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曾经说过：“我为全社会出一些力，是把我十分敬爱的外家及我家乡一切穷苦人包括在内的。我十分眷念我外家诸兄弟子侄，及一切穷苦同乡……”
作为一位伟人，毛泽东的思想和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他生长的社会环境的影响。而他从小就在外婆家生活，与外婆家关系十分密切，外婆家的成员对青少年时期的毛泽东有着较大的影响。
一、棠佳阁的依恋
从韶山冲出发，沿柏油马路翻过湘潭坳来到大坪乡政府，然后沿机耕路行驶四华里，再沿田埂步行一华里，便到达一个小山冲，只见一片土墙青瓦的农舍，坐落在稀疏的乔木之中。这就是毛泽东的外婆家唐家圫，又名棠佳阁，距韶山冲约十华里。
棠佳阁住着许多文姓人家，毛泽东的外婆家就是其中一户。这里距韶山冲仅一山之隔，原属湘乡县，1969年划归韶山特区管辖，今属韶山市大坪乡。
1951年春，毛泽东的两位表兄——文运昌、文涧泉到北京做客，毛泽东和他俩在饭桌上拉家常。他们从农业生产谈到农民生活，从种拖泥豆说到种绿肥、油菜，毛泽东对外婆家周围的地形地貌记得清清楚楚，问道：“巴蕉塘的那片油茶林还有没有啰？”
文运昌、文涧泉将情况告诉了毛泽东，毛泽东说：“油茶那东西好得很！它不像油菜那样要人经常侍弄。一辈种油茶，三代有油吃。今后要大力发展它啊！”
说到这里，毛泽东陶醉在对棠佳阁的温馨回忆中，说：“我有空，想回韶山到你们家去一下。”
两个表兄直率地回答：“主席，您怕是去不成啊！”
“何解？”
“您到韶山有公路，到我们那里要爬山过坳，走茅柴小路。那路您倒是走惯了，可您哪有这么多时间？”
“嗯，这是实在话，到你们家是有点问题。”
解放后毛泽东始终未能再去一次棠佳阁。1959年6月，毛泽东回韶山时也未能去成。他特意派人把外婆家的人接来吃饭，与父老乡亲照相后，他叫住摄影师，将外婆家的客人文涧泉、文梅清、文九明、毛梅秀等请到身边，说：“请给我和外婆家的人照一张。”表现出对外婆家浓烈的感情。
是啊，毛泽东在外婆家不仅有过欢乐的童年，而且，他以后能走出韶山冲，走向世界，在一定程度上来说，与外婆家有着密切的关系。
毛泽东的外婆家是一个典型的农民家庭，曾外祖父文作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贫苦农民，由于家庭经济拮据，劳动艰辛，他刚过27岁就去世了。曾外祖母贺氏，含辛茹苦，抚养三个未成年的孩子，受尽了各种苦难与折磨，终于把孩子带大成人。以后，依靠孩子做长工、月工来维持一家人的生活。贺氏勤俭持家，节衣缩食，慢慢地家资略有节余，后来居然购置了些水田，并买下了唐家圫房屋一栋。到十九世纪，文家已经发展成为二十多口人，拥有140亩田地的大家庭了。
毛泽东的外祖父文芝仪（1821—1888），名绵薰，是一个毕生耕种、勤俭持家、品端行正的农民。外祖母贺氏（1826—1909），一生孝慈淑慎，生育三子，即玉瑞、玉钦、正才（早夭）；三女，长女适钟家，次女适王家，三女适毛家。
毛泽东的大舅父文玉瑞（1853—1920），名正兴，字勃生，排行第七，耕读垂训，一生忠厚持重，曾充任房长、祠长。毛泽东自幼拜他为干爹，深得他的关怀和器重，他还将毛泽东兄弟与他的子侄排行并列，毛泽东为廿三，毛泽民为廿四，毛泽覃为廿六。每当毛泽东来外婆家，文玉瑞即与毛泽东食同桌、寝同床，对他要求严格，又关爱有加，视若亲生。
二舅父文玉钦（1859—1929），名正莹，排行第八，性情温和，品行端正，孝友传家，曾手上抄“家范箴言”一卷，以课子侄。对毛泽东的成长极为关注，要求严格，励其上进。1929年2月22日，军阀许克祥部一个班12人荷枪包围棠佳阁，在一阵密集的枪声中，将文玉钦捆绑押至株木塘，后关入颜家湾。经刘霖生等人多方营救脱险。此后遭疾，于同年6月27日去世，享年70岁。
