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毛仙梅旅京归来
1954年12月18日，毛泽东写信给堂弟毛泽嵘说：“你要求明年四月再来北京一次，我认为可以。还有毛仙梅想来，你可和他一道来。”又说，“在北京住一个月回家。”
毛泽东信中提到的毛仙梅，即是他的族兄、毛新梅烈士的胞弟。
毛仙梅，派名泽诒，号锡龄，系毛贻倬的第四子。因排行第十，人称“梅十阿公”。生于清光绪十五年（1889）十二月二十日，比毛泽东长四岁。他的二哥毛新梅是韶山党支部最早的五名党员之一，也是“韶山五杰”中最早牺牲的一个。在那如火如荼的岁月里，在二哥毛新梅的影响和带动下，毛仙梅与大哥毛学梅（旭梅）、三哥毛望梅一起参加了农民协会，打土豪分田地。大革命失败后，他被迫在外流浪，直到三十年代初才回到韶山，靠种田谋生。
全国解放后，毛新梅的遗孀、毛仙梅的嫂子沈绍华被接到北京居住达半年之久。毛仙梅和其他乡亲们一样，也想去看望毛泽东，便给毛泽东写信，表达想去北京的愿望。这样，毛仙梅获准于1955年6月与毛泽嵘一起进京，同去的还有毛泽东的表侄文炳璋，“外甥女”陈国生及其女儿陈锋。
毛仙梅出身贫苦，去时一身农民打扮，上着一件补丁青衣服，腰系一条旧围裙。接见时，毛泽东见他衣着土气简单，知道他生活困难，便拿出自己的衣服给他更换。
毛仙梅喜欢抽水烟袋，到北京还带着“烟袋脑壳”（旱烟管），抽叶子烟，一抽烟，烟雾重重，很呛人。毛泽东见他如此难受还一个劲地抽烟，便说：“仙梅十哥，你还是把烟袋脑壳丢了，抽纸烟吧。”毛仙梅却舍不得把烟斗丢掉。
在北京，毛泽东与毛仙梅、毛泽嵘、文炳璋等人合影留念，还向毛仙梅询问了乡间的一些情况。毛仙梅着重向毛泽东反映了韶山杨林蒋梯空烈士家被划为地主成份，亲属不满的事情，并把蒋的胞兄蒋浩然写给毛泽东的一封信交给了毛泽东。
离开北京时，毛仙梅去中南海见毛泽东，说：“主席，我在北京住不习惯，我要回去了。”毛泽东有些诧异，问道：“怎么不习惯，这里生活不好吗？”毛仙梅回答：“很好！可惜的是我丢了两件东西。”
“什么东西？”毛泽东问。
毛仙梅扳着手指说：“一件是叶子烟袋，一件是围裙子。”
毛泽东听了哈哈大笑：“啊！还是那两件东西，我不是都给你换了吗？”
毛仙梅说：“我舍不得丢掉啊！”
毛泽东笑了：“你真是舍不得呀！”
毛仙梅又提出要回湖南。毛泽东挽留他说：“再住两天吧。过两天，我要到南方去看看。”
停了一会儿，毛泽东忽然问道：“十爷（阿公），你到过中国风景最好的地方吗？”
“哪里？”毛仙梅不解地问。
“杭州。我去南方视察要路过杭州。俗话说，天上天堂，地上苏杭。”
毛仙梅长这么大年纪，还没见过什么世面，忙说：“没到过，我只到过韶山和北京。”
“那好，过两天你跟我一起乘飞机去杭州吧。”
几天后，毛仙梅与毛泽嵘随毛泽东乘坐的专机飞往浙江杭州。在飞行途中，毛泽东对毛仙梅说：“等一下到了杭州，你就使劲看看西湖的风景。”
飞到杭州上空时，飞机在西湖、钱塘江、六和塔等风景点的上空盘旋。毛泽东对毛仙梅说：“十爷，杭州到了，你攒劲看吧！”毛仙梅兴奋地看着地面上的风景，美丽的西湖映入眼帘，他恍如进入了人间天堂，被这秀丽的风景深深地陶醉了。
在杭州逗留两天之后，毛仙梅、毛泽嵘二人又随毛泽东乘专列沿浙赣铁路到达江西南昌，再沿湘赣铁路到达长沙。在列车行进途中，一天晚上，毛泽东拿着蒋浩然的信，看了一遍又一遍，然后问毛仙梅：“十爷，你到过蒋浩然家吗？”
毛仙梅回答：“怎么没去过？我来北京前，就去过蒋家。”
“蒋浩然家里情况到底怎么样？”毛泽东追问道。
毛仙梅直率地说：“那还有个怎么样，连饭都冇得吃，蛮困难的！”
蒋浩然的弟弟蒋梯空，1925年协助毛泽东在韶山开展农民运动，并由毛泽东介绍入党，后担任过中共湘区委员会特派员，1927年11月牺牲于韶山新屋湾。之后，蒋浩然一家遭受反动派的迫害，东奔西走，生活贫困。解放后，土改中他家被划分为贫农。谁知，当地有人公报私仇，又给他家改划为地主成分。蒋浩然当然不服气，只好写信向毛泽东反映情况。
毛泽东想了想说：“等下到了长沙，我会跟湖南的省委书记谈话，你就坐在侧边为他（指蒋浩然）多讲几句。”
专列抵达长沙，毛泽东下榻省委蓉园。湖南省党政领导都来欢迎毛泽东，汇报湖南的生产和人民生活情况。毛仙梅也在座。毛泽东与周里等人谈着谈着，毛仙梅插了一句：
“主席，我先天跟你讲的那件事呢？”
