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歆
一
父亲的故去，除了年岁太大、自身疾病之外，还与母亲有着重要的关联。
在父亲去世前一年或是两年，也可能再多几年吧，浑身是病的母亲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病，她由最初怀疑我们子女偷她的衣服、偷她的钱，到最后又怀疑父亲也偷她的钱，更甚的是，总说晚上有人把门打开，进来了许多陌生人，那些陌生人在屋子里到处走动，又吃又喝，还往外搬运东西。母亲每天生活在幻想的恐惧中，夜晚不能关灯，要把所有的灯打开，然后她惊恐地看着四周，浑身颤抖。我在家最小，很多时候父母由我照顾，看病、买药，还有家里的诸多事情，基本上都由我来操办。那天我把哥哥姐姐全都叫来，我们围坐在母亲周围，用柔软的话语和一双双手来安慰母亲，同时商量着下一步解决的办法。母亲不听我们说什么，目光如鼠，惊恐不安，她想把身体缩进木头里、墙壁里、瓷砖里，她喊着“走、走，回家、回家”，告诉她这就是家，她不相信，只想着离开屋子。
母亲如此折腾了小半年，渐渐地不认识人了，也不知道饥渴，很快又完全丧失了记忆，不认识别人，也不认识自己，阳光、空气、桌椅板凳，母亲都不在意，或者说无视身边的各种存在，但只盯着一个人，或者说，只是仇视一个人——父亲。母亲仿佛把世间所有的仇恨都集中在父亲身上，深仇大恨一样死死地盯着“不共戴天”的父亲。
父亲喜欢闭目坐在客厅的沙发上，在温暖的阳光中打着瞌睡，偶尔还会发出轻微的鼾声。那个老旧的沙发是他70岁时自己做的，虽然样子不好看，但是非常舒服，是父亲“量体裁衣”送给自己的一件礼物，当然也给母亲做了一个，可是母亲不喜欢，她像仇视父亲一样仇视那个沙发，她不坐，一次都不坐，好像有一次我还看见母亲用拐杖狠狠地敲打那个沙发。母亲每次从父亲所坐的沙发旁走过去，都会双眼死命地瞪着父亲，突然会用拐杖拨打父亲的腿，父亲气得满脸通红，恨恨地骂了一句，然后一边气哼哼地站起来，一边把两粒硝酸甘油片放进嘴里，转身去自己的屋里躺着。
母亲就是看不惯父亲坐在沙发上的样子，更气愤父亲坐在沙发上打盹，早年母亲还能勉强拄拐杖走路时，每次从坐在沙发上的父亲身边走过去，定会用拐杖敲打一下沙发，或是故意碰一下父亲的腿。后来走不了路，开始坐轮椅，她就用双脚蹭地，把轮椅蹭到可以够得着譬如折扇、靠垫、糖果、水果等物品的地方，先是安静地坐着，趁人不注意，突然抓起来，不顾一切地朝父亲扔过去，母亲没有力气，根本扔不远，但是扔的动作出来了，父亲看得明白。母亲扔完东西，开始诅咒父亲，一声连一声地质问父亲为什么还活着，为什么不去死？父亲耳背，听不见，但能看见母亲凶神恶煞的样子，想必知道母亲在说什么。父亲肯定知道，怎么能不知道呢？据讲彼此一起生活20年以上的夫妻可以换肾而肌体并不排斥，也就是说一起生活久了，两个人就会变成一个人。
患有严重心脏供血不足还有心绞痛的父亲，望着面目狰狞的母亲，一句话不说，始终就是面无表情地看着与自己生活了半个多世纪的女人。父亲去世前一个多月，有一天突然跟我说他想死了，不想活了，没意思。我安慰父亲，我说我妈脑子糊涂，不要与她生气。父亲愁苦地说，你妈这么闹，我活着还有啥意思？我不怕年老有病，就怕吵架，好好地过日子多好呀，这样闹腾的日子实在没有意思。父亲说着，便是一连串的哀叹声，眼睛里闪着委屈的晶莹泪花。父亲的病就怕着急、生气，可偏偏身边的这个人就是让他生气着急，从某种角度讲，母亲的喧闹也是导致父亲病情加重的原因之一。
