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参与领导秋收起义的彭公达
曾经担任过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后因叛徒出卖而被敌人杀害的彭公达，是毛泽东的同乡，毛泽东的亲密战友，两人曾几度合作，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彭公达（1903—1928），字振仕，号镇远，生于1903年3月，今韶山市永义乡长湖村人。他出身普通农民家庭，父亲当过印刷工人和店员，母亲是一位勤劳的农家妇女。彭公达幼时在本地读私塾四年，接着就读于韶山银田镇小学、湘潭县石潭西路高等小学堂。课余时间，他常到当地开明绅士家去读《三国演义》、《水浒》等，为书中的侠义英雄所感动。
1922年，彭公达考入湘潭县立中学附设师范班，与杨昭植、夏炯、彭应钟等进步同学相识，接受了一些新思想。1923年，他参加了校学生自治会的请愿活动。湘潭县立中学迁入省城与长郡公学合并后，彭公达转入该校附设甲种师范部学习。他认识了中共湘区委员罗学瓒、郭亮、夏明翰等人，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4年，国民党湖南临时省党部派罗学瓒、郭皋到湘潭建立国民党组织，彭公达即加入国民党，随罗学瓒到湘潭从事国民革命活动。同年夏，国民党湘潭县党部成立，彭公达任执行委员、常委，负责党务工作。在介绍共产党员杨昭植、郭咏泉等加入国民党的同时，他联络进步教师王洪伦等成立了“湖南平民教育会湘潭分会”。同年秋，中共湘潭城区支部在湖湘小学成立，彭公达任支部委员。
1926年3月，彭公达被调到广州农民运动委员会工作。在广州，他与毛泽东交往密切。3月16日和30日，该会两次研究在广州举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及有关省的农运问题，彭公达均参加并担任记录。会后，他将两次会议纪录整理，刊登在《中国农民》上。毛泽东根据会议决定，接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并任所长。
第六届讲习所招收了来自全国二十多个省区的三百余名学员。彭公达被毛泽东聘请为该所职员，担任全所共产党支部专职书记。他根据党章和毛泽东的意见，将全所中共党员编为一个支部，并分为几个小组，按小组过党的生活。彭公达协助毛泽东夜以继日地工作，为全国农民运动的蓬勃兴起培养了大批骨干。
同年7月，国民革命军大举北伐，彭公达被派回湘潭工作。北伐军入湘后，中共湘潭地方执行委员会成立，杨昭植任书记，彭公达为委员，负责军事工作，组织宣传队、慰劳队、运输队等支援北伐。根据毛泽东“革命要枪对枪、刀对刀，必须用革命的武装反对反革命的武装”的论述，彭公达经常到各地指导工农运动，每到一个地方，就抓一个地方的武装建设，在当地执委和他的领导下，湘潭县总工会建立了六百人的纠察队，湘潭县农会成立了四百人的纠察队，各乡、区也都组织了农民自卫队。全县仅梭镖就有七八万支。
1927年1月，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发表后，彭公达深受鼓舞，坚决支持毛泽东关于农民运动“好得很”的观点，反对国民党右派和党内右倾投降主义者诬蔑农民运动“糟得很”的谬论。他同当地执委一起发动群众，掀起了农运高潮，使湘潭成为全省农运最发达的县份之一。
同年2月，彭公达调中共湖南区委任农民部长，并被聘为省农协顾问，仍常到湘潭、湘乡等地指导农运工作。4月9日，湘潭第一区召开万人大会，镇压大恶霸、团防局长汤峻岩。彭公达到会讲话，热情赞扬农民的举动好得很。
“马日事变”后，彭公达根据中共湖南省委决定与林蔚、王则鸣等组成了临时省委，并提议组织农军进攻长沙，被采纳。5月23日，他与柳直荀在湘潭主持召开军事会议，决定组织“湖南工农义勇军”，并成立义勇队总司令部。进攻长沙失败后，被迫转入地下活动。6月24日，中共中央常委派毛泽东回湘组织新省委，并任书记。彭公达等七人被选为新省委委员，秘密建立工农武装，准备起义。
8月7日，彭公达代表湖南省委出席了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的紧急会议，并在会上指出我党犯了严重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认为“错的责任完全在政治局”。会上，24岁的彭公达与毛泽东一同当选为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8月9日，临时中央政治局召开第一次会议，讨论了湖南的政治形势和任务及省委的组织问题，决定彭公达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与中央特派员毛泽东一起回湘改组湖南省委，领导秋收起义。