毛泽东的母亲在同辈姐妹中排行第七，家里人都叫她“七妹”。文七妹的祖父文作霖（毛泽东的曾外祖父）逝世后，埋葬在韶山冲龙眼塘（今韶山学校下面），因要扫墓、拜坟，文家想在当地结一个亲戚作为落脚点，便把七妹嫁给毛顺生为妻。七妹刚到毛家时只有13岁，正式结婚时是18岁。到毛家后，她经常回娘家哭诉，说韶山那边人少，又是一个山冲，在家当姑娘时，只做些轻微的家务活，从未搞过田间劳动，嫁到韶山后，里里外外都要干，十分劳累。
在毛泽东出生之前，文七妹已生过两个男孩，不幸的是在襁褓中就都夭折了。毛泽东出生才两个月，母子就双双回到了外婆家。外婆把毛泽东看得特别重，硬要放在自己身边抚养，认为毛泽东命好八字大，要寄拜干爹干娘才能养育成人。于是，将其寄拜给七舅文玉瑞做干儿子。
拜了干爹还要拜干娘。湘乡这地方有种迷信风俗，要把命根子带大成人往往用家畜取小名，因为家畜贱，越贱越容易养。外祖母不喜欢狗伢子、牛伢子之类的小名，偏偏看中了本地冲里山脚下那块平地拔起的大石头。这石头高一两丈，底下有一股清泉，不管天怎么干旱，此泉终年流水不断，清泉汩汩。传说这地方出过孽龙，经常兴风作浪。人们每年都要杀猪宰羊祭祀孽龙，以让其安分守己。后来，有人为民除害，在山上修立庙宇，立“杨泗将军”碑，把孽龙镇压下去了。从此，这一带太平无事，人们便把这石头当做大神朝拜。外婆疼外孙，冥思苦想寻找干娘，终于看中了这除妖驱邪的神石头。一天，她带着写有毛泽东生庚年、月、日的钱纸及香烛、鞭炮、酒肴等祭品，与女儿文七妹一道，把毛泽东带到石头跟前，又是烧香敬酒，又是作揖叩头，拜石头为“干娘”。因毛泽东排行第三，便给他取乳名“石三”，亦称“石三伢子”。1959年毛泽东回韶山时，还提到过这位“石干娘”。
二、少年毛泽东的乐园
毛泽东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大部分日子是在外婆家度过的。他把这里比作自己的乐园。
毛泽东从小聪明活泼，热爱劳动，经常帮助舅父舅母喂猪、放牛、担水、种菜，样样都做，又很内行，深得长辈喜受。
毛泽东与文泮香、文涧泉、文运昌、文梅清、文南松诸表兄一同读书、识字。当毛泽东认识了相当数量的字之后，就渐渐喜欢看起书来了。他特别喜欢看《水浒》、《西游记》、《三国演义》之类的历史小说。他还经常向表兄文运昌借阅其他书籍。
毛泽东进入湘乡东山学校读书后，常去外婆家度假日。每次放假去外婆家，他总要用节省下来的伙食钱，买些时新食品给诸表兄。有一回，毛泽东在湘乡大坪章公桥店铺里买了点“笔杆糖”。一回到外婆家，几个表兄亲热地把毛泽东围成一团。毛泽东从袋子里取出笔杆糖，数了数，每人两根恰好分完。可是，最小的一位表兄却缠着毛泽东不放，吵着要多一些。毛泽东心想，糖是一根也没有了，但是话还得向他们讲清楚。于是，他振振有辞地说道：“农民领袖李自成起义，与昏庸官府作斗，为的是使天下人均田均富。所以，我们兄弟之间也要按照均田均富的原则来分糖，谁也不能多分。”毛泽东的话语说服了表兄，平息了“分糖风波”。
毛泽东从小读书勤学好问，且善于独立思考，因此他的智力远远超出了一般的同龄人。有一天，他从韶山到外婆家去，当他走到大坪石砚冲时，突然一个人拦住毛泽东的去路。他一看，是当地一个姓赵的富家子弟。那人两手叉腰，十分傲慢，对毛泽东说：“我知道你是唐家圫文家的外孙，今天我要来考考你，如果你能够回答出来我的问题，我就让你过去；答不出嘛，你就得大方框框小方框框。”意思是要他受胯下之辱。毛泽东先是一惊，然后灵机一动，同样用双手叉着腰，不慌不忙地说：“你要问什么就问什么吧！”于是，这位赵姓子弟神气地问道：“百家姓里的‘赵钱孙李’四个字分开如何解释，合起来又如何解释呢？”毛泽东思索片刻之后，言之凿凿地答道：“赵公元帅的赵，有钱无钱的钱，龟孙的孙，有理无理的理，理字与姓李的李字同音；大宋天子赵匡胤说过，‘有钱龟孙不讲理’。”说得富家子弟哑口无言，只好让毛泽东过去了。