我知道，母亲不满意和父亲的婚姻。父亲去世前，他们在一起生活接近70年了。在这70年中，母亲似乎一点都不快乐，年轻时父亲脾气大，母亲不敢讲话，那时候生活困难，当吃饭都成问题的时候，“感情”这东西就被掩埋起来，但母亲始终不快乐，觉得这辈子最大的不幸就是嫁错了人。那时我们兄弟姐妹年龄都小，没有人注意父母的感情，父母也不可能跟我们讲述他们的心情。后来我们兄弟姐妹长大了，相继成家了，父母亲也老了，他们也能光明正大地表达对对方的看法。父亲认为母亲不懂生活，没有情趣，脑子笨，连电话都不会拨；母亲则认为父亲没有文化，没有本事，一辈子就是一个工人，是个大老粗。
母亲过去不敢数落父亲，用父亲的话讲，你妈现在脾气大了，以前她可不是这样子。确实如此，老了以后的父亲，很少发脾气，夫妻就是这样，你进我退、我进你退，面对脾气减小的父亲，母亲胆子越来越大。当只有母亲和父亲两人时，母亲还不敢张狂，只要我们儿女在旁边，母亲好像壮了胆子，找个机会就会数落父亲，父亲眯眯笑着，任凭母亲数落他。后来母亲得寸进尺，当着父亲的面抱怨她这辈子活得太冤枉。有一次我问母亲怎么冤枉？母亲几乎脱口而出，用手指着父亲说，就是跟了这老头，没有文化。母亲喜欢有文化的人。十几年前，我出了第一本书，母亲郑重其事地找我，朝我要了好几本，然后她见到街坊邻居就送书，然后还要附上一句“我儿子是作家”。母亲只要在电视上看见有文化的老人，她立刻转过脸，瞪眼看着父亲，蹦出来一句，大字不识一个，活着做啥，还不快去死！
其实父亲是认识字的，解放初期他参加过工厂的夜校学习，那时他学习刻苦，每天下班都去夜校，没事的时候，抱着一本借来的四角号码字典翻看，只不过后来因为孩子太多，没有时间学文化，把更多的时间用来挣钱养家，所以他才中断了夜校学习。在2014年夏季以95岁高龄过世的父亲，在去世前半年，他还把不认识的字写在一个硬纸板上，然后见面问我怎么念。父亲一边念着，一边哀叹道，那时候要是多认识几个字就好了。
其实母亲才是真正的“睁眼瞎”。母亲在13岁那年，被抽大烟的爹卖给了一个大户人家。那个大户人家与母亲姐姐所嫁的人家关系不错，是一户善良的有钱人，尽管没有虐待过母亲，但也没让母亲去识字，所以马上就要过90岁生日的母亲，至今目不识丁，甚至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有时想起来这些事情，我望着母亲，突然就会泪眼涟涟，也似乎能够理解母亲对于文化人的向往。
虽然母亲不识字，却热爱文化，喜欢有文化的人，她对文化的痴迷几乎到了无法形容的地步。记得那年母亲做乳腺癌切除手术，手术前母亲自己收拾好了装放衣物和洗漱用具的皮箱，除了偷偷夹在皮箱里700块钱之外，还特意拿上几分报纸放在夹层里。在等待做手术前的那几天，母亲坐在病床上，戴上花镜，拿起报纸，认真地看起来。我记得有一天，天气晴朗、阳光灿烂，我走进病房，看见母亲举着报纸，沐浴在阳光下，银白色的头发闪闪发亮，护士、病人和陪伴的家属，出来进去的全都小声议论，这老太太80多岁了，还认识字呀，不简单呀。母亲听不清人们说什么，但能感受到大家向她投来尊敬的目光。那会儿，母亲得意极了。趁着没人的时候，我悄声问母亲，你看报纸，你认识字呀？那时母亲没有糊涂，脑子还是清楚的，她左右看了看，悄声说，装呗。我问，为什么装？母亲抿着嘴巴，偷笑道，他们害怕有文化的人，他们知道我认识字，就会好好给我看病，不敢糊弄我了。那一刻，我觉得母亲可爱到家了，我忍不住搂着母亲，使劲地亲了她的脸颊，她赶紧推开我，你都多大了，一边去！
