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回忆录的光荣旗帜
现在全国许多出版社、报刊都在出版或发表革命斗争回忆录。但是回想起来，最早在全国范围内当作一种写作题材和文学形式来提倡的，是中国青年出版社的《红旗飘飘》。
《红旗飘飘》作为一个丛刊，它最早的班底是中青社文学编辑室传记文学组。传记文学组开始时只有张羽和我二人，后来来了王扶同志（现为《人民文学》杂志社编辑）。萧也牧当时是文学编辑室的副主任（主任江晓天1957年在高级党校脱产学习，编辑室主持工作的是萧也牧）。当他知道我们倡议要搞一个专门刊载革命领袖、革命烈士传记及革命斗争回忆录的丛刊时，立即表示支持，他直接向社长朱语今请示，亲自跟我们商量该刊的内容及计划，开列组稿名单，乃至亲自为该刊起名字。一阵紧锣密鼓，半年多时间，连续出了五期，丰富了那个年代读者的文化生活，发扬了革命传统。
中青社不但搞了《红旗飘飘》，还相继出版了许多影响深刻的革命回忆录单行本，如《老共青团员回忆录》、《不倒的红旗》、《烈士亲属的回忆》、《解放战争回忆录》以及发行量各为三百余万册的《在烈火中永生》及《王若飞在狱中》。这些书籍，在对青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上，起了不可磨灭的作用。人们离开这一段时间愈远，愈益怀念那些为我们党保留了许多珍贵史料，为党的优良传统得以发扬光大做出了贡献的同志。
把一批文学新人介绍到读者面前
“江山代有才人出，一代新人胜旧人。”我们的文学事业总要往前发展的。长江后浪推前浪，新的人才新的作家总会出现在人们面前。作为青年出版社，它有一个不可推卸和责任，就是培养青年作家，用新的生力军，补充我们的文学队伍。培养青年作家，在五十年代的中青社，就打下了基础，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为了便于文学人才的涌现，报刊发表他们的作品是一个途径，但是作为一个出版社，出版他们的作品为他们编选集、合集、单行本，为他们提供出版阵地，应该说是一个义不容辞的义务。这是促使作家成长的条件之一。
五十年代初期，中青社没有专人看诗歌稿件。一直到了1956年，才增加了一个专门处理诗稿的刘令蒙同志。但是，中青社当时却用了相当大的力量，扶植诗歌创作书稿的出版，可以十分自豪地说，现在的有成就的中年诗人，从公刘、白桦、邵燕祥，到顾工、梁上泉、雁翼、韩笑……几乎每一位诗人都在中青社出版过诗集或合集，选过他们的诗作。一批闪耀着才华的诗人走进诗坛，当然靠他们自身的努力，自身百折不挠的勤奋创作实践，但当时中青社勇于为他们提供出版阵地，对这一批诗人的成长，不能不说是一个有利的因素。
在那金子一般的五十年代，中青社在扶植青年作家上是不遗余力的——这表现在中青社直接派人参加全国青年文学创作者会议的筹备工作；表现在出版了鲁迅、高尔基这些著名作家论创作的专集和给青年作家的书信；表现在中青社推荐青年作者参加作家协会主办的中央文学讲习所；表现在用相当大的力量出版青年作家的处女作；请老作家辅导青年作者的写作，为他们改稿，为他们编集子，为他们的作品写序言；指派经验较为丰富、文学修养较好的编辑，为兄弟民族的作家修改、润饰稿件，直至出版他们的作品。打开中青社出版的《全国青年文学创作选集》（十卷本），几乎每一个稍有成就的作家，都可以在选集里找到他们当年崭露头角时的处女作。
争夺青年一代的一场战斗
五十年代中期，团中央、全国总工会、出版总署等单位，通过调查发现，在部分青年中黄色书刊流行，对青年一代的健康成长，贻害甚大。《人民日报》因此还发表了社论，要抵制黄色书刊对青年的腐蚀。为了要和资产阶级争夺青年一代，团中央责令中青社在极短的时间内要出版一批适合于这一部分青年阅读的书籍，代替那些反动的、低级趣味的书刊，占领这一部分读者的阵地。当时，文学编辑室成立了一个小组，由法文翻译李震羽、英文翻译施竹筠和我三人组成。小组成立以后，决定出版以惊险小说为主的通俗方式读物。在短短半年的时间内，先后出版了《红色保险箱》、《座标没有暴露》、《今天就要爆炸》、《双铃马蹄表》等中外惊险小说十余种，印行数百万册。在那场争夺青年的战斗中，做出了自己应有的一份贡献。
从实践过程中我们发现，这种样式的文艺作品是广大青年读者所喜闻乐见的形式之一。它对培养青年人的机智勇敢，分析处理问题的能力，树立爱祖国爱人民，追求光明正义，反对黑暗残暴等高尚情操，都能起到积极的作用，是符合党交给我们对青年的教育任务的。从我们已出版的二十传闻种这类读物中，发现有一个提高质量的问题。李庚、江晓天同志和我们一起总结这个工作后，决定转而采取“精选”的方针。这样，我们“筛选”并出版了英国著名惊险小说作家马因·里德的主要作品《无头骑士》，美国著名惊险小说作家库柏主要作品《最后一个莫希禾人》，并较大规模地编辑出版法国科幻小说大师儒勒·凡尔纳的作品《凡尔纳选集》。值得中青社引以自豪的是这么一套洋洋数百万言的选集的重担，是由两位以勤勤恳恳、埋头苦干著称的责任编辑李震羽同志和施竹筠共同完成的。遗憾的是，这样优秀的一位法文翻译，至今却落在江苏邗江县的一个农村中学里，教初级英语。这是后话，暂且不提吧！