还有一次，毛泽东在外婆家同一群伙伴去放牛。当他们把牛赶到枞角塘对面山上吃草之后，便来到了河套田塍上割草。刚刚蹲下来，正要开镰割草，一位先生模样的田塍主人来了。主人说：“放牛伢子，听着，草你们暂时别割了，我先出个谜语给你们猜猜，猜对了就让你们割，猜不着就把草给我留着！”毛泽东接过话头说：“那好，你就出谜吧。”于是，这位主人就慢条斯理地说道：“千锤万击出深山，烈火焚烧似等闲。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青白在人间。”大家沉默片刻后，你一言我一语地猜了起来：“是磨刀石”，“是铁钉”，“是粉丝”，“是豆腐”……这位先生听了，连连摇头说：“都不对。”此刻，唯有毛泽东一言不发，独自在一边思考，并用镰刀在地上画来画去。当大伙因为猜不出而感到为难的时候，毛泽东从容不迫地说：“我猜着了，这四句话是打一种东西，就是邹家冲石灰窑里烧成的东西——石灰。”毛泽东话音刚落，主人就连连拍着毛泽东的肩膀说：“不错，不错，还是文家的外孙聪明些。”
三、两位舅舅
毛泽东外婆家有两位亲舅舅，一位是七舅文正兴，一位是八舅文正莹。
文正兴（1853—1920），字勃生，号玉瑞，是毛泽东母亲文七妹的哥哥，毛泽东的七舅父兼干爹。
文正兴出生于1853年，娶妻谭氏，继配赵氏。他是一位非常忠厚的农民，在乡中颇有些人缘，曾充任过房长、祠长之类的小职。毛泽东的母亲与文正兴一家关系一直很好，自嫁到毛家以后，因为身体不好，时常回娘家居住，得到了哥哥文正兴的关心。
1893年，文七妹生了毛泽东后，一直担心这个孩子与前两个一样，活不长久，于是让儿子拜文正兴为干爹，希望能借他多子多福的光，使毛泽东长命安康。文正兴教育子女严格，毛泽东自幼聪明伶俐，深得七舅父的关怀和器重。他将毛泽东与文家的子侄们并行排列，视同己出。平时，文正兴经常带着毛泽东玩耍，对他的爱护甚至超过对自己的儿子。
文正兴虽然出身农家，但很有远见。当孩子们到了读书的年龄时，他都及时送他们到私塾中去读书，对毛泽东也不例外。他时常劝说妹夫毛顺生，应该重视孩子的教育。1910年，毛泽东离家外出求学，毛顺生起初是持反对意见的。毛泽东考虑到舅舅平时很支持自己读书，对待各位表兄也是尽量满足读书上进的要求，于是去唐家圫求两位舅舅说情。文正兴知道情况后，带着弟弟文正莹一起来到韶山毛顺生的家里，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最终说服了毛顺生。毛泽东才得以走进东山学堂。此后，在两位舅舅的鼓励与接济之下，毛泽东顺利地完成了学业。
毛泽东少年时代有很长时间是在外婆家度过的，因此对于爱护自己的七舅父一直怀着深厚的感情。每次从外地回家的时候，他总是抽空前往唐家圫看望舅父、舅母。后来，他常年在外为革命而奔波，没有时间回去时，便经常给舅舅、舅母写信，表示问候。
1920年9月5日，文正兴病逝，终年67岁。当时毛泽东正在长沙领导湖南自治运动，听到这一噩耗，他悲痛不已，赶忙放下手中的事情，回到唐家圫为舅父奔丧。
文正莹（1859—1929），号玉钦，1859年出生于湘乡大坪唐家圫（今属韶山市大坪乡），在同族兄弟中排行第八，故毛泽东称他为八舅父。
文正莹虽然出身农民，但是是一位性情温和的乡中儒士，他曾手抄箴言一卷，作为家族子弟的行为规则。文正莹生有三子，长子文泮香，次子文运昌，三子文南松。八舅父对毛泽东特别疼爱，平日督其认字练字，要求甚严。那时，文玉钦在家开了个私塾，童年毛泽东见舅父在讲台上讲课，很觉有趣，不时地去“旁听”，居然也能背得出一些课文，令舅父十分惊奇。文正莹便手把手地教毛泽东写字，悟性很好的毛泽东居然很快就能写得一手颇为像样的毛笔字，深得文正莹的赏识，他经常自豪地向乡亲们夸耀。