母亲看不起父亲，说他文化低，其实父亲一点不粗，他是要求上进的人，虽然识字不多，但关心国家、国际大事，了解得特别清楚，即使遇到不清楚的地方，他也会认真地讨问，有时还会细致地研究。可是爱好学习的父亲，在母亲眼里，还是一个没有文化的粗汉。那时候，父亲订了一份晚报，每天大约5点钟送到，可父亲从下午3点钟就开始不断地推门，看看楼道里的报箱有没有放进报纸。只要父亲看报箱，母亲就会嘲讽道，你看什么？你认识字吗？装什么文化人？因为不断遭到讥讽，父亲急了，有时就会反唇相讥，反正比你认识字多，你连自己名字都不会写。母亲听了这话，像是被打了七寸的蛇，立刻蹦跳起来，脸色煞白，大骂不止。母亲为了打击父亲嚣张气焰，可谓绞尽脑汁，有一次她竟编出一则谎言，说她几年前出去买菜，路上遇到一个戴礼帽的老教授问路，母亲说她指完路后，戴礼帽的老教授说，老太太您过去是老师吧。母亲编完这段故事，得意地说，人家教授都说我是老师，你要是出门，谁会说你是老师？父亲撇嘴，说你还认识教授？人家说你是老师，你这个老师跟人家说了什么？你是教过语文，还是教过算术？母亲当即被问住了，转过头来，对我说，你告诉那老头子，是不是那个戴礼帽的教授说我是老师？我只得笑着说，对对，说过，当时我就在旁边。我一边说着，一边转过脸，朝父亲挤挤眼睛。本来父亲还生气得绷着脸，见我挤眼睛，立刻得意地笑起来，说，遇上老教授，说你是老师，笑掉大牙呗，你现在要是能把自己名字写好，我就马上喊你老师。母亲故意装作没听见，偏过头，问我，这个死老头子说什么？
自从母亲编排了“老教授问路”这件事后，没想到还真刺激了父亲，自尊心极强的父亲找了一块硬纸板，拿一支铅笔，每天开始练习写自己的名字，印象中父亲好像写了很长时间。应该承认，父亲写的字很好看，有些魏碑体的意思。铅笔字写出毛笔字的感觉，也真是难为了父亲。
二
母亲与父亲别别扭扭地过了几十年，母亲总是咬牙抱怨，说她嫁错了人，但父亲死后，母亲却又无比怀念，甚至到了不可想象、不可思议的地步。
2015年除夕上午，我把去世半年多的父亲的遗像拿出来，端正地放在桌子上，在遗像前摆上生前他爱吃的东西，烹大虾、红烧肉、豆包、土豆丝，放上一杯酒，再摆上碗筷，最后燃上三炷香，以此怀念远在天边的父亲。父亲喜欢儿女来，每次我们来，他都特别高兴，与我们纵论国家、国际大事，有一次甚至生气地说，那个奥巴马怎么总跟中国作对，看来只要当了美国总统，白人、黑人都一样，想着他是黑人，可能跟中国好，没想到天下的乌鸦呀。父亲的牢骚，逗得我们大笑不止。如今他走了，我们不能陪他说话了，只能给他做些好吃的了。
屋子里洋溢着节日的欢乐气氛，可是没有十分钟，本来情绪还正常的母亲，尽管没有看见老伴的遗像，但突然癫狂起来，她变得双眼迷离，肢体动作开始僵硬。母亲不顾一切地大喊着，走呀、走呀，找老头去，找老头去！我要走、我要走！
母亲几乎就是一字一句地喊出来。我和妻子、姐姐都愣住了。
母亲自从患上阿尔茨海默症，因为过于狂躁，昼夜不睡，曾经吃过只有精神病院才能开具的镇静药物，吃了那种药物后，眼睛、嘴角都斜了，而且口水不断，并且吞咽困难，吃不下去东西，甚至连喝水都有些困难，所以很快停吃了。但也就是从那时开始，母亲说话不清楚了，含含糊糊，从来没有说过完整的话，而且一句话没有超过四五个字的时候，前言不搭后语那是经常的事情。
如今，母亲却是如此清晰地表达，而且咬字这么清楚，怎么不让人吃惊？于是说话变得利落、口齿变得清楚的母亲，开始继续大声喊叫着老头，想要跟老头走，甚至到了央求的地步，老头，带我走吧，老头，带我走吧。
