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艳茜
几年前，我的生活发生了变故。颠沛流离的日子开始后，心里清楚我今后的每一天，都将自顾不暇，实在无力关照我多年来一本本积攒下来的书籍。无奈，只有忍痛离它们而去。
前不久，这些书籍竟然失而复得。再次见到它们，真如同与失散多年的老友重逢，喜悦之情难以言表。
掸去多年的浮尘，我小心地将它们一本本装入事先备好的40多个购物袋里。然后，我一趟一趟搬到楼上，摆在了新购置的一个书架上。
整理分类时，见到了好多当年上大学时，给我们授课的先生们的著作。其中有一本，是上大学二年级时，教授我们《鲁迅思想研究》的张华先生的著作《爱情自由的历程——鲁迅胡适郁达夫徐志摩的爱情婚姻与家庭》。在这本书的扉页，写着一段话：
记得当年给你们讲《鲁迅研究》课时，曾发一表叫你们谈一下对鲁迅的认识。你填的那张表上说：“鲁迅对朱安太‘那个’了。”我印象颇深，遂注意搜集资料，在本书中，把‘那个’的原委和表现一一道出，不知符合你的原意否？——距当年给你们讲课已十有四年矣！
这是张华先生送我的著作，签注日期是1997年12月3日。记得那年冬天的一个傍晚，我正准备下班回家，一位学生模样的女子，找到我们当时混乱不堪的隔断式办公间。她说，她是张华老师的研究生，张华老师特意嘱咐要将这本书送到我手上。
我看着张华先生的这段话，只有汗颜。当年的少不更事，才有课堂上的幼稚之举。究其原因，是我自己生活在一个重男轻女的多子女家庭，而且又是女儿中排行老四，平时低眉顺眼的，小心翼翼地看着父母和哥哥姐姐的脸色行事，造就了内心的敏感。除了敏感，我所拥有的只剩下自卑。所以，我极其在意各种情况下女性的遭遇，在意不同环境下人们对女性的认知和态度。于是，在根本看不懂鲁迅与朱安的婚姻关系究竟错误何在时，只怀着单纯的对女性——朱安的同情，就给张华先生留下了那句话。
读过张华先生的这部书，又有了多年生活和情感的磨砺，我逐渐意识到，对朱安的单方面同情，这于鲁迅先生也是不公平的。
“女性一方面，本来也没有罪，现在是做了旧习惯的牺牲。我们既然自觉着人类的道德，……又不能责备异性，也只好陪着做一世的牺牲，完结了四千年的旧账。做一世的牺牲，是万分可怕的事；但血液究竟是干净的，声音究竟醒而且真。”（鲁迅语）
朱安在鲁迅先生生前，是鲁迅先生“为母亲娶来的一个儿媳妇”，在鲁迅先生逝世后，是“鲁迅先生的遗物”。
“过去大先生和我不好，我想好好地服侍他，一切顺着他，将来总会好的。我好比是一只蜗牛，从墙底一点一点往上爬，爬得虽慢，总有一天会爬到墙顶的。
朱安一生的心愿是做大先生鲁迅真正的太太，而鲁迅却始终坚持没有爱的性是可耻的。是否与许广平结为伴侣，鲁迅内心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挣扎过程的，远远比我对朱安的单纯同情要复杂得多，也负责任得多。与那些“谈色变虎”的男人，与那些随时将灵与肉分离开来的男人相比，我个人感觉，鲁迅是真正的男人。
张华先生客观、温厚地叙述了这四位杰出现代知识分子的爱情婚姻与家庭，让我们从中了解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一些历史事实，也从私生活的视角探视到现代知识分子心态的一个侧面。张华先生在书的后记中写道：
“本书是在先母逝世后不久开始动笔的。先母龚维荃女士，生于1907年，早年负笈东洋，20世纪30年代初回国，从事中小学教育30余年，先后执教于安徽、湖南、四川、江苏四省，培育的学生以千计，可说桃李满天下。1990年去世。先母仅抚育我一人，对我期望甚殷，但我半生坎坷，在她晚年也没能很好地赡养。”
张华先生的这部著作，1993年7月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封面设计有一大疏漏——没有排上著者的姓名。
张华先生是江苏省南京市人，20世纪50年代初由青岛山东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就读北京大学哲学研究生，毕业后到西北大学工作。1955年在西北大学中文系任教不到一年的时间，机会眷顾了这个22岁的北大才子。按当时学校规定，大学毕业要工作四五年之后才能走上讲台，因为有一位女老师休产假，张华先生作为代课老师提前站在讲台上，代了一个学期的课。