文正莹对毛泽东的成长极为关注，勉励其刻苦上进。特别是在毛泽东上学的问题上，他与哥哥文正兴不仅出面说服毛顺生，而且经常接济毛泽东的学费，把他送到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毛泽东在东山学堂读书期间，常去外婆家度假。每次去外婆家，他总要与八舅家的表哥在一起，尤其是与文运昌关系融洽，情同手足，经常同桌共餐，同床共寝，在一起种田放牛，读书识字，共同度过了美好的少年时光。
离开东山小学堂到湘乡驻省中学读书后，毛泽东去外婆家的次数少了，但仍经常写信给七舅、八舅，向他们问候请安。
1918年8月，毛泽东送新民学会同学旅欧勤工俭学。去北京前，他写信向舅舅告别，并感激多年来舅舅对母亲的照顾。信曰：
七、八二位舅父大人座下：
前在府上拜别，到省复又数日。定于初七日开船赴京，同行有十二三人。此行专以游历为目的，非有他意。家母在府上久住，并承照料疾病，感激不尽。乡中良医少，恐久病难治，故前有接同下省之议。今特请人开来一方，如法诊治，谅可收功。如尚不愈之时，到秋收之后，拟由润连（注：即毛泽民）护送来省，望二位大人助其成行也。
甥叩
1919年4月，毛泽东得知母亲病重，离开北京回乡探望。当时母亲已在毛泽民的照顾下，来到长沙。28日，毛泽东又致书七、八舅父舅母：
七、八两位舅父大人暨舅母大人尊鉴：
甥自去夏拜别，匆忽经年，中间曾有一信问安，知蒙洞鉴。辰维兴居万福，履瞩多亨，为颂为慰。家母久寓尊府，备蒙照拂，至深感激。病状现已有转机，喉蛾十愈七八，疡子尚未见效，来源本甚深远，固非多日不能奏效也。甥在京中北京大学担任职员一席，闻家母病势危重，不得不赶回服侍，于阳三月十二号动身，十四号到上海，因事勾留二十天，四月六号始由沪到省。亲侍汤药，未尝废离，足纾廑念。肃颂福安！
各位表兄嫂同此问候。
四、五、十舅父大人同此问安，未另。
愚甥 毛泽东禀
四月二十八日
毛泽东在信中表达了自己对母亲患病的忧虑和对舅父所做的精心照料的感激。
1922年7月5日，表侄文端人由长沙返乡，毛泽东托端人带上一封信给舅父舅母及诸位表兄表嫂，报告毛氏兄弟妯娌在省垣情形，叫他们“不劳挂念”。信曰：
八舅父、七舅母、八舅母及各位表兄嫂同鉴：
润莲下乡带上一信，不知收到否？天气渐渐热了，各位舅父母、兄嫂都好么？甥今年住家读书，没有在外边做事，幸喜身体还好，每天也还快活。泽民、泽覃、淑兰、先桂、泽建、开慧都好，不劳挂念。端人下乡，托他带上此信。余候再陈。
敬颂
大安！
甥泽东
七月五号
1922年11月，毛泽东在长沙领导中共湘区委员会和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长沙分部的工作，十分繁忙。11月1日，听说朋友刘先生回乡，他特意致函表兄文运昌托刘先生带回，信曰：“来示接读。刘君实在无法位置，今刘回乡，情形请面询之。弟在此无善足录，生活奇窘，不足为戚友道也。”“舅父母一函请面呈。各位表兄嫂同此问候。有暇盼兄时赐教言。”所致八舅父及舅母信曰：
舅父舅母大人尊前：
久不通信，疏忽得很！二位大人谅都人好，合宅谅都安吉！甥在省身体尚好，惟学问无进，甚是抱愧！刘先生回乡之便，托带片言，借当问候。有便望二位大人临赐教诲为祷！敬颂
德安！
甥毛泽东上
十一月十一号
后来，毛泽东回故乡养病，同时创建韶山党支部。他曾多次带妻子杨开慧到唐家圫拜望两位舅父舅母。
1929年初，军阀许克祥派兵包围唐家圫，将文正莹捆绑关押到颜家湾，经多方营救，才得以保释出狱，但受尽折磨的文正莹回家后就生了一场大病，于同年6月27日去世，享年70岁。
毛泽东一直惦念着外婆家的亲人。1937年11月，毛泽东在延安得知八舅父、八舅母均已去世的消息，给表兄文运昌写了一封信，对二老的逝世表示“至深痛惜”。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对唐家圫文氏亲戚非常照顾，对七舅父的儿子文涧泉、文梅清，八舅父的儿子文运昌、文南松等关爱有加，并邀请他们到北京叙旧，这也是对二位舅父的一种怀念。
