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中南海夜话
1956年11月，毛远翔受长沙市委委派前往北京参加全国公私合营工商代表大会。到京后，他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告诉主席他来北京开会，想见见主席三叔，希望主席百忙中能拨冗接见。
会议期间，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了与会代表，并和代表们一起照相留念。照相时，毛泽东坐在前排正中，毛远翔就站在毛泽东身后第二排。大家与中央领导一起照相，都感到无比幸福。
会议将结束时，大会秘书处通知毛远翔，中南海来电话，叫他留下来在大哥毛远耀家里等候，主席很快就要接见他。
毛远耀当时任化工部办公厅主任、部党组成员，妻子胡觉民也在化工部工作。他们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平常见主席的机会相对多一点。此时，毛远耀听说主席要接见弟弟远翔，还要他与妻子胡觉民、儿子毛臻一同去，怎能不高兴万分？他想起了许多往事……
1949年春，蒋家王朝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人民解放大军挥师向南挺进。毛远耀奉命从东北旅大率领一个干部大队进关，并随军南下，途经天津时，曾在天津城小住休整。在天津休整期间，毛远耀趁天津军管会有车去北平之便，偕妻子胡觉民深夜去北平香山看望堂叔毛泽东。毛泽东见到他们夫妇俩，非常高兴，亲切地和他们谈工作，谈家常。毛泽东询问了他们离开延安后的工作情况后，语重心长地说：“你们到南方新区去工作，党派去的干部很少，人力不足，但那些地方是革命老区，有我们地下党的力量，有当地的人民群众，还有民主党派和开明的进步人士。把他们好好团结起来，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心协力，是一定能把新区工作干好的。”
毛远耀夫妇告别毛泽东，回到天津，深受鼓舞。然后，毛远耀率干部大队南下，到达湖南长沙后，又奉命向湘南挺进，准备接管衡阳。10月1日，正当他们由湘潭县境向衡阳行进时，传来了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向全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的消息。
1949年10月8日，衡阳宣告解放。毛远耀率接管衡阳的干部队伍由城北进入衡阳市区。15日，衡阳市人民政府成立，毛远耀任市长。10月24日，又成立了中共衡阳市委员会，毛远耀任市委书记，兼市委统战部部长。
1954年深秋，香山枫叶正红的时候，毛泽东在中南海丰泽园接见了毛远耀及其妻子胡觉民，还有钱希均、毛泽全、徐寄萍、王季范、邹普勋、毛邹氏（毛泽全的母亲）、文家表兄弟等乡亲。毛泽东亲切地和他们拉家常，并称赞毛远耀等人都是靠自己努力干出来的。
两年过去，现在又要见到主席三叔了，这让远耀怎能不激动万分呢？
第二天（即12月5日）晚上8时，中南海打来电话，说毛主席叫他们马上去见面。随即，中南海派来小汽车，毛泽东的秘书也来了，接毛远翔、毛远耀、胡觉民及毛臻一同去中南海。车子过了天安门，来到国务院门口，车速减慢，一位工作人员迎了上来：“你们是谁？”毛远耀立即做了自我介绍，秘书朝那位工作人员点了点头，车子即开进了中南海。
车子在一个门口停下来，有人在等候着。毛远翔等人下了车，与等候在此的工作人员握手。他们发现不远处还停着两辆汽车，估计是主席正在会见客人。
工作人员把他们领进左边的休息室。他们打量了一下房子，朴素而整洁，房里装有暖气。当时外面天气很冷，毛远翔身着棉衣，稍坐片刻，即感觉身上热乎乎的，开始出汗了。