我和妻子赶紧把父亲遗像用红布包裹起来，立刻放进柜子里，然后又把柜门再关紧一些……但是已经晚了，也就是从那一刻起，除夕、正月初一，直至初二，母亲基本上没有睡觉，她拒绝吃饭、拒绝喝水，一个90岁的瘦得几乎皮包骨的老人，无论坐着、躺着，永远都是举着拳头，连续呼喊“老头、老头，快蹬、快蹬”，尽管只是这几个字，但我们都明白，“老头”指父亲，“快蹬”代表父亲早年蹬小三轮车。
早些年父母年岁还不大时，每天早上都是这样的情境：父亲蹬着小三轮车、母亲坐在上面，他们一起去菜市场买菜，回来后父亲把菜洗好、切好，再等母亲炒菜，吃完饭后，父亲负责洗刷碗筷。我记得这样的生活步履，他们持续了大约十年光景，一直到父亲85岁——母亲小父亲5岁——再也出不去了，才请了保姆照顾。
2015年的除夕和正月初一，在两天一夜的时间里，母亲几乎没有睡觉，甚至都没有吃东西，她就是一个姿势、一句话，举着双手，不断地喊着“老头、快蹬，老头、快蹬”。我们心疼母亲，可是没有办法，她仿佛已经离开阳世，正在随着老头奔赴那边的世界。他们争吵抱怨了一辈子，可是一个人走了，另一个人却还要追随而去……可是，父亲没有带母亲走。
到了初二的早上，母亲终于安静下来，她开始睡觉，整整睡了大半天，然后起来，好像什么都不曾发生过一样，开始喝水、吃饭……然后再次清晰地跟我说了一句话，你爸爸不带我走，他让我在这待着，你们还得受累呀。母亲说完这句话，又开始含混不清了，好像舌头又开始在她嘴里不好使，母亲重新回到原来的状态。我知道，父亲不想让母亲找他，在父亲离世前一个礼拜，父亲曾经面对母亲的背影说过一句话，我走，我到那边清净，不想再看见你。
父亲想要一个人在那边清净些。
母亲的生命气数还没有完结，她的阳间之罪还没有受完。是的，从某种方面来说，结束没有质量的生命，其实是一种生命的超脱，是一种生命的享受。因为自从母亲生活不能自理而且脑子糊涂之后，我在心底祈盼母亲早点结束这样痛苦的生命状态。可母亲继续活着，还要继续经受病痛的折磨。她还要每天两次打针，没有胰岛素的支持，母亲可能活不过半个月，尽管她的肚脐周围已经发硬、发暗，每天热毛巾热敷已经不起作用，可是还要接着打胰岛素，每天早晚两次掀开母亲的衣服，看见变了颜色的肉皮，我的眼泪就会扑簌簌地流下来。当然，她还要吃药，每天三次的药，每次都是一把、一把，白花花的药片拥挤在手心里，看上去那么漂亮，在灯光下闪烁着饱满的晶莹亮光，像是一群可爱的小精灵。母亲不喜欢这些可爱的小东西。她不吃，但又必须让她吃，只要不吃药，她就有可能血管再次堵塞，她就可能无法排尿，她就会双脚肿胀，就有可能心脏衰竭。面对不吃药的母亲，我们想尽了办法，捣碎放进饭里、放进汤里，每次吃药就像一场战争，只要有一点味道可疑，母亲就会不吃饭、不喝汤，她就会突然挥手，不是把碗打碎，就是破口大骂。
我们兄弟姐妹经常面面相觑，不知道这样的生命维持还有什么意义，可是不这样又能怎样？怎么能够看着母亲远逝不做挽留？
三
母亲属牛，她真像一头老牛，一生都在劳作，一辈子都在做着同样的事——做饭、买菜，她只知道家到菜市场的路还有菜市场回家的路。她一生最远一次远行，是当年去北京照顾哥哥的孩子。那年母亲才60岁，她去了哥哥家十年，整整十年，她的孙女大了，走了，去了香港，可是母亲老了，记得那年70岁的母亲从北京回来后，再没有去过任何地方。
母亲也有出门，那就是去医院。在母亲脑子还没有彻底糊涂前，她始终把去医院当作出门看风景。
除了突发心肌梗塞那次大病，她是昏迷着被送进医院之外，其余的前往都是心里明白的。母亲对去医院做手术，没有丝毫恐惧和紧张，每次说去住院做手术，她都会轻声问一句，非要去，不去行吗？我说，必须去，做完手术就好了。母亲想了想，点点头，然后突然笑起来，我真是倒霉，又得做手术。说完这些话，她就开始把那年去北京时买的小皮箱拿出来，用洁净的白毛巾慢慢地擦拭干净，然后又瘸着一条腿，把换洗的衣服找出来，一件一件摆放好，这个过程能持续半天，收拾一会儿，休息一会儿，不像是做手术，倒像是一次旅行——母亲似乎很是享受去医院，可能那会儿母亲的脑子就开始有点糊涂了。
