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3月3号（京都-日本）
早上六点半，日本国家汉学研究院研究员、京都大学文学部教授宫泽宏，身穿运动服准时出了住宅的大门，向院子后面的小山跑去。42岁的宫泽宏身材不高，体格结实。浓密的短发以及皱纹平缓的面孔，使他看上去像三十岁左右的年轻人，对此石他十分自豪。在山脚的转弯处，他遇到同样天天爬山的邻居杉上君，两人一边闲聊着“今年花见什么时间最好啊”之类的话题，一边一前一后沿着石板小路登山。
早春山中的清晨依然寒气逼人，吸进鼻子里的凉风却充满了青草的芳香，阳光照的后背暖洋洋的，小路旁边的溪流也喧闹的更加活泼了，十几只山麻雀喳喳叫着掠过在前方一片翠绿欲滴松林的树梢。
返回家中，宫泽宏简单冲了一个热水澡，坐在餐桌旁享受着夫人惠子亲手做的早饭，一边浏览报纸上的文化专栏。上午9点，心情舒畅的宫泽宏走进办公室，活动了一下手指后打开了台式电脑，准备抓紧时间最后查阅一次照片、修改一下简报，为今天小组的专题研讨会做准备。
每当查阅电脑里保存的文物照片，宫泽宏的心情都会感到非常愉悦。这些照片中的文物，是几百片中国战国至魏晋时代独特的书写材料竹简。宫泽宏的祖父、侵华日军汉学专家宫泽声久大佐1941年在中国河南省开封地区农村一个朱姓老举人家发现这批价值连城的魏代竹简，他先是提出借阅，遭到反对后直接抢夺到手，当天就用专机秘密运回日本，将其冠名为《宫泽竹简》。为了封锁消息，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多田骏中将借口朱举人通匪，将朱举人全家和亲戚朋友近百人抓走后秘密杀害，彻底抹杀了所有知情者。
从《宫泽竹简》运到日本那一天起，所有与之相关的信息均被列为国家4A级绝密资料，置于日本内阁情报调查室（2）第八室严密监管之下，只有首相和“安全保障会议”成员有权查看。日本内阁情报调查室为此专门成立了“宫泽小组”，参与研究的学者通过极为严格的审查后，必须和政府签定了最严格的保密合同，一旦泄露该室研究信息，将会受到最严厉的刑事处分。
1960年宫泽声久病死，其子早亡，孙子石田弘按照石田胜久生前的安排，顺理成章的继承了祖父的遗业，大学主毕业后即进入京都大学汉学研究室，潜心研究这批祖父抢来的《宫泽竹简》。
日本人所说的《宫泽竹简》，正是中国在东晋“永嘉之乱”时期即佚失的国宝《竹书纪年》的原简，亦称《竹书》或《汲书》。
“每一次看到竹简，都像是打开了一扇探视华夏文明历史进程的小窗户。”石上不知多少次对自己密友这样说，“一瞬间，你会感到自己超凡入圣了。”
例如编号CS049竹简就记载着这样一件奇闻，“懿王元年 天再旦于郑”。简单的9个字仿佛成为决定中国五千历史的命门。中国“95”计划”“夏商周断代工程”确定懿王元年公元前的具体年份，就是依据这十分简约的9个字，最终得出了“公元前899年就是懿王元年”的结论，从而在国际汉学界掀起轩然大波，至今余波未平。
“《竹书纪年》是中国夏商周历史的‘北京人头盖骨’”，在宫泽宏的研究小组里于是有了如此骄傲的说法。
“一旦将全部研究结果公布于众，当今国际汉学界的许多观点将被彻底颠覆。不知何时才能让它们重见天日？毕竟是抢来的宝贝，不敢拿出去见人啊。”宫泽宏不无惭愧又颇感自豪的想着。
除了不敢拿出去见人之外，《竹书纪年》还有一点和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国宝相同，都或多或少隐藏着没有被后人发现的秘密，好像人类所有国家的老祖宗们曾经开会商量好了，各自留下古怪的题目来考验后代子孙们的智力是不是已经退化了。比如埃及金字塔，全世界那些顶尖的埃及学专家到现在也没弄明白这些庞大的方锥形建筑到底是干什么用的。
所以，《竹书纪年》被抢到日本七十年，研究它的工作也进行了七十年，虽然所有竹简文字的整理、记录工作早就完成，但是藏在《竹书纪年》背后的一些秘密却始终没有被破解。石田弘认为其中最不可思议的一件事，就发生在编号CS049竹简上。在这块竹简的背面，不知是谁在什么年代竖着铭刻上了3个芸豆大小的阿拉伯数字“701”。
让“宫泽小组”的专家们七十年来百思不得其解的是，这组数字究竟是谁留下来的？它的含义又是什么？
“宫泽小组”在研究中发现，阿拉伯数字“701”不可能是中国晋代学者翻译、整理《竹书纪年》时留下的记号。阿拉伯数字传入中国大约在13到14世纪之间，是中国南宋、金、西夏、蒙古等政权并存的时期。南宋后期后传播到中国的阿拉伯数字，出现在战国七雄魏国的《竹书纪年》上，这绝对是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
另一方面，“宫泽小组”参考历代中国学者研究《竹书纪年》的专著，也未见一人提起竹简背后刻有数字或符号之类的印记。这一点最让石田弘伤脑筋，他们的小组并不知道中国方面是否了解一些关于阿拉伯数字的事情，既不能询问中国，更不敢作为一项未解之谜在世界汉学界组织讨论，只能无头苍蝇似地到处寻找谜底。七十年来相关的研究寸步未进，表明这种探寻无异于大海捞针。
“这样的事情，无异于关东武士首领源赖朝家的榻榻米上摆着一台电脑。”这种念头曾经在宫泽宏的脑海里无数次的闪过，每次都让他感到滑稽中带着几分诡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