一会儿，门帘一动，进来一个人，大概是毛泽东的秘书，对他们说：“主席正在和陈叔老谈话，请你们在此稍稍等候，大约20分钟。”毛远翔知道陈叔老是指陈叔通，著名的民主人士，当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工商联合会主任委员，刚才外面停的车子，大概就是陈叔老的。
20分钟过后，时针已指向9点，秘书领着毛远耀、毛远翔等人去颐年堂。当他们进入大厅时，毛泽东刚送走客人，正在那里等候他们。
“主席”、“三叔”、“叔公”，他们用不同的称呼喊道。
毛泽东身着棕色呢大衣，满面笑容、神采奕奕地向他们走来，同他们亲切握手。
毛远翔自我介绍道：“我是远翔。”
毛泽东欣喜地笑道：“啊，你是远翔，我看到了你的照片和信，好！好！”
毛泽东的记性真好，6年前毛远翔给他写信、寄照片的事他还记得很清楚。
他们随着毛泽东离开大厅，又进入了一个朴素的小客厅，毛泽东招呼他们坐下。毛远耀坐在主席身边，毛远翔、胡觉民、毛臻则坐在主席对面。四个人幸福地望着毛泽东和蔼而又慈祥的笑脸，他们亲切交谈，一点也不感到拘谨。
毛泽东在谈话中回忆着童年的生活和故乡的往事，从上屋场谈到滴水洞，从东茅场谈到蔡家塘、新塘；从贫苦人家谈到地主豪绅，娓娓道来，如数家珍。他的记忆力特别好，家乡的每一个地方、甚至每一条小路都记得一清二楚；对于一些长辈的名字，他也没有忘记。毛泽东风趣地谈到堂叔毛佑生冲击世俗观念，和一位寡居的远房婶婶倾心相爱的故事，并说：“那才是真正的爱情哪！”
他还特别谈到青年时“激进派”老师李漱清，说：“李先生在清溪寺教过书，他曾经反对修庙宇，主张兴学堂，可后来又信迷信，但他是因为当时的世道所逼。”
对于毛远耀、毛远翔的父亲毛泽先，毛泽东记得很清楚，他说：“智珠兄1951年来北京住过一个时期，还去过秦皇岛。”谈到毛远耀兄弟的母亲赵氏，毛泽东对毛远翔说，“你母亲是什么样子，我记不太清楚了，后来接到你寄来照片，我才记起来了。她是一个非常忠厚的人。”
毛泽东说：“我很想回去看看，几十年没回去了。我去了，乡亲们一定请我的客，不过请客需要办饭菜，也没有那么大的地方摆宴席啊！”说到这里，他发出了爽朗的笑声。
“你们去过乡下？”毛泽东停了一会儿问道。
“去过。”毛远翔回答说。
“那里的情况到底如何？”
“农民生产搞得不错，生活水平也有所提高。”毛远耀答道。
“那么合作化要不要搞？猪和鸡是分散喂好还是集中喂好……”毛泽东发出一连串的提问。
毛远耀逐一回答了毛泽东的提问。
时间不知不觉就到了晚上11点，工作人员走进来告诉主席：饭菜做好了。毛泽东随即请大家吃饭。
席间，毛泽东拿起一瓶葡萄酒为大家敬酒，又举杯祝四个晚辈工作好，身体好。毛远翔不会喝酒，但主席敬的这杯酒，他还是高兴地喝了。四个晚辈端着酒杯站起来，一齐祝主席健康长寿。
“主席，您老人家还是一口韶山腔。”毛远翔一边吃饭，一边说。
“我是个老顽固分子，保守党人。”毛泽东非常幽默地说，他的话引得四个晚辈哈哈大笑。大家有说有笑，共进晚餐，如同一家人团聚一样。
饭后，毛泽东给大家吃蜜橘，他逗着他们说：“我们是穷人出身，过去吃不到水果，现在翻了身，也要讲究饮食健康。饭后吃点水果，好助消化。”
毛泽东高兴地说：“如今城里搞公私合营，资本家搞不起来；农村里搞合作化，地主富农搞不起来了。这种做法，目的就是要使大家共同富裕起来。”
毛泽东又给毛远耀等人讲中国革命的历史。他提纲挈领，却又像讲故事一样，从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讲起，讲到解放后所进行的土改、三反五反和对私有企业的改造。他说：
“蒋介石对我们红军五次大‘围剿’，一、二、三、四次，我们都胜利了，第五次我们就失败了，被迫进行长征。到达陕北时，我们只剩下两万人了。到那里，我们就进行整风。这是失败的结果，要不，我们的‘风’是难以整起来的……”