母亲做过腿部的静脉曲张手术、胆结石手术，最严重的两次大病是乳腺癌手术和心肌梗塞手术。我想可能正是后面这两次大手术，加之全身麻醉的缘故，脑子本来就有些糊涂的母亲，于是更加糊涂了。
我最害怕的事，倒不是母亲得病，而是住院。每一次住院，都是一场艰苦卓绝的战斗。手术后，等待我们的将是一场无法想象的战役。
平时母亲面对的人很少，除了父亲，除了我们儿女，住在9层高楼的母亲，没有邻居、没有亲属，她和父亲的亲属早都死了，所以突然来到一个人来人往的地方，术后的母亲立刻会变成另外一个人。
记得多年前的那次乳腺癌手术，由于麻醉的缘故，也由于突然变了环境，已经82岁的母亲在手术后的第三天下午，突然狂躁不止，尽管那时她还没有患上阿尔茨海默症，但也同样可怕。那天下午，母亲谁都不认识了，她变得手脚利落，一下子就把插在手背上的输液针头拔掉，然后指着连接的输液软管惊恐地喊道，快点剪掉，拿剪子来，快点剪断呀。母亲喊叫不停，几乎把重症室所有的病人和家属全都吓呆了，惊鹅一样看着我们。当时我和哥姐一共四个人，母亲就像一只活蹦乱跳的鲤鱼，我们几乎无从下手，无论怎样安慰都不能让她平静下来，她不仅要我们把她能看见的各种仪器仪表搬走或是砸碎，还要把连接她身上的输液管、氧气管统统剪掉，当然……她还要走，她喊呀喊，声音哑了，继续喊，即使护士打了杜冷丁，母亲也无法平静，她根本不顾及她的伤口，或者说她根本没有意识自己是个刚做完手术的病人，最后护士给她打了一针镇静药物，母亲才一点点地安静下来，但也只是两个小时，之后继续闹。到了晚上，灯光暗下来，病人都已安睡，但母亲不睡，她不要黑暗，她要开灯，要把所有的灯打开，病房里的病人和家属有意见，找我们抗议，说是我们放任病人胡闹。我们又能怎样，除了说好话、赔不是，实在做不了什么。
一个不知道自己是谁的人做手术，是一件无比痛苦的事。左侧乳房完全切割后，母亲并不知道自己少了什么，只是跟我说疼呀、疼呀。我说过两天就好了，母亲疑惑地问我，不是说来住院吗？我只能叹口气，母亲竟然分不清住院和做手术之间的联系。我想起母亲住院前收拾东西时的表情，可能在她的概念中，她把住院与十年北京之行完全混淆了。
在那次乳腺癌手术的半个月的住院中，懵懂的母亲仿佛经历了一场身体的浩劫。除了失掉一只哺育了6个孩子的乳房，她还被剥皮一般失掉了许多块肉皮。至今想起来，我还是阵阵惊悸。
尽管母亲操劳了一辈子，但皮肤特别好，又白又细，乳房切掉后，左胸只剩下了一张肉皮，“那张皮”必须要重新贴在胸膛上，在那些年的医疗救治中，似乎没有别的办法，只有用强力橡皮膏贴在皮肤上这唯一的办法。而母亲呢，皮肤不仅白皙，也还过敏，她皮肤是不能贴橡皮膏的，过去母亲腿疼或是腰疼时，父亲买来伤风止痛膏，贴上不到一天，她身上就会起红疹子。如今术后却又只能贴，并且还要贴7天！
第二天，强力橡皮膏开始起作用，母亲前后胸起满了红色的斑点。我请求医生，能否用别的方式贴牢。医生无奈地说，老人糊涂，乱动，不贴牢怎么行？我说，要是用绷带呢？捆结实一点儿？医生说，就是因为老人不听话，乱动，所以才必须用这种强力橡皮膏，用绷带不管用。
没有办法，只能继续使用那可怕的强力橡皮膏。