四、游子的思念
1910年冬，毛泽东从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毕业后，考入长沙的湘乡驻省中学。到了长沙，展现在这位农家少年眼前的是一个宽阔的世界。但他依然眷恋着棠佳阁的山和水，思念着外婆家的人和情。
1918年8月，毛泽东送新民学会同学旅欧勤工俭学，由长沙赴北京前，写信向两位舅舅告别，并对自己的母亲久居舅舅家，承他们照料她，表示晚辈的感激之意。
1919年4月28日，毛泽东离开北京回湘探母，又致书两位舅舅及舅母，表达了自己对母病的忧虑和对舅舅精心照料的感激：“家母久寓尊府，备蒙照拂，至深感激。病状现已有转机，喉蛾十愈七八，疡子尚未见效，来源本甚深远，固非多日不能奏效也。”
1922年11月，毛泽东在长沙主持中共湘区委员会和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长沙分部的工作，十分繁忙。恰有好朋友刘先生回乡，他便致书其舅父文玉钦及舅母文赵氏托刘先生带回：“久不通信，疏忽得很！二位大人谅都人好，合宅谅都安吉！”
1925年2月至8月，毛泽东偕妻子杨开慧回乡“养病”并创建韶山党支部，曾多次到棠佳阁外婆家拜望八舅父母。
1927年元月，毛泽东到韶山考察农民运动。一天下午，他在韶山开完会，又到湘乡团田瓦子坪组织农民，开调查会，当晚来到棠佳阁，在舅舅家歇宿。当时敌情复杂，处境危险，毛泽东不顾这些，把诸表兄嫂及表侄叫到一块，讲办农会的好处，讲革命的形势，他说：“惟有合群奋斗，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才有出路。”
此后，毛泽东虽然再未能重回棠佳阁，但一直十分眷恋棠佳阁的山山水水，更惦念外婆家的亲人。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国共第二次合作，表兄文运昌曾向毛泽东写信介绍长沙莫立本（即方克）等进步青年去延安学习，投身抗日民族解放运动。并由莫带去一信，不久又写了一封，向毛泽东致意。同年11月27日，毛泽东随即向他复了一封长信，由陕西肤施（今延安）投邮至长沙南门外36号文运昌收。信云：
运昌吾兄：
莫立本到。接获手书，本日又接十一月十六日详示，快慰莫名。八舅父母仙逝，至深痛惜。诸表兄嫂幸都健在，又是快事。家境艰难；此非一家一人情况，全国大多数人皆然。惟有合群奋斗，驱除日本帝国主义，才有生路。吾兄想来工作甚好，惟我们这里仅有衣穿饭吃，上自总司令下至火夫，待遇相同，因为我们的党专为国家民族劳苦民众做事，牺牲个人私利，故人人平等，并无薪水。如兄家累甚重，宜在外面谋一大小差事俾资接济，故不宜来此。道路甚远，我亦不能寄旅费。在湘开办军校，计划甚善，亦暂难实行，私心虽想助兄，事实难于做到。前由公家寄了二十元旅费给周润芳，因她系毛泽覃死难烈士（泽覃前年被杀于江西）之妻，故公家出此，亦非我私人的原故，敬祈谅之。我为全社会出一些力，是把我十分敬爱的外家及我家乡一切穷苦人包括在内的，我十分眷念我外家诸兄弟子侄，及一切穷苦同乡，但我只能用这种方法帮助你们，大概你们也是已经了解了的。
虽然如此，但我想和兄及诸表兄弟子侄们常通书信，我得你们片纸只字都是欢喜的。
不知你知道韶山情况否？有便请通知我乡下亲友，如他们愿意和我通信，我是很欢喜的。但请转知他们不要来此谋事，因为此处并无薪水。
在信的最后，毛泽东充满激情和信心地写道：
日本帝国主义正在大举进攻，我们的工作是很紧张的，但我们都很快乐健康，我的身体比前两年更好了些，请告慰唐家圫诸位兄嫂侄子儿女们。并告他们八路军的胜利就是他们大家的胜利，用以安慰大家的困苦与艰难。
谨祝兄及表嫂的健康！
毛泽东
十一月二十七日