谈到国际问题，毛泽东说：
“波兰和匈牙利事件，对我们有很大的教育意义。他们在政策上犯了错误，老百姓起来反对。他们过多地发展重工业。由于国家小，资源不多，人民生活不好，领导过分享受，还有教条主义，一切都学苏联，他们的部队服装和苏联一样，人民以为亡了国……”
毛泽东又谈到了党群关系问题。他说：
“我们的人民解放军好，自己提出：元帅减薪百分之二十，将官减薪百分之十。这是好的！生活不要特殊化。我们要提倡俭朴，让工人住大楼，才不脱离群众。资本主义国家好的东西还是可以学。美国总统落选，他就可以去当律师。当官，只能上不能下，是不对的。对人民的物质文化的需求，要不断满足，但不能一次满足，要逐年来。事情总要亲身经历才能了解。不懂京剧的人，听多了也能哼几句。外行也可以批评内行嘛。梅兰芳也靠群众，如果大家都不看戏，梅兰芳的戏也就演不下去了。”
谈到经济建设时，毛泽东说：
“经济问题要全面分析，有人提出，我们是上马还是下马。我说，走路总是一脚在前一脚在后，绝无两脚一并前进，是有进有退的。但主要的是前进，波浪式的，上马多，下马少。开会也有散会时。”
毛泽东把这一问题进一步引向哲学领域来探讨：
“庄子说，飞鸟为动，动也是不动。平衡是暂时的，不平衡是绝对的。拷贝有动，也有不动；如果都动，就看不成电影了。我们要建立平衡体系来促使进步。”
“任何事物都有统一性和独立性，人也有统一性和独立性，开会是统一性，散会以后是独立性。有的去散步，有的去读书，有的去吃饭，有的去谈恋爱，各有各的独立性。成绩也有两重性，不好的一面是做出了成绩会使人骄傲。缺点也有两重性，好的一面是总结了教训，能使人进步，不好的一面是弄坏了事情。”
毛泽东最后对毛远耀、毛远翔、胡觉民及毛臻说：
“孔子说，七十不逾矩。我说，不一定。因为人的经验总是不足的。孔子又说，三十而立。我说也靠不住，三十几岁还吊儿郎当。缺乏帮助人的思想，是不正派的人。别人犯了错误，你去幸灾乐祸，这就是不正派。倒是没有犯过错误的人，容易犯错误。因为他的尾巴翘得太高了。我们要注意，对犯过错误的人，如果整得过分，往往整到自己头上来。高岗本来是想搬起石头打人，结果却打了自己。好意对待犯错误的人，究竟采取什么态度，是敌视还是帮助，这是区别一个人是好心还是坏心的标志。”
时间不知不觉到了凌晨三点，秘书走进来提醒主席休息。毛远耀、毛远翔只觉得时间过得太快了。他们多么希望能和主席多待一会儿，但是，为了不影响主席的健康，不耽误主席的时间，他们只得依依不舍地起身告辞。
十二、世美，欢迎你来看我
翻开韶山《毛氏族谱》，在毛泽东所属“震房竹溪客卿派下系表”的第二十二派中，可以找到这样的记载：“远耀子二，长世美，字仁和，民国十七年戊辰七月五日（即阴历五月十八）亥时生……”这里提到的毛世美，即毛臻。他是韶山毛氏震房世字辈中年龄最大的一个，也是唯一在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解放后两次受到毛泽东亲切接见的远房侄孙。
1953年9月，毛臻从大连工农速成中学毕业，来到北京，住在西单魏家胡同舅舅胡剑青家。他很想去中南海看望渴望拜会已久的毛主席。于是，提笔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通过毛岸英的爱人刘思齐带去。
信捎去后，毛臻心想：主席工作那么忙，不一定能抽出时间接见我。没想到，捎信后的第三天，9月28日，毛臻就接到了中南海打来的电话，是毛泽东叫秘书田家英打来的，通知毛臻下午5点钟去中南海。
接完电话，毛臻惊喜万分，兴奋不已。几十年来盼望已久的幸福时刻终于到来了！
下午5时许，一辆黑色小轿车开进魏家胡同，田家英准时来接他了。毛臻立即跟着上了小车。车上，田家英不停地询问毛臻的基本情况：是哪里人？和主席什么关系？在哪里读书……毛臻逐一做了回答。田家英还说：“毛主席工作很忙，你谈话时间不要太长，不超过一小时！”
