“如果非这样不可的话,那只好这样了。”这就是命运。

当她被推进手术室的时候,她的儿子站在一边哭,她朝他挥了下手,高高兴兴地说:“不要走开,我马上就回来。”

在去手术室的路上,她一直背着她演过的一出戏里的一幕。有人问她这么做是不是为了提起她自己的精神,她说:“不是的,是要让医生和护士们高兴,他们受的压力可大得很呢。”手术完成,健康恢复之后,莎拉·班哈特还继续地环游世界,使她的观众又为她疯迷了7年。

“当我们不再反抗那些不可避免的事实之后,”爱尔西·迈克密克在《读者文稿》的一篇文章里说,“我们就能节省下精力,创造出一个更丰富生活。”没有人能有足够的情感和精力,既抗拒不可避免的事实,又创造一个新的生活。你只能在这两个中间选择一个。你可以在生活中那些无可避免的暴风雨之下弯下身子,或者你可以因抗拒它们而被摧折。

“对某些必然之事,要轻快承受。”这几句话是在耶稣基督出生前399年说的。但是在这个充满忧虑的世界,今天的人比以往更需要这几句话:“对必然的事,要轻快地去承受。”

所以,如果你想摆脱忧虑,原则是:

“不要试图改变那些不可避免的情况,而应去尽力适应它。”

产生内疚的原因

在现实生活中,有许多青年人总生活在内疚之中,他们很容易责备自己,尽管他们并没有给别人造成多大的伤害。但是,理智却难以使他们解脱,内疚从一个“善恶的调节器”变成了完全窒息人性的消极力量。

我们知道,人类如果丧失耻辱感与内疚,便成了寡廉鲜耻的动物。但是,如果人总是生活在内疚和痛苦之中,同样也背离了人类追求幸福的本性。所以,将一个人的内疚感调节到最佳位置,使其既成为恶的抑制物同时也是善的启动器是最重要的。

简单地说,内疚感是一个人对伤害他人的行为、思想或违反某种道德标准的自觉意识。导致内疚感的,既可能是表现出来的伤害行为,也可能是仅仅停留在意识中的伤害意念;其结果可能是现实的,也可能是想象的。

一个道德约束感极强的人可能因在头脑中闪现出的伤害人的念头而产生内疚感。那么,一个健康的人的内疚感与心理障碍者的内疚感的最大区别就在于前者是与其对他人的伤害行为成比例的,而后者是夸大的,是自己对自己所犯过失的不成比例的惩罚。

最引人深思的是,在不该强烈内疚的地方,心理障碍者却产生极强的内疚;在该内疚的地方,他们却反而逃避了责任。对微小的过失,他们感到强烈内疚,比如说了一句可能得罪别人的话;假日里没回家探望父母等等。可是,他们却很少为自己处于一种丧失生命的热情和动力,整日生活在无意义的自我折磨中而感到内疚。他们为自己违拗了父母的意愿或触犯了世俗的观念,如为没考上大学辜负了父母、教师的期望而感到内疚,没脸见人,却不为自己丧失了自我的独立、自我的真实性和自我价值而内疚。

由此可见,心理障碍者过分的内疚意识,也是由于他们狭隘的、僵化的道德标准的必然。但是,就人的成长和发展而言,一个人接受自己的真实需要,并为实现真正的自我而追求奋斗是极为重要的。有很多时候,我们为了追求某种目标是要付出一定的代价的。

心理障碍者的褊狭僵化的道德水准,可以追溯到他们童年经历中父母对他们的道德影响。父母的言行耳濡目染地灌输给我们一系列的道德标准。哪些是好的,哪些是坏的,哪些是允许的,而且父母用撤回他们的爱来作为惩罚,用给予关怀作为奖励来调节我们遵守服从一系列的道德标准。

有些父母本身的道德准则是十分僵化、教条、死板的,如“不允许与男孩子来往,他们没有一个是好东西”、“如果不拿第一,就别来见我”、“不论什么情况下都要谦让别人”、“要永远谦虚”、“记住,宁肯别人不仁,不许我们不义”等等。

这样的父母习惯给出一些绝对抽象的、铁板一块的僵死标准,这些缺乏灵活和弹性的标准根本无法适应错综复杂的社会生活。很显然,在这样一种家庭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孩子,会自然地将这些抽象观念融化到自己的超我之中,但它不是基于自我的理性判断的道德意识,而是对某种权威的被迫服从。

可想而知,在“高压”的道德标准的支配下,一个人便产生内疚感,其代价就是放弃自我的真实需求与幸福,生活在痛苦的自我折磨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