8月11日，彭公达从武汉回到长沙，16日在长沙北门外沈家大屋主持召开中共湖南省委会议，毛泽东因故未到会。会上传达了中央“八七”会议精神，讨论并改组湖南省委。新省委由彭公达、毛泽东、易礼容、贺尔康、夏明翰、毛福轩等九人组成。18日，新省委在沈家大屋举行第一次会议，选举常委，讨论和制定秋收起义计划。会议决定发动以长沙为中心的湘中七县起义，成立了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以易礼容为书记的行动委员会，并派毛泽东到平江、浏阳的农军中去当师长，何资琛到岳州指挥湖北工作。接着，彭公达在长沙城内召开了秋收起义动员会。会议由易礼容主持，彭公达做动员，部署秋收起义。
9月8日晚，彭公达以湖南省委书记名义和行动委员会书记易礼容联合发布命令，“令各地赶紧动员，限于阳历本月16日会师长沙，夺取长沙”。他坐镇长沙指挥秋收起义。10日，第二团在安源起义。11日，毛泽东率领第三团从铜鼓出发，向浏阳进军。15日，彭公达和省委根据敌强我弱的形势及各地起义失利的情况，认为长沙起义条件不成熟，决定停止起义。但遭到共产国际驻湘代表马也尔的强烈反对，要求省委立即发动长沙起义。11日，马也尔再次要求省委命令毛泽东率领的部队重占平、浏、安等中心县份，向长沙进攻。彭公达与省委认真分析了形势，对于马也尔的错误主张亦未接受。这一决定，事实上对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实现战略转移起了支持和帮助作用，但因此却遭到了马也尔的严厉指责。9月9日，中央根据马也尔的报告，致函省委，也错误地认为彭公达和省委停止长沙起义是“临阵脱逃”，要求省委“一面命令萍、浏、平一带工农军进攻长沙，一面立即爆发长沙的起义，”并派任弼时来湖南查明情况，“报告中央处理”。25日，彭公达向任弼时汇报秋收起义和取消长沙起义情况及有关问题。27日，任弼时主持召开省委会议，决定省委改组，彭公达仍任书记。
10月5日，省委发布《湘省目前农民运动（农村暴动）行动纲要》。18日，彭公达写出《关于湖南“秋暴”经过的报告》，总结了经验教训。
10月24日，中共中央派罗亦农、王一飞来湘主持召开省委紧急会议，决定改组省委，免去彭公达书记职务，改任湘西特委书记。11月上旬，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上海召开，指责湖南省委和彭公达在指导湖南秋收起义中“完全违背中央策略”，“变成了单纯的军事投机的失败”，撤销了彭公达与毛泽东、易礼容、夏明翰省委委员职务，撤销了彭公达和毛泽东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资格，并给彭公达留党察看半年的处分。
其后，彭公达来到常德、桃源交界处秘密主持召开了中共湘西代表会议，成立湘西特委，任特委书记兼常德县委书记。1928年6月，因叛徒泄密，彭公达遭到敌人追捕，被迫离开湘西。不久，根据省委的分配，他化名杨维策、杨春生，往来于长沙、安源，联络、策动国民党部队起义。
同年7月中旬，彭公达在安源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敌人企图从他身上获得我党机密，对他许以高官厚禄，劝降诱降。彭公达采取假自首的办法，以图蒙混敌人，掩护其他被捕人员。由于事机不密，被叛徒告密，彭公达于1928年8月7日被敌人杀害于长沙小吴门外校场坪，时年25岁。
1952年，中央人民政府给彭公达的亲属颁发了“烈士证”。1953年4月，毛泽东亲笔写信给他的亲属，褒扬了彭公达为革命而英勇牺牲的精神。
七、郭咏泉：大革命时期的风云人物
1969年秋，北京，中南海。
一位身材高大、年届古稀的老人走进了毛泽东的会客厅。毛泽东热情地接待了这位来自家乡的客人，亲切地称他为“建人兄”。这位老先生亦称毛泽东为“润之主席”。毛泽东关切地询问了他全家的生活境况及家乡的生产情况。老先生一一做了回答。
接着，二人深情地回忆起大革命时期一起从事革命活动的往事。老人内疚地说：“主席，我对不起党，辜负了你的教诲……”
毛泽东说：“这也难怪，那时候好多人都脱了党。何况你当时是有家小的人啊！”
老人说：“不过，我没有叛党，更没有给党带来损失。解放后，我多次要求恢复党籍，组织上还一直没有批准哩。”