一会儿，车子由新华门驶进中南海，沿着林荫道往南海边行驶，来到一幢古老的四合院前停下。啊，丰泽园到了！
毛远耀之子毛臻
田家英领着毛臻走进菊香书屋。毛泽东正在东屋的办公室里紧张地工作。田家英叫毛臻稍为休息一下。大约过了十几分钟，他领着毛臻穿过院子，来到一间小客厅。这时，毛泽东从办公室里走了出来。毛臻连忙起身恭迎，叫了一声：“叔公，您好！”
毛泽东微笑着向他伸出手来，一边握手一边说：“你叫毛世美啊，欢迎你来看我！”
毛臻非常激动，紧紧握住毛泽东的手，幸福的泪水夺眶而出。毛泽东拉着他的手在身边的一个沙发上坐下来。然后从一个小盒内拿出糖果，对毛臻说：“吃糖。”
毛臻剥了糖纸，一边嚼着糖，一边望着主席和蔼的面容，心里的拘谨顿时打消了许多。
“你今年多大了？”毛泽东亲切地问道。
“刚满25岁。”毛臻答道。
“在哪里学习？”
“今年7月在大连工农速成中学高中毕业，考取了南京航空工业学校，现在马上就要开学了。”
毛泽东风趣地说：“那很好，你们家里又出了一个大学生啊！”
毛臻虽出身农家，但父母都当过教员，热心培养子女读书。他兄妹四人，解放后都考取了大学，学有所长，均系高级工程师。弟弟毛世奇，字醒狮，号世强，1934年7月生于上海，高中毕业后考入北京化工学院。大妹毛海英，1932年4月生于上海，1938年随母亲胡觉民去延安，1946年到大连，1950年在北京短期学习俄语后去苏联，考入莫斯科机床工具学院，成为新中国的第一代留学生。小妹毛小萍，1940年3月生于延安，1946年随母亲到大连，解放后考入清华大学水利系。
“要努力学习啊！”毛泽东认真地对毛臻说，“要多学一些自然科学，掌握更多的专业知识，你是学航空的，国家急需这方面的人才。将来，我们的国家要能自己设计、自己制造飞机啊！我们要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就靠你们年青一代。”
毛臻凝视着毛泽东，认真地听着他的教诲。
毛泽东又叮嘱道：“在学好自然科学的同时，还要学些社会科学，将来都有用处……”
毛臻很理解主席的心情：科学的用处是无穷的！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推翻了旧的国家机器之后，要从一片废墟上建立一个崭新的、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就要靠全中国人团结奋斗。听了毛泽东的话，毛臻深受鼓舞，他郑重地向主席表示：“我一定不忘叔公的教诲，刻苦学习，努力钻研文化知识和专业知识，掌握好建设社会主义的本领。”
毛泽东满意地点了点头，接着问道：“学习上、生活上有没有困难？有困难，可以帮你解决。”
毛臻心想：主席整天操劳国家大事，工作十分繁忙，我即使有一点困难，也不能打扰他老人家。于是，便回答：“叔公，我没有什么困难！”
毛泽东看出了他的心思，又补了一句：“以后有困难，找田家英同志也可以。”
毛臻依旧重复那句话：“没有什么困难。”
这时候，毛泽东忽然想起了什么似的，问道：“你怎么到了大连？什么时候离开韶山的？”
“1945年——主席，说来话长啊！”毛臻开始向毛泽东叙述他的经历，他1928年7月生于韶山冲翠嘉堂一个贫农家庭。父亲毛远耀，母亲胡觉民，早年跟随他们的“四叔”毛泽民外出参加革命。由于家庭环境的影响，他从小就受到革命思想的熏陶。那时，祖父毛泽先、伯祖父毛宇居常向他讲述毛泽东青少年时代的故事及大革命时期两次回韶山开展农民运动的情况，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37年至1938年，父母亲先后去了延安，毛臻留在家里，同祖父一起从事生产劳动。此后，他给地主放过牛，做过长工，受尽地主的剥削。对延安充满了无限向往之情的他，也希望能尽快回到父母身边去。
