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醒龙
在和刘华、若知母女俩还有一帮朋友商量出版《姜天民文集》时，大家都要我写点专门的文字。我无法推却，有些话必须趁早说，也必须由我来说，再不说就对不起那把姜天民日夜佩带的匕首，对不起姜天民坐过的那把破藤椅。
先说藤椅，多年以前，在一座破旧两层小楼背后，有一处更加破旧的瓦房，那把连破旧一词都不好意思用作形容的更加破旧的藤椅就摆放在瓦房正中。某个下午，我第一次走进这间屋子，坐在这把藤椅上的一位尚能抓住青春尾巴的年轻人站起来，用清瘦的右手同我握了一下。
这简简单单的一握让我至今难忘，不是由于握过来的手掌有种在冰凉中挣扎的温暖，也不是由于那手掌上有一种异于平常人的朱红，而是右手中指第一关节上的那颗比黄豆大、比蚕豆小的硬茧。那时我已与钢铁机器共处数年，十指指根处无不生长着被钢铁机器厮磨出来的直到离开工厂十几年后才渐次消失的老茧，也见识了工友们因工种不同而生长在肢体上形状各异的老茧，绽放在中指关节上的硬如筋骨的茧花却是第一次见到。当我回到工友中间描述这枚老茧时，竟然无人相信。如果不是亲眼所见，很难想象那被叫作钢笔的东西，真的能与钢铁较劲，将肉身磨成硬骨头。很快这个从民办教师岗位上借调到小城文化部门工作的名叫姜天民的年轻人，成了我兄长般的朋友，不时在我们厂的车间和集体宿舍中出现。借故过来打探的工友，看清楚他那手指关节上真有茧花绽放之后，不免发出声声惊叹。一个人用一支钢笔将肢体上最不可能之处磨出老茧，需要何等的意志与力量？
一个人的毅然决然既可赞叹，又显悲壮。认识姜天民不久，他患病住院，转氨酶高达数百，身体所需要的营养全靠打点滴来维持。偏偏在这时，省城一家文学期刊通知他去修改中篇小说《淡淡幽香的槐花》。姜天民想也不想，就要求出院。医生再三警告，这时候中断治疗是要出人命的。情急之下，姜天民不惜做出若有问题绝不找医院麻烦的保证。姜天民英年早逝之后，回想起来，朋友们无不认为，最终剥夺他写作权利的病魔正是从这时起开始其侵害的。
我一直相信，即便姜天民其时不在那个岗位上，我们也会在宇宙时空的某个角落里相遇，并成为一辈子的朋友。不为别的，是因为志趣太相投了。那一次，带我与姜天民认识的学弟，冲着姜天民一口一个老师地称呼，我却脱口喊出他的名号。几乎在认识的那一刻，我们就成了无话不谈的知交。在越来越多、越来越明快的谈锋中，有一个话题是经常要触及的，那就是曾被贴在二层小楼大门上的那副对联，上下联的开头分别是“庙小”和“池浅”。几年之后，姜天民受上级单位赏识经历百般辛苦、千种麻烦，得以离开这座小楼大门。当我更加辛苦、更加麻烦地进到这座小楼门内，坐上姜天民特意留给我的那把破旧老藤椅后，有机会到古城黄州与他相聚。三言两语寒暄过后，他便问我感觉如何，我想也没想脱口将那副对联重复了一遍。随之而来的是我俩辛酸与共的喟叹。
姜天民走出这小楼大门之后就没有再回来，离开之日，就是诀别之时。在这一点上，我们性格略有区别，我是历经犹豫徘徊，三番咬牙，五次切齿，才最终下决心的。相比之下，我比姜天民要幸运，命运将他的血脉安排在那个地方的名分之下。我则不然，我的家族，我的天地，我五体投地的青草，我四季叩拜的黄花在数百里之外的回龙山下，扬子江畔，我的离开只关乎肉体，肉体的告别反而让灵魂更自由地融合在故乡故土之中。姜天民的离开，既在于肉体，也在于灵魂。离开故乡，不再回头，感觉上不可能有快乐，感情上更是深渊般痛苦。姜天民在英年早逝的那一刻是否有过某种回望，已是无人知晓。记得那年在汉口殡仪馆送别的人流中，望见姜天民决绝的最后模样，如同望见他又一次离开故乡。这一次姜天民走得太远了，远到无人知道他去了哪里。
再说匕首。二〇一四年秋天，在苏北泗洪的一个文学活动上，当地一位女子谈及她的舍弃一切只为文学写作活着、到老也未能成功的父亲时，眼泪汪汪地恨不能将此行中的几位外地作家，当作窃取乃父天赐才华的江湖大盗。那双哀怨的秀目，让我记起三十年前，姜天民必须面对的那些不好说是不怀好意、却分明是不怀好意的窥视。一九八〇年代早期的姜天民，其文学才华在极短的时间里全面爆发，使其不可避免地成为人心不古者肆意中伤的目标。妖言最甚的那一阵，姜天民手握一把我的工友用高速钢替他打制的匕首，恨不能宰了口中数出的一二三四五个人。这世界最丑陋的物什中，某些酸臭文人的口舌有足够资格登上排行榜榜首，排在第二位的是那种分明连雕虫小技都不具备的人妒火中烧后的厚颜无耻！