“建人兄，这件事情你要找当地党组织解决。”
“我已向当地申请过，但没有批下来。这次我来北京，就是想请主席出面斡旋一下。”
毛泽东仍说：“这样的事情，我不能管。我不了解你在当地的表现，也不想干预地方党政事务。”
“主席言之在理。”老先生表示理解。
毛泽东又问他生活上有没有困难。郭咏泉说：“家里人多，经济收入少，日子过得比较紧。”
毛泽东说：“我可以帮助你一点。”说完叫秘书拿三百元钱，并对老先生说，“你有困难，今后还可以写信来，我再给你寄。”
老先生接过钱，激动得流下了热泪。
这位被毛泽东称为“建人兄”的老先生，名叫郭咏泉，初来中南海，毛泽东的关怀和教诲，使他感慨万千。回到寓所，他认真地回顾了自己过去同毛泽东的交往以及他走过的曲折道路。
郭咏泉，派名郭天健，曾化名郭建人、杨梦吾。这位大革命时期的风云人物，曾担任过湘潭县农协委员长、湖南省农运特派员、湖南工农义勇中军路军司令。在大革命时期领导湘潭农民运动和组织工农军反攻长沙的战斗中，曾写下辉煌的一页。
1899年5月，郭咏泉生于今韶山市韶山乡清溪村下羊毛湾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父亲郭东林，无田无土，靠烧瓦窑为生。
郭咏泉七岁入私塾，11岁入湘乡东山小学堂，与毛泽东同学半年，后转入本地清溪小学读书。1913年考入湘潭县石潭西路高等小学。1916年考入宁乡县立驻省师范，1918年转入湘潭中学，毕业后在家耕田。1923年在本地如意亭杨家庄第六国民小学任教。
1925年2月，毛泽东偕杨开慧从上海回到韶山，秘密开展农民运动。开始，毛泽东夫妇在毛氏宗祠倡办农民夜校。毛泽东经常一身长衫、一双草鞋、一把雨伞，到郭家亭一带开展农民运动。此时，郭咏泉正在杨家庄任教，二人相互往来。由于郭咏泉与毛泽东既是同乡，又是同学，还是同行，二人接触频繁，关系密切。在毛泽东的启迪和教育下，郭咏泉第一个义务参与了开办农民夜校的工作。杨家庄小学成为继毛氏宗祠之后的第二所农民夜校。为办好夜校，郭咏泉一面积极发动附近农民到夜校听课，不收学费，一面坚持白天在小学上课，晚上在夜校上课。除了办好杨家庄夜校外，郭咏泉还主动协助杨开慧编写夜校教材及歌曲等，常常忙到深夜。
1925年4月，在毛泽东指导下，郭咏泉和庞叔侃、李耿侯等进步教师向当地封建势力展开了斗争，改组了被土豪劣绅长期把持的教育会和学委会，由庞、李分别担任两会负责人。郭咏泉等十多名进步教师分别担任十多所公、私立国民小学及族校校长职务。
“五卅”惨案后，毛泽东以“打倒列强，洗雪国耻”为口号，在韶山二十多所农民夜校中，吸收了一批有觉悟的农民，组织“雪耻会”。郭咏泉等六十多个教师和进步青年，积极报名带头参加。郭咏泉参加“雪耻会”后，经常废寝忘食到处奔走串连，进行宣传发动。
7月10日，湘潭县西二区上七都雪耻会在郭氏宗祠召开成立大会。到会群众六七百人，会议由郭咏泉、庞叔侃主持，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
同年，韶山一带干旱严重，粮食歉收，农民生活困苦不堪，大地主成胥生乘机囤积大批粮食，运到外地高价出售，牟取暴利。毛泽东知道这个情况后，指派郭咏泉、庞叔侃、钟志申三人找成胥生谈判，动员他将多余粮食平价粜给农民。成胥生一口回绝，致使谈判破裂。郭咏泉等人立即组织农民，严密监视成胥生的行动。一天夜里，成雇人把大批粮食偷运到银田寺，准备再运往湘潭出售，被农民发觉。郭咏泉率数百农民蜂拥而至，将成胥生团团围住，迫使他不得不将粮食平价粜给农民。
1925年8月，成胥生向湖南省长赵恒惕告密，说毛泽东在韶山组织“过激党”，赵指令湘潭县团防局派兵捉拿毛泽东，事为县警察局长郭皋（即郭鹿宾）所悉，郭是国民党左派，与毛泽东有同乡之谊，立即派人告知毛泽东火速转移。8月28日，毛泽东在老乡们的掩护下，安全脱险，去了长沙。几天后，毛泽东从长沙寄来了一信，要郭咏泉速去长沙。郭如期赶到，见到了毛泽东、李维汉、夏曦等湘区委员会负责人，9月初，由毛泽东介绍，郭咏泉在长沙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9月上旬，郭咏泉从长沙返回韶山，协助杨开慧将毛泽东临走时所留下的文件、书信妥善处理，然后护送杨开慧及其儿子毛岸英、毛岸青，绕道湘乡、湘潭、湘阴等地，脱离虎口。10月，杨开慧将孩子留在长沙板仓，独自安全转移到广州。
11月下旬，毛泽东从广州给中共韶山支部来一信。信封上写着“郭咏泉转庞德甫”（庞德甫是韶山支部的化名），指示将“雪耻会”改为农民协会，并附来一份《中国农民运动组织章程》。韶山支部根据这一指示精神，迅速成立了“西二区农民协会”。同时建立了中共韶山总支委员会，下辖韶山、凤音、慈悦、如意等七个支部。郭咏泉担任如意支部书记。