母亲浑身上下都是红疹子，皮肤刺痒得厉害，于是难受的母亲也就闹得更欢快，我们必须24小时盯着她的手，哪怕晚上也是，不敢有丝毫的懈怠，但即使如此，母亲还是趁着我们稍微松懈，立刻用手抓挠身子，于是很快身上的红疹子被抓破，接着流脓水、发炎，身上起了大小不一的红包。我和哥姐整天急得团团转，可是没有办法，最后请求医生把母亲的双手缚在床帮上。可母亲更加狂躁，大喊着，像要飞上天去。
更大的问题还在后面。终于熬到了一周，当医生要给母亲揭下强力橡皮膏时，我的心几乎都要蹦出来。随着橡皮膏的撕下，连接母亲皮肤的地方，当即出现一块红色，而且凹下去一块，露出鲜红色的肉，也就是说橡皮膏面积有多大，带下去的肉皮就有多大。我差点晕厥，旁边陪床的病人家属怔怔地看着我，那会儿我的脸色一定惨白得吓人。
糊涂的母亲依旧不知道哪里疼，她像孩子一样，觉得不好受的唯一办法就是闹腾。我让医生想办法治疗母亲前后胸的伤口，医生看着那些露着红肉的皮肤，告诉我最好别用药，否则容易引发感染，也就是说，只能等待伤口自愈。可说得容易，母亲哪里忍受得了，她白天晚上喊叫，我和姐姐只能一边一个守着她，不让她用手触碰露着红肉的伤口……在母亲住院的那些日子里，我和哥姐们度日如年。真的，不怕母亲得病，怕她住院。当时我们甚至发誓，母亲再有病，绝不把她送进医院，可话是这样讲，母亲再病，难道不管她了？
该来的，注定还会再来。母亲不会因为康复一次，就会永远健康下去，她还会继续得病。母亲劳累了一生，年轻时她从来不生病，从没见她哪里不好受过，即使有个头疼脑热，躺在床上休息几天，很快就会好，立即下床干活，从来没有去过医院，更别说住院。如今，母亲开始“还债”了，她用晚年的“病祸不断”，来为前半生的辛苦劳作还债。
四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始终住在父母家里，一周大概有4天时间陪伴父母。那时候父亲身体健康，虽然母亲早年劳累过度，整天腿疼，不能走远路，但还能拄着拐杖慢行，不像现在这样坐在轮椅上。
记得五六年前的一天早上，我正好住在父母家。那天早上屋里格外安静。其实母亲每天起得很早，可那天我去敲门，却是鸦雀无声，已经早上6点钟了，早到了母亲平日起床的时间。父母那里房子很大，三间房屋，还有一个很大的客厅，我和父母各住一间。母亲平日起得早，父亲比母亲起得还要早，可那天奇怪了，父亲也没有起来，我推开母亲的屋门，发现躺在床上的母亲脸色惨白，被子掉在地上，整个人就像一团松散的沙子……我顿感不对劲儿，不像正常睡眠的样子，我推推母亲，她毫无知觉。我仔细再看，吓了一跳，原来床上、地下都是水渍……母亲小便失禁了。我慌了，赶紧推开父亲的门，父亲惊醒，他说心脏不好受，坐了大半夜，早上才睡下，没承想睡过了头。父亲过来看了看母亲，叫道，要出事。我赶紧拨打120，很快救护车来了。医生只是看了一眼，立刻断定急性心肌梗塞。
医院不远，救护车很快到了。医生告诉我，马上做手术，让我立刻准备住院费。我一边给哥姐打电话，一边去交费。交费回来，站在母亲的病床旁，等待医生通知，马上就会推进手术室。原本觉得母亲个子小，当她躺在铺着白色床单的病床上时，似乎显得更小了，像是一个大号婴儿。
母亲终于被推进了手术室，门关上了，请勿打扰的红灯亮了起来。我心头一紧，感觉母亲上了战场一样悲壮，孤苦伶仃的一个人躺在手术室里，谁都不能帮上她了，只能看着她一个糊涂的人去面对一切。
6个小时以后，母亲推出来了，两根冠动脉血管严重堵塞，做了两个支架，保住了性命，但是医生告诉我，病人有可能留下后遗症，至于什么后遗症，那就不好讲了，多种可能性，可能身子瘫痪，可能说话受影响，还有可能精神不正常。我问医生，为什么会有这些后遗症？医生讲，心肌梗塞治疗时间最好在4个小时以内。而母亲到了6个小时，也就是说在我发现母亲之前，她已经昏迷了两个小时。昏迷时间越长，脑细胞就会更多死亡，后果也就不言而喻了。