那一次，姜天民拖着病体从省城回来，再见面时，他闷头抽了几支烟，那样子不说也晓得，一定是小说没被那家杂志接受。抽完烟的姜天民将一只紫砂壶举起来，几乎要砸在地板上，大声骂出一句脏话后，才原原本本地说了经过。其实他不说我也明白，一定是受到那惯于暗箭伤人者的又一次谋害。成名之后，多家杂志抢着要这部《淡淡幽香的槐花》，其中也包括省城这家杂志，这一次轮到姜天民断然拒绝了。然而，这迟到的近乎报应的拒绝并没有给他带来快感，相反，对拒绝的拒绝常使他长叹不已。姜天民不想这样做，又不得不这样做。不得不这样做了之后，姜天民更加不想这样做。
那时的姜天民，时常两眼通红。因为年轻不识沧桑，我们都以为是愤怒的缘故，从未想过那是生命严重透支的危险征兆。人生奋进历程中，将对恶俗的愤怒转化为生命动力，表面看来最为有效，藏在深处的却是自己对自己的残酷。污水四溢之际，姜天民如同火山喷发的才华，终于换得往来时空中的鸦雀无声。
写作者价值的唯一证明是作品。
写作者品质的唯一证明是作品。
一九八二年《第九个售货亭》问世，随即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那一阵，应当是姜天民故乡生活为数不多的纯美日子。忽然间人们发现原来感情外露疾恶如仇的姜天民另有一颗纯真柔软的内心，透过他的作品可以看见，简陋得近乎粗拙的山区小城原来蕴藏着冰清玉洁的人性。或者还得感谢那些职业酸臭酿造者们暂时的痴呆，来不及找到可供泼洒的污秽。才情逼人这个词在姜天民短暂一生中那段更加短暂的日子里，像月光泻地般抒写着小小山城空前绝后的诗意。等到死灰复燃的恶俗试图侵蚀诗意时，姜天民已经离开了堆满是是非非的故乡。
不管后来名气有多大，姜天民从不推荐朋友的作品，在这一点上，无论对方情谊有多深，他都不会心慈手软。后来的我却不如他，常常抵挡不住那点世俗之心，忍不住答应帮别人一把。这其中有别人后来的成名作，也有别人的代表作，还有一些所谓突破性的作品。过不了几年，本来是朋友或者学棣的人，无一不生分了。前两年，被李敬泽戏称为“郁达夫的转世灵童”的甫跃辉写过一篇小文，在读复旦大学中文系写作专业硕士生时，作为导师的王安忆从一开始就点明了对他说，休想自己会为他推荐一个字。本是举手之劳的事，他们为何都不做？其中理由，我也是这几年才悟出来：将别人的作品推荐发表，如是长辈对晚辈的提携，则是大雅。换成年龄相差无几的人与人，就不一样了。当时是做好人好事，过后说起来，是作品好，还是人缘好？是作者本人行，还是推荐作品的那个人行？这个问题肯定会如沙在眼、鲠在喉、芒在背，成了当事人既躲不掉又不愿提及的心病。
在写作上从不用怀柔之心对待朋友的姜天民，临走时郑重地将那把破得不能再破的藤椅交到我手里，说了一句：在这地方，不坐在这把破藤椅上是写不出来的！日后验证，这貌似夸张之语真如寓言。姜天民离开此地时，已经住进新盖的四层小楼的四楼，包括获得普遍赞誉的一系列作品仍旧是坐在这把破藤椅上写就的。从这时候起，姜天民住过的屋子、坐过的破藤椅就归我使用了。我的小说处女作正是在这换了主人的屋子和破藤椅上写出来的。日后，我离开此地，也曾对这把破藤椅也有所交代，并转述姜天民说过的话。然而，曾经的文脉很快就只有面对遗憾了。世事之错，往往是自己的错，当一个人责备他人时，一定是自己首先犯下识人之错。在这一点上姜天民胜过我等。相赠以一把破旧藤椅，其意义远大于推荐一篇作品，更大于现如今为着出版《姜天民文集》的四方张罗。
前几年，北方一家文学杂志邀我点评一部当代文学名篇，我选了姜天民的短篇小说《失落在小镇上的童话》，并对应具体文字写了一些话。
“态度决定一切，生活无不例外。”
“人在很多时候所做的事，其实不是做事，而是为着铸造自己的内心。”
“梦想决定审美。”
“这些实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人间不能没有寓言，人间更不能没有童话。”