1925年12月，郭咏泉奉命到湘潭，与杨昭植等一起组建中共湘潭地方执行委员会，并筹备成立湘潭县农民协会。
1926年3月，湘潭处于大革命高潮中，广大群众积极响应北伐主张，踊跃参加反帝反军阀斗争。郭咏泉发动各地农民组织宣传队、运输队、向导队、侦察队，支援北伐军。他深入基层，组织领导韶山人民成立敢死队，为北伐军运送粮食，截击北洋军阀尾部。
同年，7月中旬，中共湘潭地方执行委员会在城区湖湘小学成立，杨昭植任书记，郭咏泉等6人任委员。8月16日，在城内塔公祠，郭咏泉主持召开了湘潭县首届农民代表大会，成立了湘潭县农民协会，郭咏泉被选为委员长。会后，郭分别向各区派出农运特派员，并安排一批有经验的党员、干部到各区、乡指导工作，广泛地进行宣传发动。
12月中旬，杨昭植、郭咏泉率领数万群众，组织特别法庭，公审了大恶霸晏容秋，并将晏当场处决，大快人心，打击了不法地主和土豪劣绅的破坏活动。
1927年元月，毛泽东到湘潭考察农民运动，郭咏泉与杨昭植等热情地迎接了毛泽东。在塔公祠召开的座谈会上，郭咏泉就湘潭农运情况作了详细汇报，毛泽东肯定了湘潭的工作，并指出了今后斗争的方向。会后，毛泽东与郭咏泉促膝谈心到深夜。第二天临走时还语重心长地对郭说：“我们统一战线内部分裂的危机日益暴露，大风暴将要到来，你们不要怕，要站稳立场，顶住风暴。”郭咏泉深受启迪。
同年5月，郭咏泉组织成立了县农民自卫军队部，全县拥有工农武装三千多人。同时，郭咏泉还配合当时形势，多次发动和组织了以农运为主的工农、青妇各项群众运动，如“反帝讨蒋”示威游行罢工、罢课、罢市等斗争。
1927年长沙“马日事变”后，湖南省农协秘书长柳直荀急速来潭，召开有杨昭植、郭咏泉、聂昭良等人参加的紧急军事会议，决定组织十万农军反攻长沙。当即以党部、县农协等团体的名义发出电报、号召各地集中工农武装，向长沙进发。并组成了3000人的工农义勇军。当许克祥叛军从长沙分三路向湘潭扑来时，郭咏泉与杨昭植等人临危不乱，指挥镇定，一面派人去湘乡、宁乡联系，一面通知县内各乡，火速调集农民自卫军和工人纠察队，集结姜畲待命。各地农民武装浩浩荡荡开赴姜畲，在雅爱塘成立了“湖南工农义勇军中路司令部”，拥有一万余人枪，由郭咏泉任司令，庞叔侃任参谋长。接着，在雅爱塘举行了声势浩大的誓师大会。会后各路农军迅即开赴各地，与叛军展开激战。但是，由于敌强我弱，寡不敌众，工农义勇军遭到了失败。郭咏泉所部仅留下二百多人和一百多条枪，最后由郭率领退到宁乡一带上山开展游击活动。郭咏泉等率部转移到宁乡徐家洞、西冲山一带打游击后，部队露宿山林，用野菜充饥，有时就到土豪劣绅家里夺取食物。
7月中旬，郭咏泉赴省请示，中共湖南省委“坚嘱其负险固守”。然而他并未遵命固守，且与留山部队违约，“致在山同志齐起恐慌，自动地解散了”（见1927年7月23日中共湖南省委给润之兄并转中央的信）。在长沙时，省委还命他赴宁乡指挥改编的挨户团，伺机上山，郭咏泉亦未到任。
八七会议后，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总方针。9月8日，郭咏泉由湖南省委正式委派为湖南工农义勇军直辖第四团团长，以配合毛泽东在湘鄂赣边界领导的秋收起义。
在当时严峻的形势下，郭咏泉未能把握住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当时，省“清乡委员会”和县署通缉郭咏泉甚紧，湘潭城乡“铲共义勇队”、“清乡队”大肆捕杀共产党和革命群众，使郭咏泉产生了极大的恐惧和迷惘。他从长沙回来后，没有直接上山与部队见面，而是回到老家清溪隐居。不久，他的身份暴露，遭到敌人围捕，幸而人高力大，越墙逃脱。此后，郭咏泉改名换姓，化装成算命先生，遁走他乡。
1928年5月，他逃往外地，漂泊江苏常熟、南京、溧水及菲律宾等地近十年，当过商团士兵、报社校对，教过私塾。期间，参加过十九路军对日本侵略军的作战。由于一直过着漂泊不定的生活，他长期脱离了党的组织关系。
1937年12月，日军侵占南京后，郭咏泉回到韶山闲居。后由同乡、国民党中统局驻湘专员兼调查统计处主任韩中石（即韩伟）代为登记了国民党党籍，先后任长沙市总工会主任秘书、桂林盐税局运销股股员及宁远、零陵两县田赋管理处业务员等职。
1949年10月21日，零陵（今永州市）解放，郭咏泉被安排在零陵县政府工作。11月，他致信毛泽东，祝贺中国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汇报了自己几十年来的经历。次年5月，毛泽东亲笔复信：