1941年春，毛泽东在延安找毛远耀谈话，谈到毛臻时，毛远耀向毛泽东转达了儿子的愿望。毛泽东当即表示同意毛臻及其叔父毛远翔、姑姑毛素娥去延安，并亲笔写了一封介绍信，要八路军沿途各办事处协助毛远翔、毛素娥、毛世美来延安。介绍信通过地下党组织转到韶山时，已是三四月份了。正当毛臻等人整装待发时，地下党员毛特夫前来通知他们：国民党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地下党组织受到破坏，八路军各办事处均已转移，路上封锁得很厉害，不能走了。毛臻只好暂时留在家里，继续种田。
1943年，毛臻才15岁，就开始接触韶山的地下党员毛浦珠、毛伟昂、邹祖培及张春林（白毛）等，并在他们的帮助和教育下，于1944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之后，毛臻参加了党的地下斗争，做交通工作，并协助毛浦珠秘密刻印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等文章，四处散发传单，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1944年冬，王震、王首道率八路军三五九旅南下支队南下，开辟抗日根据地，于1945年7月到达湖南湘潭境内。8月初，毛臻奉中共湖南省工委书记周里之命，和地下党员向保生前往湘潭县盐埠与三五九旅南下支队接头，见到了首长王震、王首道。8月10日，经党组织决定，毛臻与毛浦珠、毛楚雄离开韶山，前往湘阴白鹤洞，参加杨宗胜率领的三五九旅南下支队第六支队。从此，17岁的毛臻成为了一名八路军战士。
8月15日，日军宣布无条件投降。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湘北支队开赴湖北黄陂县大悟山、宣化店一带，与李先念率领的新四军五师会合。经过一个多月的行军，毛臻随部队到达目的地。
……
当毛臻说到这里，毛泽东插了一句：“楚雄在‘长沙大火’后到了韶山，那时他生活怎样？”
“生活很艰难！”毛臻答道，“那时，楚雄和周外婆，还有舅舅周先生，三个人相依为命，没有生活来源，饭都吃不饱，往往吃了上顿没下顿……”
“为什么让楚雄跟你们一道离开韶山呢？”毛泽东又问。
毛臻说：“1945年8月初，我从三五九旅部队驻地湘潭县盐埠回到韶山后，敌人造了一些谣，说王震带了一个排的兵力到了韶山，察看了主席的旧居……湖南省工委负责人周里等同志，估计敌人可能反扑，又考虑到楚雄和我，还有浦珠同志，留在韶山处境很危险，随时都可能遭到敌人毒手。因此，决定让我们三人立即离开韶山，参加八路军抗日，党组织还打算争取让楚雄到延安去，到主席身边学习。就这样，我们便离开了韶山……”
“后来楚雄是怎么牺牲的？”毛泽东继续问道。
毛臻开始讲述毛楚雄参军和牺牲的经过。
“参加八路军以后，我和楚雄在一个班，我当副班长，楚雄当战士。那时他身体瘦弱，但表现得很坚强，训练从不叫苦。后来，部队发现他有文才，便叫他去搞宣传工作，他硬是不肯。”
“1946年1月，国共双方达成停战协议。此时，部队驻扎在宣化店一带，王震、李先念考虑到楚雄的安全，决定由毛泽普带领楚雄去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再由董必武送往延安。到武汉后，由于国民党的阻挠，他们没能走成，只好返回宣化店五师驻地。来去相隔一个月，大约在同年3月间，我与楚雄在宣化店又见面了。”
“4月上旬，国民党反动派撕毁了停战协议，准备发动内战。新四军五师决定突围北上。就在中原突围之前，党组织决定派湖南的几个同志回去，以加强党在湖南的地下工作力量。就这样，我与楚雄分了手，离开了五师。后来，楚雄随王震司令员参加了中原突围……再后来情况我就不清楚了。据说他是在突围时牺牲的，详细情况，恐怕要问泽普……”