毛泽东的信表达了对外婆家和家乡人民的无限眷念和热爱，体现了他为拯救劳苦大众而奋斗不息的精神，也预见了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抗日民族解放运动必将取得胜利。接到毛泽东的复信后，毛泽东外婆家的亲人欣喜不已，深受鼓舞，看到了中国革命的前途和光明。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当上了国家主席，虽国事繁忙，呕心沥血，宵衣旰食，仍不忘外婆家的亲人。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他曾多次写信给文家的表兄、表侄，如文涧泉、文运昌、文南松、文炳璋、文九明等，亲笔信不下十封，对文家亲人表示亲切问候。此外，毛泽东还多次邀请表兄、表嫂、表侄、表侄媳和表侄孙等赴京，亲切交谈，合影留念，并安排游览首都的名胜风光，还送给他们一些礼物和钱。毛泽东曾饱含深情地对人说过：“他们（指文家诸表兄）过去因为我受过连累，吃过很多苦，现在解放了，要让他们过过好日子，享受享受一下。”当然，他所说的“享受”，只不过是让外婆家的亲人能与广大人民一样过上幸福生活而已。
1950年5月15日，毛泽东派长子毛岸英回到韶山看望父老乡亲，岸英专程来到曾外祖家棠佳阁，看望了文涧泉、文运昌、文梅清等几位表伯。
1951年5月15日，毛泽东电召表兄文涧泉、文运昌赴京相见。二人欣喜不已。在有关部门的护送下，他们由湘乡到达长沙，再经武汉直抵北京，成为文家诸表兄弟解放后第一次进京见到毛泽东的人，他们感到无限的荣幸。毛泽东从百忙中抽出时间，在中南海丰泽园菊香书屋接见了分别多年的表兄。他们亲切话旧，激动异常。毛泽东亲切地向文涧泉询问了家乡的生产生活情况，又询问了外家文氏诸表兄弟的生活和健康状况。毛泽东对文涧泉说：“我小时候住在外婆家，舅舅、舅妈待我很好，舅妈纺棉花，我就在油灯下看书，现在可惜他们不在了。”又对同去的“外甥女”陈国生说：“十一哥（指文涧泉）为我吃过不少苦，以后你要好好照顾他。”毛泽东还在家设宴招待了两位表兄，并与他们合影留念。临走时，毛泽东送给文涧泉许多礼物。
1952年，金秋十月，表兄文涧泉、文梅清，表侄文九明及堂兄毛宇居，怀着对亲人、对领袖的深厚感情，带着家乡的茶叶、腊鱼等土特产品，从棠佳阁、韶山冲来到了北京。毛泽东在百忙中会见了他们，与他们同桌共餐，共叙家常，同游北京城。临别前，毛泽东除了每人给了一百元钱外，还给外侄儿女及外侄孙们分别捎回了布料、玩具等物品。
毛泽东心里时时惦记着外婆家乡农民的生活疾苦，经常向外家亲友询问和打听他们的生产、生活情况。1954年1月，堂表弟文东仙与毛泽东在中南海会面时，毛泽东详细地听取了文东仙等人对家乡生产情况的汇报，并亲切地询问了农民生活等情况。
“乡下还有闹粮荒的没有？”毛泽东问道。
“基本上没有了。”文东仙答。
毛泽东说：“我看还有缺粮的。湘乡每人平均有一亩二分田，韶山却只有九分，产量不高，除完成国家征购外，剩下的粮食就不多了。我们要想办法提高产量，解决好吃饭问题。除解决好吃饭问题外，还有一个医疗问题。据说，现在农民病了请医生看病，要称肉打酒，送钱送礼，花了四五块钱，药还未进口。一个区要建一个医院，一个乡要有几个流动医师。”
毛泽东尽管工作十分繁忙，但仍经常挤时间给文家诸表兄、侄写信表示问候或托人搭信问候文家亲友。1950年5月7日，他在给姻兄赵浦珠的信中嘱咐说：“唐家圫诸亲友并致问候之意。”1952年7月7日，他在致信少年时的朋友张有成时提到：“文家诸位给我的信均收到，便时请你告他们一声，并问他们好。”
五、向毛泽东推荐新书报的人
1936年毛泽东在陕北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谈话时，曾谈到他早年在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时的生活，说：“我在这个学堂里有了不少进步……但是我无心读古文。当时我正在读表兄送给我的两本书，讲的是康有为的变法运动。其中一本是《新民丛书》，是梁启超编的。这两本书我读了又读，直到可以背出来。我崇拜康有为和梁启超，也非常感谢我的表兄……”