建人兄：
去年十一月来信收到。现在人民政府工作甚好，望于工作中加强学习，对于过去有所批判，以期日进有功。
此复，顺颂
健吉
毛泽东
一九五〇年五月八日
郭咏泉读后，深受教育。在零陵县财政局和县保险公司工作期间，他多次检讨自己的错误，并表示要“竭尽绵力”，做好工作，以报答毛泽东和共产党对自己的关怀。
不久，郭咏泉调到零陵县人民银行工作。他曾多次要求恢复党组织关系，未果。1962年退休。
1975年5月24日，郭咏泉在韶山病逝，终年76岁。
八、邹祖培回乡恢复党组织
邹祖培（1897—1976），又名邹剔臻，韶山市大坪乡韶新村（原属湘乡）人。1897年出生于一个中农家庭。他读过三年私塾，以后种过田，烧过石灰，做过月工，还在湖南沅江、安乡放过牛，挑过堤，外出当过两年兵。1925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毛泽东到湘乡考察农民运动，邹曾向他汇报。大革命失败后，邹祖培在白色恐怖下坚持斗争，颠沛流离，经受了考验。1937年由武汉经长沙回到韶山，奉命恢复党的组织。
邹祖培最早认识毛泽东，是在1925年2月。当时，毛泽东由上海回到韶山，开展农运，办农民夜校，公开成立“雪耻会”，秘密建立党组织。邹祖培闻知，深受鼓舞。“五卅”惨案后，湘潭县上七都（韶山）成立“雪耻会”，邹祖培由毛福轩介绍参加了这个秘密组织。雪耻会的任务主要是打倒英、日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和买办资产阶级。
与此同时，省农运特派员柳季刚来韶山如意亭杨家庄开展农运，并为首成立国民党省直属第17党部韶山分部。邹祖培和“雪耻会”成员一起参加国民党，宣传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向农民宣传民生主义，暗地发动农民起来革命。
同年6月，毛泽东亲自建立了韶山第一个党支部。9月，邹祖培由毛福轩、毛新梅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组织上交给他的任务是发动农工，打倒土豪劣绅。
8月，毛泽东去广州举办农民运动讲习所。11月，他由广州寄来一封信和一份农民协会简章给韶山党支部，要求在湘潭、湘乡、宁乡集镇公开成立农民协会。11月30日，邹祖培与毛福轩等人在银田寺附近的韩家祠堂召集党员、“雪耻会”会员和秘密农会会员代表三十多人开会，成立了湘潭西二区农民协会，选出毛福轩、邹祖培、钟志申等五人为负责人，并在银田寺团防局门上挂上了“湘潭二区农民协会”的牌匾。
1926年1月，韶山党支部派邹祖培到湘乡凤音乡建立凤音支部，邹担任支部书记。同年7月，北伐军进入湖南。8月，湘乡县农民协会成立，邹祖培和曾泽等九人被选为执行委员，曾泽任委员长，邹祖培任副委员长，具体负责发展农运的工作。
1927年1月，毛泽东来湖南考察农民运动。1月7日到韶山毛鉴公祠出席欢迎大会，9日在如意亭韶山特区听取汇报，10日去湘乡饭店，并派毛福轩去找邹祖培。毛福轩把邹找来，邹向毛泽东汇报了湘乡的农运情况，大约讲了一个钟头。同时也听取了毛泽东对湘乡农运的指示。
毛泽东考察湘乡农运后，离开湘乡去武汉。临走的那天下午，他又一次派毛福轩去找邹祖培，向其交代了四项任务：第一，要把湘乡反动的团防局所有枪支一律收缴过来，成立湘乡农民自卫大队；第二，今年至少要成立十万农民自卫军，秋后要人，武器是梭镖；第三，要在湘乡办一个农讲所，男女兼收；第四，要组织成立审判土豪劣绅委员会……然后，毛泽东离开了湘乡。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湘乡成立了工农义勇军，设立临时军事委员会，邹祖培负责指挥部的工作。“马日事变”后，邹率工农义勇军四个队到湘潭县通湖桥与敌人交火，因敌我力量悬殊而失败。事后，邹祖培率领十余人枪与庞叔侃领导的中路军会合。坚持十余天后，遭反动军阀许克祥“围剿”，被迫转入地下活动。
6月，邹祖培与毛福轩来到长沙，在南门外识字岭设立地下交通联络站。不久，他因患重病住进医院。病稍好后，毛福轩来探望他，并说：“东哥（指毛泽东）要我来看你，他要在浏阳蕉溪岭成立中路军司令部，需要一个警卫连队，你去适合。我看你病得这个样子，恐怕个把月出不得门。东哥拿了20块钱给我做路费。现在你病了，去不得，把这20块钱做医药费，等病治好了再去吧。”毛福轩说完就走了。此时，正是毛泽东部署秋收起义的时候，邹祖培因病未完全痊愈，没有去成，以致成为终生憾事。