无名英雄速写——一个战斗的集体
五十年代中青社文学编辑室，人数最多时也只有中外文编辑二十人。他们担负着编辑出版中外古今各类文艺作品的任务。任务重，人手少，但他们总是力求较好地完成党交给的任务。最可贵之处是他们十分热爱自己的专业，自己的业务，热爱自己的集体，维护集体的荣誉。他们每人所做的事情是极其平凡的，但他们大都有高尚的情操，不计较个人的得失，不争个人的名位，在工作中从来不吝惜自己的力气。他们把自己的专长，贡献给社会主义；用自己的心血，在哺育青年一代茁壮成长的伟大事业中献出自己的一分热，发出自己的一分光，而不管这束光有多么的微弱。
编辑周振甫——文学编辑室专业知识最丰富的编辑之一。他带着两个徒弟（青年编辑李裕康和杨邦芹），编辑出版了许许多多古典文学读物、选本、文学基础知识读物。经过他审订出版的《古文选读》、《历代文选》、《史记选讲》、《唐宋词选》、《古代白话短篇小说选》等，至今一直成为中青社最畅销的书籍。周振甫除了完成编辑出版任务，还勤于著述。他撰写的《诗词例话》、《毛主席诗词讲解》，十余年来盛行不衰。
诗歌编辑刘令蒙——协助萧三同志编选《革命烈士诗抄》，该书于1959年出版以后，多次重印，对青年树立共产主义世界观，起了极为良好的作用。中青社在五十年代及六十年代初所出版的许多诗集，如《革命民歌集》、《晋察冀诗抄》等，都有刘令蒙同志的劳绩。
编辑萧也牧——眼光敏锐，发现并肯定《红旗谱》；会想点子，创办《红旗飘飘》；会团结作家，孙犁病重时，他为孙犁编选集，秦兆阳、王蒙被冷落时，他建议编辑部在作家处于困境时要热情地伸出友谊之手；善于培养青年作家，亲自为浩然、林斤澜、阿凤等人编集子。
编辑张羽——虽然大大咧咧，但既善于做作者工作，又是文学编辑室几部最重要书稿的责任编辑。比如，他所处理的《红岩》，从发行量来说，居全国长篇小说之首；他所加工的两本革命回忆录《在烈火中永生》及《王若飞在狱中》，发行量各为三百多万册。一书既出，洛阳纸贵。
编辑陈碧芳——邓作家毕芳。她是《创业史》第一部的责任编辑，后为《红旗飘飘》编辑，还担任过《水向东流》、《沱江的早晨》、《白洋淀纪事》的责任编辑。
编辑唐微风——真正的无名英雄。他担任过责任编辑的《儿女风尘记》及《草原烽火》，发行量均在百万册以上。他为《草原烽火》做了较多的文字上的润饰。
俄文翻译陈斯庸——中青社翻译组的主将，中青所出版的几乎每一本翻译作品，从选题、审稿、出版，大部分都留有斯庸同志的劳绩。斯庸还翻译了《海鸥》、《团的儿子》等书，担任《拖拉机站站长及总农艺师》中译本的责任编辑。
英文、印地文翻译严绍端——工作勤恳，作风严谨，译作有《走向新岸》、《苦力》（与施竹筠合译）。曾参加制订文学书籍七年出版规划，主持了世界文学名著改写本的出版。如印度史诗《罗摩衍那的故事》、《摩诃婆罗多的故事》、《希腊悲剧故事集》、《伊利亚特的故事》等。他呕心沥血，制订编辑出版《法国短篇小说集》、《英国短篇小说集》、《俄国短篇小说集》、《美国短篇小说集》等的计划，并付诸实施，他还主张出版作家故事。
英文翻译施竹筠——中青社所出版的惊险小说及科学幻想小说，凡英文方面的译稿，都由竹筠同志负责校订。
编辑陶国鉴——文学编辑室的“内务部长”，工作细致，曾担任过《红日》的责任编辑。
编辑江晓天——具有较强的政治敏感和洞察力，有精密细致的组织能力，以干练的作风，团结友爱的精神，领导了这一战斗的集体，和大家一起，同甘共苦，苦心经营，爱护集体的荣誉，在漫长的战斗岁月中，十年如一日，勤勤恳恳，默默无闻地使这个编辑室变成了团结作家的中心。在他遭到了政治陷害（罪名之一是攻击大食堂）被撤消了文学编辑室主任的职务后，作为一个普通编辑，他担任两部最著名的长篇小说——姚雪垠的《李自成》和陈登科的《风雷》——的责任编辑。该两部名著，在四次文代会时曾受到表扬。
中国青年出版社文学编辑室走过的是一条不平凡的道路。它曾经有过失败，在它经受挫折的时候，我们当编辑的打心底里感到脸上无光。但是，靠了这个战斗集体的共同奋斗，终于在失败中重振旗鼓，在动荡中站稳了脚跟。在发展党的出版事业和教育青年一代上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五十年代，筚路蓝缕，创业维艰；八十年代，中青社在新的长征中，将如何做出新的贡献，读者们期待着，编辑们不仅努力着，也在思考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