这里毛泽东讲的表兄，就是文运昌。
文运昌（1884—1961），名士荇，字运昌，亦作润昌、咏昌，排行十六，是毛泽东的八舅文玉钦之次子，比毛泽东长九岁，毛泽东称他为“十六哥”，晚年人称“文十六阿公”。
文运昌毕业于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和湘乡县立师范学校，任过小学教师和中学庶务。他自幼与毛泽东交往亲密，情同管鲍。
1910年，文运昌正在那所“非常新式的学堂”上学。他向毛泽东介绍了这个新学堂的情况及其“新法教育”的改革，说那里不那么注重经学，西方“新学”教得比较多，教学方法也是很“激进”的，并极力赞成毛泽东到该校读书。毛泽东于是坚定了去那里读书的决心。在取得父亲的同意之后，毛泽东随表兄文运昌来到了东山学堂。文运昌替他办好了入校注册手续，并作了他的入学担保人。表嫂刘氏还将毛泽东从韶山带去读书的青色蚊帐换成白色蚊帐。
这所学堂，便是毛泽东在离开风气闭塞的韶山冲以后，走进的第一个新式学堂——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当时，它是远近闻名的一所学校。1905年前称“东山精舍”、“东山书院”，是地主豪绅培养自己子弟的地方，学费和膳费都有相当可观的津贴。可是毛泽东既不是湘乡人，又没有特殊的“背景”，因此有人不同意录取他。然而，在文运昌的帮助下和国文老师谭咏春的斡旋下，终于得到了校方的首肯，校长李元甫毅然决定录取这位“建国之材”。从此，毛泽东走进了这所学堂，在这里度过了最后半年的小学生活。他后来回忆这段生活时说：“我随表兄到那所学堂报了名，我说我是湘乡人，以为这所学堂只招湘乡人。后来我发现这所学堂招收各地学生，我就改用湘潭的真籍贯了。我缴纳了1400个铜元，作为五个月的膳宿费和学杂费……这是我第一次到离家五十里以外的地方去。那时我十六岁。”
在东山高等小学堂，毛泽东除了埋头读中国古代的历史以外，还喜欢读外国的历史、地理及各种新书籍。当时流传到该校的新书报很少，他经常向表兄文运昌借书。文运昌说：“相公借书，老虫借猪，所以还是要先打条子后拿书啊！”因而毛泽东借书有借条，还书有便条。毛泽东常常把卷了角的书放在凳子上，用手小心地压平，然后“完璧归赵”。同时，文运昌也多方寻找新书报向毛泽东推荐，以满足他强烈的求知欲。在文运昌推荐的进步书籍中，令毛泽东爱不释手的书籍有两种：一种是郑观应的《盛世危言》，一种是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这两个刊物，倡导民主进取精神和康有为的改良运动，毛泽东最感兴趣；同时，梁启超的“笔端常带感情”的文章，也使毛泽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读了又读，默记于心。因此，康、梁二人便成为毛泽东此时最钦佩的人。这两种报刊对引导毛泽东接触新思想起了关键性的作用。难怪毛泽东要“非常感谢”这位为他提供书报的表兄了！
1915年寒假，毛泽东由湖南第一师范回家过春节，来到外祖家向八舅父母拜年，顺便向文运昌归还了《盛世危言》和《新民丛报》，并留下了一张还书便条：
咏昌先生：
书十一本，内《盛世危言》失布匣，《新民丛报》损去首叶（页）。抱歉之至，尚希原谅。
泽东敬白
正月十一日
又“国文教科”二本、信一封。
毛泽东在东山高等小学堂读完了半年书，这年期考后，毛泽东成绩优异，校长李元甫和老师们共同推荐他去长沙湘乡驻省中学堂读书。校长李元甫和国文老师贺岚岗应聘前去任教，也愿意带他一同去。但他的这一要求，仍受到了父亲的阻挠。为了实现求学的愿望，毛泽东把八舅父文玉钦、表兄文运昌及以前的老师请来，劝说父亲让他去长沙读书。父亲毛顺生又一次同意了他的要求。