1927年9月，邹祖培遭到反动政府通缉，只好去国民革命军唐生智部当兵。不久，唐生智被蒋介石打败，邹流落武昌，后辗转回到长沙。1929年，他去上海打听毛福轩的下落。1931年春，经毛福轩介绍去金山县公安分局当预备警察。1932年8月去江浦，邹祖培在该县乔林镇公安分局任代理警长三个月。1933年3月，毛福轩因人告密在金山被捕，邹祖培曾设法营救未果。10月，邹去奉贤县辛市公安分局当警长，后调任巡警。此后没有正式工作，在上海城郊一带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邹祖培由上海逃难到南京，因寻找党组织一时无着，便向延安毛泽东写信，汇报他的情况并向毛泽东请示：一、组织上如果还要他去做党的工作的话，可以去，但他已没有组织关系；二、若要他去做抗日工作，国民党正需要人。此信寄出约20天后，南京八路军办事处董必武即派人来找邹祖培，叫他去办事处，并叫他回湖南家乡开展工作。随即，邹祖培由南京到达武汉，再经武汉八路军办事处介绍到长沙。在长沙，邹拿着介绍信找到了长沙八路军办事处负责人徐特立。徐特立接待了他，并给了他五元钱做路费。然后，邹祖培奉令于1937年农历十一月回到湘乡，再去韶山恢复党组织。
1937年12月初，邹祖培召集毛特夫、孙子仁、孙子文（即沈宁）、毛月秋、胡觉民、毛伟昂等老党员在韶山青山坳毛月秋家开会，成立了韶山村特别支部，邹担任支部书记，毛特夫、毛月秋、孙子仁、胡觉民为委员。1938年，韶山特别支部改为韶山总支，邹祖培担任总支书记。
1938年12月，邹祖培由省委调去衡阳党训班学习。党训班负责人叶剑英、徐特立等。1939年春学习结束，邹回到家里以后，农桑数载，匿影藏形，备尝艰辛，直到1949年迎来全国解放。
新中国成立后，邹祖培在湘乡县参加工作，曾任湘乡县供销合作社主任、中共湘乡县委统战部部长等职。1954年6月，邹祖培赴北京参加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召开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同去的还有湘潭县供销合作社主任毛继生，邵阳县供销合作社主任庞柱中。三人都是韶山的老地下党员。会议期间，他们想趁这个机会见见毛泽东。于是，三个人凑在一起，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没想到，会议刚散，他们便接到通知，毛主席要接见他们。随即，一辆小轿车把他们接到了北戴河毛泽东的住处。
在一间宽敞朴素的客厅里，毛泽东接见了三位来自家乡的老党员。四个人面对面地坐着，毛泽东亲切地和几位乡亲拉家常，询问乡下的情况，从土改、抗美援朝，谈到三反五反、互助合作……
毛泽东还安排秘书陪同邹祖培等人去山海关逛了一趟，看了许多名胜古迹。
1959年6月，毛泽东回到了阔别32年的故乡韶山。然而，邹祖培却因在湘乡工作，未能与他相见，这成了他一生中的遗事。
1976年10月，邹祖培病逝于湘乡，终年79岁。
九、谭熙春：担任过省委交通员
1952年10月2日，毛泽东写信给韶山冲老地下党员谭熙春。信云：
熙春同志：
九月二十三日的信收到，甚以为慰。北游事，今年不要来，明年如有（可）能，再作决定。
祝你阖家清吉！
毛泽东
一九五二年十月二日
毛泽东给家乡亲友写信，一般按辈分称“兄”、“侄”、“先生”、“女士”，而很少称“同志”。他之所以称谭熙春为“同志”，主要是因为谭在大革命时期加入过中国共产党，担任过党的地下交通员，与毛泽东有过密切的关系。
谭熙春是韶山铁陂村人，小商出身，晚年人称“熙春八阿公”。1920年秋，谭熙春去长沙，找到了正在湖南第一师范附小担任主事的毛泽东。当时毛泽东与易礼容等正在长沙创办文化书社，见谭熙春来了，他高兴地说：“熙春，你来得好，我写个条子给你，到文化书社去帮助卖书报。”
文化书社是党的一个地下机关，设在长沙水风井，经毛泽东介绍，谭熙春来到这里当了一名店员，暗中为党做地下交通工作。
3个月后，党组织又派谭熙春到望麓园长沙织布厂工作，名义上是管账，实际上是搞地下工作。在这里工作了一段时间后，他又于1921年被调到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同以前一样，他仍是白天做生意，晚上从事地下活动。当时，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的主任是刘少奇，工人消费合作社的经理是毛泽民，谭熙春就在他们的领导下开展革命活动。经过一年多革命实践的锻炼，1922年1月，谭熙春由易礼容、毛泽民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5年，谭熙春从安源回到韶山杨楼塅，在家乡仅住了一个月，又奉命去上海工作，住在英租界大能路32号。