这后一句，我以为最有可能深入到姜天民的内心。
黄州是我的故乡及出生地，姜天民调到黄州不久便遇上爱情，随之又到北京学习，与莫言等做了学友。期间回家养病，女儿若知出生。喜忧纷繁之际，《北京文学》发表了他的短篇小说新作《失落在小镇上的童话》。当年读毕，就将其当成云锦天章。
姜天民是真才子！就像他在这篇小说中写的那样，明明是童话般生活的境界，到最后却无法不成为命运的寓言。姜天民写这篇名满天下的小说时，我才刚刚发表自己的处女作。我一直珍藏着自己读这篇小说的感动，牢记因这篇小说而泪流满面的样子。姜天民从北京回到黄州，我趁出差之机顺路去看他，却没有说自己的感动，反而表示如果能写得再细致而不是太匆忙，有可能获得更大反响。比如说，让孩子读书没有错，但以一辈子卖馄饨为不齿，有欠考虑。其实，我本可以继续表示，不管怎么说，这是一篇足以让人心碎的杰作。姜天民当时很生气，当面斥责我懂什么小说。以我们的友好关系，当时我也有生气，只是没有他气粗。
长空当问，也不知姜天民心里的那口气现在消了没有？
如果放到现在，我宁可找一些别的话题，哪怕邀他调侃文坛伪君子与绿茶婊，也不会对朋友如此说话。在作家的日常生活里，对自己作品的看重往往超过自己的性命。姜天民那篇著名散文《雪的梦》所象征的正是以文学作为生命者的美丽与脆弱。要伤害一个作家，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将其写作视为无效，此为关键中的关键，真理中的真理。
作为小说艺术，每一篇的成就都有独一无二的理由。汪曾祺的小说，如不精致就没有可能传世。也有一类小说是替天行道的，生逢其时就要为天地立言，这时候的艺术，重在呐喊的穿透力。二十五年后，重读这篇小说，思索当年举国皆商，在全民向钱的大潮面前，除了姜天民，还有哪几位曾经有过这种特立独行的思考？姜天民生气对我是一种触动，我没去多想生气这事本身，而是在想自己是不是真的判断有误。所幸终于有了发现，文学与但凡伟大的事物一样，伟大本身就是命定的缺陷。人可以将一朵花绣得完美无瑕，不可能将一座大山修筑得了无破绽。童话都失落了，哪来完美？在早春中独立绽放的花朵，如何可以苛求花蕊无损，花瓣没伤？
二十五前的泪水，到今天还在流。谁又能晓得，当年的远行人如今平安否？尽管远行的姜天民会伤心落泪，会心如刀绞，我必须动容地告诉这个世界，姜天民留下的另一部杰出的作品，那就是他的遗孀刘华、爱女若知。在最困难的那些年间，四岁时就永失父爱的若知，一度连相关规定的几十元抚恤费都拿不到。这对在武汉举目无亲无依无靠的母女，仅靠刘华因病退养的六百元生活费，艰难度日，终于让若知完成大学学业，成为一所著名医院的执业医师。这中间，母女俩从未向人说过半句软话，尽管她们明知姜天民生前在这座城市里还有几个可以信赖的朋友。直到某天在一条小街上与刘华偶然相遇，听她淡淡地说些近况才知一切，那种心酸实在难以言表。刘华身体不好，却无力求医问药，便自学中药，用最简单的方法自己给自己当医生。二十多年过去，除了电视机更新过一次，其余居家用品全是姜天民生前用过的旧物。生活是艰难了，却将姜天民短暂一生的品格相延续。
为了重获被剥夺的爱与写作的权利，姜天民当年只身从苏北逃回故乡。为了寻找被扭曲的爱与写作的自由，姜天民又只身从故乡探索到他乡。为了铸造爱与写作的高地，姜天民最终无法不选择先行天国，这一次他不再孤独，因为他的才华和品格感动了许多人。
姜天民匆匆离世，中国文学新进中少了一员大将。姜天民的文学生涯只有短短十年，其探索与创造，对于文学宏观的启迪意义是十分明显的。从先期的《第九个售货亭》到后期的《失落在小镇上的童话》，不算汪洋恣肆的《白门楼印象》系列，仅此两篇短篇小说，就胜过某些人的洋洋百万言。此生此界，有人在社交平台上活得很光鲜，口碑却如鼻屎。又有人身前身后只有一把不到关键处不知其作用的风骨，偶然受人提及，顿时满场崇敬。为人一生，为文一世，姜天民都可以成为风范。姜天民不去追逐名利高处的奢华，在尘土飞扬的社会生活中用破旧藤椅般的文脉，以及匕首一样的风骨，打造人的世界里至关重要的灵魂底线。
原载2015年1月16日《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