1911年春，毛泽东来到长沙进入湘乡驻省中学堂读书。
此后，毛泽东在长沙求学和从事革命活动，文运昌留在乡下勤耕度日。两人时聚时散，但频通音信，相互勉励。毛泽东曾多次给文运昌写信，表示问候。1921年11月11日，他分别写信给舅父、舅母和表兄文运昌。其中，给文运昌的信写道：“来示接读。刘君实在无法位置，今刘回乡，情形请面询之。弟在此无善足录，生活奇窘，不足为戚友道也。”1922年7月5日，他又写信给七舅父母和八舅父母及各位表兄嫂，表达了对文运昌和外婆家亲人的眷恋之情。
1920年冬，毛泽东从长沙回到韶山，教育全家弟妹干革命。文运昌闻讯赶往韶山上屋场，与毛泽东相见。当晚，两人围炉向火，畅叙离情，遇反动军阀派枪兵前来围捕，幸有人持灯向毛泽东示意。毛泽东觉察后，迅即从后山跑出脱险。文运昌却被捕至清溪大塘湾。后经多方营救，方获保释。
大革命时期，文运昌与共产党员邹祖培等在湘乡凤音乡开展农民运动，并担任秘书等职。1927年“马日事变”后，由于白色恐怖，他被迫出走广东，投奔粤军第三军第一师师长贺瑞庭（湘乡四都大坪人），充任咨议，继而任广东揭阳县枫口警察所所长。1929年由穗反湘，一度闲居家乡。次年，他随姑表兄王季范到长沙衡粹女子学校任职，后任长郡中学庶务，继续从事教育工作。1937年12月，文运昌在长沙南门外36号收到毛泽东从延安寄来的亲笔信，深受鼓舞。
1938年日军进犯湖南，“文夕大火”后，长沙沦陷，文运昌只得携长子文砥澜、长媳毛韶宪离开长沙，流落滨湖，在华容佃耕度日。直至1949年8月湖南和平解放，他才回到湘乡原籍安居乐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文运昌于1950年5月将珍藏几十年的毛泽东父母遗像、毛泽东兄弟三人同母亲的合影等重要文物献交国家。1951年，文运昌被聘为省文物保管委员会委员，后改聘为省文史研究馆馆员。1954年，文运昌被选为湘乡县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他经常通过书信向毛泽东反映乡间情况，先后六次上京与毛泽东会晤。1961年文运昌病逝后，其子文凤良遵照他的遗嘱，将《经史子集》、《资治通鉴》、《江汉演义》等数百年古籍线装书送交韶山毛泽东旧居收藏。
毛泽东十分思念家乡父老，眷念唐家圫外婆家的亲人。早在1949年10月开国大典过后，毛泽东就向由家乡进京与他会面的堂弟毛泽连详细询问了外婆家亲人尤其是表兄文运昌的情况，并请毛泽连捎去信件和礼物，转达对外婆家问候之意。
1950年4月19日，毛泽东写信给文运昌：
运昌仁兄如晤：
接到你的许多信，感谢你的好意。因忙迟复为歉。吾兄健存，儿孙众多，可为庆贺。地方工作缺点甚多，应予纠正。如有所见，尚望随时见告。泽民、泽覃均已殉难，知注并闻。顺颂安吉
毛泽东
一九五〇年四月十九日
信发出后，毛泽东仍不放心，担心文运昌收不到，又分别写信给其他几位表兄弟，询问文运昌的情况。1950年5月7日他在致表兄文涧泉的信中询问道：“运昌兄连来数信，已复一信寄白蚌口，不知他接到否？”1950年5月11日，在致表兄文南松的信中，他又一次询问道：“运昌兄给我多次信，我回了一信，寄南县白蚌口，不知他收到没有？”
1951年5月15日，毛泽东给弟媳王淑兰写信，邀请表兄文运昌与另一位表兄文涧泉一道赴京叙旧。信云：
王淑兰同志：
五月九日来信收到，欢迎文涧泉、文运昌两兄来一叙。请持此信去湖南省委统一战线部见刘道衡同志，请他为两位先生购买两快车头等火车票，并酌给路上用费，即可来京。
毛泽东
五月十五日
就这样，在中共湖南省委统战部副部长刘道衡的帮助下，文运昌与堂兄文涧泉于1951年夏天踏上了进京的旅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