这里是党在上海开办的一个店铺——长江书店。当时，党的总书记陈独秀的两个儿子陈延年、陈乔年均在这里从事地下工作。国共合作以后，谭熙春和陈氏兄弟搬到了长江书店，白天营业，晚上出去活动，仍然是做地下交通工作，送情报。由于长江书店是共产党办的，经销进步书籍，所以常遭敌人监视。这段时间里，反动警察经常来打听毛泽民的下落。有一次，毛泽民来店，被坐在对面茶馆里的四个警察发现，谭熙春见他们闯了进来，连忙向毛泽民发出个暗号，叫毛泽民从后门走了。四个警察赶来盘问，一定要问出刚才那人是谁。谭熙春装做不知道，支支吾吾了好一阵儿，才敷衍过去。几天后，长江书店就被查封了。
书店查封后，谭熙春无处安身，便去找陈独秀，并把钱交给了陈，然后准备离开上海回湖南。刚从陈独秀家出来，他就碰见了毛泽民。两人见面后，谭熙春从他口中得知蒋介石已叛变革命。他们在上海待不下去了，便一同乘轮船离开河口，住在大至门文华52号，在这里以开木器寄卖行做掩护，从事了一段时间的地下工作。不久，谭熙春随毛泽民回到长沙，在北门正街靠河边的一个小巷子里开茶馆。时值“马日事变”刚过，反动派到处搜捕共产党人，长沙一片白色恐怖。但是，地下党的同志仍在城内坚持活动。共产党员钟志申此时在府正街开杂货铺，另一位共产党员周辅仁也住在草潮门。二人均是韶山人，谭熙春同他们早就相熟，因而时有往来。
谭熙春在长沙开始经营茶馆，后来经营杂货铺，卖纸烟槟榔。他的任务仍是地下交通，另外还多了一个“兼理财政”。他白天做生意，晚上外出送信。信是密写的，用一种显影墨或用米汤与青矾写在一张白纸上，并在信纸上方做一个暗号，使对方容易辨别。除送信外，谭熙春还兼管财政，各省党组织的活动经费都是从他这里领取的。每次各交通员来领钱，谭熙春就用一张二指来宽的毛边纸让他们打个收条，然后发给活动经费。
共产党员钟志申、周辅仁被捕后，谭熙春根据党内规定，提着卖纸烟槟榔的篮子，佯装小贩赶到特别法院，一边叫卖，一边暗地送给钟、周二人各两块银洋，并高声叫卖着离开了法院，敌人一概不知（当时，党内有一个规定，凡看见被捕的同志，一定要送上两块钱给他）。
钟志申等人被杀害后，谭熙春遭到国民党的通缉。反动派的报纸上登着一行大字：“通缉共产党中央交通兼财政要犯谭熙春”。谭熙春知道党内出了叛徒，他自己暴露了身份，在长沙待不下去了。此时正好毛泽民赶来了，他同谭熙春商量下一步的打算。谭熙春便把手中的钱交给了他。毛泽民对谭说：“长沙住不下去了，转到汉口去。”谭熙春答应了，随即和他登车北上。
然而，大革命失败以后，革命处于低潮，面对白色恐怖，谭熙春对革命的前途产生悲观失望的情绪，加上身边的同志和战友一个个被敌人逮捕、残酷杀害，他也产生了一种害怕心理。车抵临湘之后，他心情更为紧张，便下了汽车。然后独自回到老家韶山，自此以耕种为生，与党的组织失去了联系……
谭熙春，这位当时从韶山冲走出的一位很有作为的共产党员，倘若在大革命失败后不脱离党的组织，继续坚持干革命的话，到后来很可能有两种结局：要么成为一位革命烈士，流芳千古；要么成为一个开国功臣，名垂青史。可是，他没有这么做，令人惋惜。
不过，毛泽东并没有忘记他这位老朋友……
1950年初，为方便中外游客到毛泽东家乡韶山参观，省、地交通部门会同湘潭县地方党政商量，决定由湘潭修一条规模比较大的公路去韶山。经过一个多月测绘，公路线勘测好了，韶山乡政府决定动员民工上工地施工。
一天，乡政府接到省里转来的电话，说：毛主席邀请革命老人谭熙春进京。大伙听说谭熙春要去见毛主席，都叮嘱他，拜托他多多问候老主席。乡党总支部书记毛仁秋拉着他的手说：“告诉毛主席呀，家乡人民想念他老人家。修好路，请他老人家回乡看看啰……”
于是，谭熙春带着乡亲们送给毛泽东的腊肉、腊鱼、鸡蛋、盐辣椒、苦瓜皮和茄子皮等家乡土产走进了中南海。毛泽东见到这些东西，笑呵呵地说：“带咯多呀！”谭熙春老人说：“翻了身，有田种，乡亲们过了好日子，都叨念着您。听说我要来看您，家家户户硬要我帮他们捎点东西来，给您尝尝味。我可拿不了，每户拿点点，都有这么多。”
毛泽东望着眼前这些“礼物”，想到韶山昔日年头到年尾，看不到油星星，哪还有腊肉腊鱼呢？这明明是翻身农民一颗颗炽热的心啊！他高兴地拉着谭熙春的手，请他坐下，亲切地问道：“乡亲们现在过的怎样啰？”
谭熙春说：“都有吃、有剩，日子过得痛快，就是患了心病。”
毛泽东听了心里一惊，可一看，谭熙春老人脸上并无忧郁之色，心里便有了谱，他呵呵笑着说：“刚解放，好多事都冇理通。等到事情有了条理，再抽空回去看望乡亲们。”说着，毛泽东又是泡茶，又是装烟。
谭熙春老人激动地说：“主席亲自装烟泡茶，我领受不起啊！”
毛泽东却说：“我们是同志嘛！”