张华先生的课讲得十分好。之后，张华先生又被选入一个宣讲小组，为当时在职的干部做“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普及讲座，于是，遭到羡慕嫉妒恨。1957年“反右”运动中，23岁的张华先生成为“右派分子”被发配到陕南山中。之后，是20多年沉默而艰辛的岁月。
1949年之后的中国，大大小小的政治运动，对中国人最大的伤害，就是一次次将中国人人性中的恶诱发出来。无休止的政治运动和政治斗争里，没有朋友之情、没有夫妻之情、没有父子之情……
1981年，张华先生终于重返讲台，为西北大学即将毕业的1977级中文系开《鲁迅思想研究》的选修课。张华先生上课的第一句话是：“这是我一生中所讲的第二堂课！”
20多年的悲怆、痛苦与坚韧不屈，似乎全由这句话喷散开来。
就在张华先生重返讲台的1981年7月，高考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命运。作为华阴县文科状元，我顺利地被西北大学中文系录取。来自华阴县一个企业子弟学校的我，读书与见识都少得可怜，拿着录取通知书，我在喜悦中自卑着，我知道自己其实就是井底之蛙。
我们班的同学，来自全省各地，后来了解到，他们也大都是各县区的文科状元。他们说，他们也是井底之蛙。然而，我明白，井底之蛙与井底之蛙看到的那片天空是不一样的，他们头上的井口半径远远大于我头上的。他们当中，有满腹唐诗宋词不时地往外涌的；有吟诗作文信手拈来的；有擅于思辨出口成章的；还有读过《资治通鉴》的；更有不仅读过《红楼梦》而且还敢一进校就给红学研究专家周汝昌写信的……
我们1981级入学时，适逢五级同读（1977—1981级），西北大学教室紧张，临时增建、改建了几间简易教室。我们中文系1981级的课，就被安置在西大西门里简易的第六教室。这间毫无装饰的平房，屋内放了一排排同样简易的课桌和连排椅，屋顶苫着石棉瓦，墙面未抹白石灰，檐角甚多缝隙，没有暖气设备。外面下大雨时，石棉瓦的连接处，落下的小雨滴在我们的课桌上；外面下大雪时，我们的头顶也飘落下柔柔的雪花。来为我们授课的先生，在日渐寒冷的冬天里，不得不裹得严严实实，上课需要板书，老先生们尽量将衣袖卷起一截，但下课时衣袖仍然会沾染着粉笔末。
1983年春天，在我们大学二年级的第二学期，终于搬进了新的教学楼。新学期开始，我们班的6212教室里，走进来一个穿着整洁、斯文儒雅、宽大饱满的脸庞上戴着一副近视眼镜的先生。他站在讲台上，看着教室里的学生——这是39张稚嫩的面孔，明显比他教过的前几届学生低龄许多。他的声音和缓，用标准的普通话对我们说，他叫张华，这学期将由他来讲授《鲁迅思想研究》。
接着，张华先生又对我们说：“只要把鲁迅弄明白了，就能明白中国。明白了中国，才能研究中国的文学！”
西北大学中文系从1977级到1980级四届的学生，即使同一班的学生，年龄也是参差不齐的，有老三届也有新三届，有历经“文革”运动、上山下乡、工厂机关的，也有应届毕业的学生，但总体上他们中的大部分，生活阅历都比较丰富，他们勤于独立思考，思维敏锐而活跃。许是面对那样一些经历特殊的学生，张华先生给前四届学生的授课方式，是引导学生讨论一些更深刻的话题。在《鲁迅思想研究》课程的试题中，张华先生还会出这样的考题：
“请你设想一下，如果鲁迅先生活在1976年‘四五’运动的时候他会怎样？”现在，面对1981级，大都在18岁左右的年轻学生，张华先生已经意识到，这是一个正在建立“完全人格”的学生群体，不仅正在构建着最基本的文化知识谱系，也正在完善着文化精神立场。他要略微改变一点授课的方式，才能建立起与学生的交流平台。
于是，张华先生说，讲课之前，我想先了解一下学生们对于鲁迅已有的认识。
那天，同学们交上去的一张表，或长或短写了一些真实的思考。其中，就有我写下的：“鲁迅对朱安是不是太‘那个’了。鲁迅对朱安公平吗？”