毛泽东听了毛臻的介绍，欷歔不已。他惋惜地说：“楚雄那时还很年轻啊，牺牲了真可惜！”
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毛泽东一家先后献出了6位亲人的生命。这是他的骄傲，也是韶山人民的骄傲！毛臻看得出，主席为毛楚雄的牺牲感到无比的悲痛。
“如果不牺牲的话，楚雄现在也会和你一样，在学校学习文化和技术知识啊！”毛泽东喃喃地说。
是啊，如果楚雄不牺牲的话，他今天一定也会和毛臻一样进入高等学府深造的。毛楚雄比毛臻仅大一岁，两人虽说辈分不同，但年龄相仿，是一起长大的，又一起在毛宇居先生门下读书，又一同参军，二人亲密无间。
沉默半晌，毛泽东侧过头来，一字一顿地对毛臻说：“楚雄是为中国革命胜利而牺牲的，死得其所，虽死犹荣！”
毛臻默默地记着毛泽东的话，深感主席的无私和伟大。
谈到这里，毛泽东觉得毛臻刚才的话还没有讲完，便说：“刚才你讲到离开新四军五师，以后情况怎样？”
毛臻继续介绍他的经历：
“离开五师以后，我于1946年5月回到湖南，在湘潭、湘阴一带做地下工作。”当时直接领导我的是毛远翥、王以哲两位同志，主要发动农民起来反抗地主的剥削和压迫，进行减租减息，反对国民党打内战。
“1949年1月，我接到在香港秘密工作的钱之光同志通过地下党组织转来的信，要我去解放区。经韶山党支部书记毛伟昂同意，我和舅舅胡幼松离开湖南，经广州到达香港。这时，我父母早已到了大连。于是，便通过钱之光同志介绍，我乘船去大连。到达时，正值我父母准备进关南下。我同父母只相聚一个星期，他们就走了，我便留在大连。1950年，我进入工农速成中学学习，读完了初中、高中的功课……”
听了毛臻的介绍，毛泽东赞赏地说：“看来，你还不简单呢，经受了不少锻炼！你十几岁参加了地下党，当过小八路，二十来岁读完了高中，现在又考上了大学……这很好！”
接着，毛泽东又问家乡韶山的一些情况以及毛臻的祖父毛智珠、伯祖父毛宇居、父亲毛远耀、母亲胡觉民等人的情况，毛臻一一做了回答。
毛泽东对毛臻说：“你离开韶山好几年了，现在韶山搞了一些什么建设，乡亲们生活怎么样了，烈士的后代日子过得好不好，可能不大清楚吧？有时间的话，你回去看看，代我问问他们好。”
毛臻满口应允。他看了一下手表，谈话时间已接近一个小时，便起身告辞。
毛泽东起身同毛臻握手，说：“世美，你以后到北京来，要来看我呀！”并把秘书田家英的电话号码告诉他，嘱咐说：“到了北京，给田家英同志打个电话，就可以了。”毛臻像收到一份珍贵礼物一样，感激不已。他曾经长时间地珍藏着这个电话号码。
1956年，毛臻从南京航空工业学校毕业，分配到沈阳黎明机械厂从事航空发动机方面的技术工作。同年，毛臻由厂里委派去北京航空学院进修一年，在学习期间，他与父亲毛远耀、母亲胡觉民、叔父毛远翔一起又一次受到了毛泽东的亲切接见。毛泽东深情地对毛臻说：“世美啊，你几年才到北京来一次，怎么不来看我啊！”接着，又向他询问了在大连生活的杨开英（杨开慧的堂妹）等老人的情况。毛臻一一做了回答。
毛泽东的亲切接见和谆谆教诲，给毛臻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给了他以极大的鼓舞。1960年，毛臻由沈阳黎明机械厂调到航天工业系统的新光机械厂从事航空发动机研究工作，先后担任过厂设计科科长、副总工程师、总工程师等职，直到1988年离休。
如今，年已八十多岁高龄的毛臻，仍然精神矍铄，身体健康，经常在沈阳、武汉两地之间来回穿梭，一方面照顾年近百岁的老父亲毛远耀，让其颐养天年；一方面不遗余力地宣传毛家事迹，弘扬红色文化，体现出一个老共产党员的本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