接着，毛泽东要谭熙春讲讲家乡的新鲜事。谭熙春一股劲地讲起家乡修路的情况：“正在修汽车路，从湘潭城里起，修到您家门口止。”
毛泽东听说要把公路修到自家门前，感到这问题严重，便问：“打算怎么个修法？”
谭熙春见主席问怎么修，就放开胆量说：“听公路部门的同志讲，路宽有七八丈，要逢田过水，劈山拆屋，修得笔笔直直。”
毛泽东听了，渐渐地皱起了眉头：“照这个修法，占良田多少亩？拆屋多少间？”谭熙春摸了摸脑壳，想了想，说：“大概占田千多亩，拆百十间屋。咯些事，乡政府跟大伙讲清了，主席一家人为革命牺牲了六位亲人，他自己为人民操劳一辈子，为建设主席家乡，占几丘田，拆几间屋是光荣的。这样一说，大伙都表示愿意了。现在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争着去修路哪！今冬一定修好……”
毛泽东边听边想：修条路，占那么多田，拆那么多屋，花费这么多人力物力，岂不有点劳民伤财吗？翻了身，日子刚好过一点，就来这一招，群众可吃不消啊！
谭熙春只顾说话，全没注意毛泽东的表情。过了一阵儿，见毛泽东没做声，才停住了嘴，一看，毛泽东那慈祥的面容上出现了少有的严肃，便吃了一惊，问道：“主席呀！您怎么啦，不舒服吗？”
毛泽东说：“乡亲们的心病要我治，我的心痛也只有乡亲们能治。”说着，拿起电话筒：“岸英吧，马上到我这里来一下。”
不一会，毛岸英来了。毛泽东介绍说：“这位是韶山来的谭伯伯，是我早年的同事。”毛岸英亲热地喊了声“谭伯伯”，并和他握手。毛泽东又对毛岸英说：“你代我去韶山一趟，转告同志们、乡亲们，毛泽东是人民的公仆，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只有公仆为主人之理，没有主人为公仆之道。公路不要通我的家。请地方政府的负责同志多考虑群众利益，办什么事都要为群众着想。到韶山的公路，我的意见，在从湘潭去湘乡的公路上分支过来最好，路面要比原设计起码压缩一半，尽量依山傍水，不占良田，不拆一间屋……”
不久，毛岸英回湘省亲，来到韶山，找到公路指挥部和地方政府的同志，转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当地政府按照毛泽东的指示，从潭邵公路七里铺处修了一条简易公路去韶山，依山就势，避屋让田，路宽不过六七米。
……
1952年9月，谭熙春给毛泽东写信，要求再次进京叙旧。毛泽东接信后，于1952年10月2日给谭熙春亲笔回信，嘱咐他“北游事，今年不要来”，明年“再作决定”。
谭熙春未能如愿，但能理解毛泽东的心情，因为解放后不少乡亲进京，毛泽东工作繁忙，难于接待，不能过多地去打扰他啊！
毛泽东虽然此次未同意谭熙春上京，但稍后机会便来了。同年10月，当毛宇居去北京请他为韶山学校题写校名时，毛泽东向堂兄询问了谭熙春的生活情况，得知谭一家生活比较困难时，便送给他现金两百万元（等于新币两百元），交毛宇居带回。
1954年10月29日，毛泽东致邹普勋、谭熙春、毛锡臣：“你们三位的信都收到了。熙春、锡臣（龙头山的）想来北京一次，普勋想再来北京一次，我想可以。现天气已冷，可在明年开春（阴历三月间）来，如果你们愿意早来，亦可在阴历十二月中旬来。”末尾还写道：“锡臣、熙春二位不另复，即请普勋兄转致。”同年深秋，谭熙春与毛泽连、邹普勋、毛锡臣四位乡亲一同赴京。毛泽东在中南海丰泽园客厅里接待了四位来自家乡的客人，并亲切话旧，设宴款待他们。谭熙春等人向毛泽东汇报了乡下的土改和农村的生产及农民生活情况。谈话中毛泽东兴致很浓，问长问短。
谭熙春等人在北京居住了一个多月时间后，返回湖南。临行时，毛泽东拿出自己的稿费为他和毛锡臣两人添置了呢子大衣及帽子、鞋袜，还送给他一口皮箱。
五年之后的夏天，毛泽东回到了阔别32年的韶山。谭熙春应邀前往松山毛泽东下榻的寓所相会。两人见面后，颇感亲切。毛泽东向他了解农村的生产生活情况。谭熙春说：“搭帮主席翻了身，我们穷苦人过上了好日子，政治上、经济上，各方面待遇都有了提高。”毛泽东摇摇头说：“不是搭帮我，是搭帮你们自己闹翻身。”
谈到群众的生产时，谭熙春说：“主席家那十几亩田，现在还未种上稻谷，生产队把它做了果木田，种了树苗。”毛泽东说：“应该种稻谷，现在粮食不够，田里不能种树苗。”谭熙春说：“粮食少了，群众吃不饱饭，缺乏体力，功夫做不了。”毛泽东点点头，说：“粮食问题是一个大问题，一定要抓紧解决。俗话说‘一人一口，七担二斗’，一个人每年要吃七担二斗谷（折合为八百多斤）。目前这点粮食是不够的。”
晚上，毛泽东设宴招待谭熙春等众位父老乡亲，并合影留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