母亲又开始住院了。这一次住院与上一次乳腺癌手术仅仅相隔两年。我至今还记得，我站在母亲病床边，想起上一次手术后的母亲的状态，我甚至产生了畏缩的情绪，不知道该如何面对接下来的日子。可逃避是不可能的，谁都能躲开，自己的母亲，你躲得开吗？
可能是年岁又大了一些的缘故，手术后母亲的癫狂症状，比两年前乳腺癌手术之后还要严重，甚至到了令人毛骨悚然的地步。母亲喊叫，不停地喊叫，昼夜地喊叫……我至今想起来，耳边还能传来当年令人烦躁、惊悸、烦乱的喊叫声。当时我都想自己去死，面对一个不知道自己是谁的病危中的母亲，你还能有什么办法？尤其医生又告诉我们，病人癌细胞已经转移，我和哥姐全都目瞪口呆，原来母亲肺部已经长有4块拇指大小的肿瘤，医生说通过X光片来看，极有可能是恶性肿瘤。
怎么办？不知道怎么办。
五
还有一个月就是母亲90岁的生日。
2015年的春天开始了，路边上的迎春花彻底绽放，柳树的枝头能够看见浅浅的绿芽儿，只要蹲下来，把头低下一点，仔细地嗅闻，就能闻到大地散发出来的土的气味儿。
母亲依然坚强地活着，原本坚硬的肚脐周围，忽然柔软了，胰岛素能够顺利打进母亲的肌肉里。每天三次的药片，只要放进饭里或是汤里，母亲就能顺利吃下去。因为牙龈萎缩，母亲的假牙戴不上了，再换一口假牙，显然不可能，母亲不会配合，如今她只能用牙床代替牙齿，但母亲的牙床似乎比牙齿还要坚硬，除了太硬的食物，她什么都能吃下去。
母亲顽强地活着，我照例每天去看望母亲，负责照顾母亲的大姐已经68岁了，早就是当了奶奶的人，因为之前好几个保姆没有照顾好母亲，尤其是有一次大姐去看母亲，正好是中午，她没有敲门，直接打开门进屋，赫然看见母亲举着一个馒头、眼前放着一碗白水，正在艰难地吃着，吃一口，喘一口大气。大姐眼泪顿时流下来，正在看电视的保姆解释说，没来得及买菜。大姐什么都没讲，拿出一张纸，让保姆写下工作的日子，一个月才拿1000块钱退休金的大姐，当即出门取了钱，立刻给保姆结了账。然后她挨个给我们打电话，说由她来照顾母亲。我们劝她年纪大了，身体吃不消。大姐说，你们都上班、都在外地，还是我来照顾最合适。大姐说得坚定，于是就从那天开始，照顾母亲的重担落在了大姐的肩上，大姐还把大姐夫找来，他们干脆一起照顾母亲。
在母亲生日来临的那天，我去看望母亲。大姐惊奇地说，妈妈越来越好了，吃得好、睡得着，就是晚上自己说话，说一些谁都听不懂的话，能够说一晚上。大姐还告诉我，那天早上，母亲突然说她不去找老头了，老头不要她，她哪也不去了，就在这里住着了。
那天，我的两个姐姐给母亲洗了澡，换上一件大红色的毛衣，母亲忽然让我大姐把镜子拿来。大姐把镜子递给她，母亲拿着镜子，左瞅右看，忽然自己笑了起来。
我坐在母亲身前，问她笑什么。母亲说，头发白了。我问她多大年纪了。母亲清晰地说，90岁。
是呀，还有几天就是母亲90岁的生日了。不知道自己叫什么，又怎样？肺部的4块肿瘤，又怎样？没有牙，又怎样？是的，一切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母亲活着。母亲竟然知道自己的年龄！
是呀，母亲活着，我们就还能有给母亲过生日的期盼。
大姐说，我都快70岁了，想一想，还能给妈妈过生日，这是多好的日子呀，是吧？
大姐哭了，笑了；我哭了，然后我也笑了……很快，母亲也笑了。
原载2015年第6期《黄河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