在第二节课上，张华先生挑选了几位学生交上的文字，讲述了学生反映给他的对鲁迅的认识，以及对这门课的期待。张华先生没有说出学生的名字。这时，我完全没有想到的事情发生了，张华先生开始念出我呈上的文字。张华先生其实是用赞赏和惊喜的语调讲出纸上的内容的。然而，一贯不善抛头露面自卑的我，哪里还听得出好坏呢？还以为自己当众出了大丑，羞愧得脸一下子涨红了。这样的窘态，我想，即使张华先生没有指名，同学们也都能看出来，这句话究竟出自谁人之手了。
那以后，我再上张华先生的这门课，就总是处于紧张状态，认为自己做错了事说错了话，心中忐忑不敢直视张华先生的脸。有一天，当张华先生终于讲到，鲁迅与朱安每天只有三句话：早上太太喊先生起床，先生答应一声“哼”；太太喊先生吃饭，先生又是一声“哼”；晚上先生睡觉迟，太太睡觉早，太太总要问门关不关？这时，鲁迅才有一句很简单的话“关”或是“不关”。
讲到这里，张华先生停顿了一下，说，鲁迅对朱安确实有些“那个”了。课堂上的同学们也由此产生强烈共鸣。这时，我才为我的幼稚“诘问”释然，心情松弛下来，抬头聆听张华先生讲课。
张华先生讲课时板书不多，要讲的内容也很少低头看教案，却也能把作者原话大段大段讲出来。他讲课的节奏与他平时走路一样，不急不缓，让我们既跟得上记笔记，又不耽误聆听。一学期下来，张华先生以他深邃的洞察和反思，诠释着鲁迅的思想。我也在他的授课中，理解着鲁迅的作品和鲁迅的精神。
张华先生曾经饱经风霜，更是桃李满天下，而且不论男生还是女生，崇拜者甚多。有学长们这样评价张华先生：才情、学问两富，心性、眼界双高，从不轻许前人和时人。
作为鲁迅研究的著名专家，张华先生把现代和当代文学精神有机统一在一起。在学术研究之余，张华先生还创作了很多随笔和散文，亦堪称学者作家。
2011年，我们中文系1981级，隆重举行了入校30周年班庆活动。座谈会上，我们请来了当年为我们授课的业师。当年比我们现在还要年轻几岁，如今头飘霜白、步履缓慢的先生们，在我们女生眼中，除了对他们日益渐浓的尊敬之情，他们就是可敬可爱的老人家。而当我们的目光专注在正讲话的张华先生身上时，我们却有了性别感——一种男人的魅力依然勃勃生发。
那天，张华先生身着一件淡绿色的夹克衫，头戴一顶运动帽，精神矍铄，讲话声音潺缓流水般，30年前的风度犹在。我们班上在西北大学任教的同学说，张华先生每次出门，衣着不曾有一次马虎邋遢，即使是在家属院内散步，也一定要穿戴整洁干净，哪件上衣配哪条裤子，甚至头上的帽子也有讲究。
其实，张华先生不仅外表从不苟且，内心也不容染半点尘埃。
经历半生坎坷的张华先生，如今已是80岁的老人家了。每天，他的最大乐事仍然是读书和到书店购书。他说自己：“离开讲坛多年，渐入老境，以胡乱翻书、乱涂鸦自娱。”
回忆那20多年的寂寞人生，张华先生的神情超然恬淡，清和流逸，早已处在那段生活的河流之外。怀想起年少时求学读书的往事，张华先生的眼神是充满光彩的。
2011年一个冬日，西北大学中文系1977级的三个学长和我们1981级的两个女生与张华先生聚会，因为刚好是辛亥百年，自然会说到民国。
我们问张华先生，在民国生活了15年，对民国的印象是什么？
张华先生慢条斯理，没有正面回答我们，而是讲了三件事：第一件，抗战爆发后，民国政府首先将战区的学校转移到安全的后方，重新整编，成立了国立一中到国立二十三中，先生当时就读于国立八中，辗转到湖南；第二件，当时的报纸是有自己独特风格和个性的，决不会在两种报纸上看到重复的内容；第三件，蔡元培先生和胡适之先生，更看重人们称呼他们“先生”而非“北大校长”。因为“先生”是对学问和知识的认同和尊重。
我的大学同班同学、学者刘炜评说：“我们聆听了张华先生的《鲁迅思想研究》，像张先生那样真正既有学问又有思想的教授，在中国大学里并不多见。”
炜评还将受业先生课程的感受，记录在一首五言诗中：
“小子出野里，幸与张公亲。醍醐灌我顶，指点别迷津。先生富才学，淹贯非俗伦。著述彰识见，法眼辨诳真。素衣自惜爱，心镜不染尘。故京设绛帐，开坛满座春。传道唯一念，授业无二心。岁岁播慧雨，桃李遍三秦。”
刘炜评对张华先生的崇仰，不仅是他个人的，也是我们全班的。1979级学兄杨乐生，也是张华先生崇拜者，他看过刘炜评这首诗笑道：“写得直白了些，但很真切、准确。”
刘炜评说得对。张华先生，是真正的先生。
原载2015年4月14日《陕西工人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