旁边的省委领导见这位坐在毛主席身边的农民打扮的人，冷不丁地插话，感到有些莫名其妙。毛泽东明白他讲的是蒋浩然之子蒋隆约被划成地主成分的问题，也不见怪，便对周里说：
“周书记，韶山杨林有个蒋浩然，是个烈属，土改他家划了地主成分。他家有意见，这个问题请你查一下。”并把蒋浩然的那封信递给了周里。
末了，毛仙梅与毛泽嵘要回韶山去，二人向毛泽东道谢。毛泽东对毛仙梅说：“我还要到别的地方去，这次就不回家了，不送你了。你们回去的车票，已经叫警卫员给你们买好，由他们送你上汽车。”
毛仙梅这次上北京，想要毛泽东帮助他解决生活困难问题，但又不便开口，所以一时闷闷不乐。
毛泽东明白他的心思，也不做声。临别时，毛泽东对他说：“这里有一口箱子，里面有一点东西，一点小小心意，就送给你了。”
毛仙梅接过皮箱，凝视了很久，不知里面装的什么东西。
警卫员提着箱子，把毛仙梅、毛泽嵘送到长沙汽车站，而后让他们上了汽车。车上，毛仙梅郁郁寡欢。回到家里，他把皮箱打开，只见里面放着一床鸭绒被。他心里想：主席送这东西做什么，我又享不了这个福！谁知他把被子打开，只见里面放着100元钱，顿时惊喜不已。
当天，毛仙梅跑到杨林蒋浩然家，将毛泽东赠物和过问蒋家划成分的事告诉了蒋浩然。1955年底，蒋浩然家的成分由地主改为“小土地出租”，以后又挂上了“光荣烈属”的牌匾。
九、“主席，我是老五毛碧珠”
毛碧珠（1895—1973），亦作笔珠，谱名泽田，字魁甲，生于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三月初三，行五，家住今韶山市韶山乡韶源村蔡家塘。他是毛泽东的堂弟。
毛碧珠的生父毛福生（1863—1933），谱名贻谋，系清国子监生，与毛泽东的父亲毛顺生往来密切。毛福生有三个儿子，长子泽启，即毛宇居；次子泽先，即毛智珠；三子泽田，即毛碧珠。由于胞弟毛寿生（贻读）无子，故将毛碧珠过继给毛寿生为嗣。
毛碧珠称毛泽东为“三哥”，两人年龄相近，小时候常在一起玩耍，还一起在毛宇居门下读过书。
1920年冬，毛泽东回乡教育全家干革命，把大弟毛泽民、小弟毛泽覃和堂妹毛泽建均带出去参加革命。此后，毛泽覃在长沙等地从事地下工作，毛碧珠曾随毛泽覃一同外出协助其工作。
1925年春，毛泽东回到韶山开展农民运动，毛碧珠回乡参加了农会。
大革命失败后，农会解散。在白色恐怖下，毛碧珠被迫自首，从此与党脱离了联系，以后在家靠种田谋生。
由于毛碧珠为人精明，经营有方，家中很快积累了一笔资金，买了几亩田，一家四口人，比较富裕。他交游较广，与当地上层人士有一些往来。他虽然是富农，但有正义感，曾与李漱清联名反对清溪乡国民党区党部书记唐烈光在乡抓壮丁，受到群众的拥护。
解放后，人民政府实行土改，毛碧珠被划为富农，他的八亩田也被分给了穷人。实行农业合作化后，年近六旬的毛碧珠也加入了合作社，以劳动养家糊口，与媳妇和两个孙子孙女相依为命，生活比较艰难。
1952年10月，毛宇居进京陈述乡情。11月25日，毛泽东在丰泽园接见毛宇居时，向他询问了毛碧珠的情况。当得知毛碧珠年老体衰，家中无劳力，生活困难时，毛泽东深表同情，即请毛宇居捎了一匹布料作为礼物送给毛碧珠。这件事情至今仍可在毛宇居的笔记本上找到当时的记载——毛泽东赠物时留下的手迹：“……毛笔珠衣料四丈。”落款为“毛泽东赠”。
1956年4月，毛碧珠的堂弟毛纯珠去北京看望胞弟毛泽全，在毛泽全的引领下，见到了毛泽东。在座的还有毛泽东的表兄王季范、文涧泉、文运昌、文梅清等人。毛泽东向毛纯珠问及毛宇居、毛碧珠等人的情况。毛纯珠如实反映了毛碧珠生活困难，以及他加入合作社后认真劳动的情况。毛泽东听了感到欣慰，当即给毛宇居写了一封信，又给毛碧珠写了一封信，请毛纯珠一并带回。信云：
笔珠兄：
纯珠兄来说你已加入了合作社，甚为高兴。望你努力工作。顺祝康吉！
毛泽东
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日
1959年6月，毛泽东回到故园韶山，设宴招待父老乡亲，并嘱公社书记毛继生负责邀请他的师长、故旧和亲友。毛碧珠因为出身富农，未在被邀之列。毛碧珠前往松山欲求见毛泽东，也被保卫人员拒之门外。
6月26日，毛泽东在视察韶山学校之后，回到松山住所，连续三次问道：“毛碧珠怎么没来？”
村干部说：“碧珠划了富农。”
毛泽东听了，有些生气：“富农又怎么样？他是我的堂弟，还能害我吗？”并叮嘱道：“一定要把他找来！”
于是，村干部连忙去蔡家塘通知毛碧珠来松山见毛泽东。
6月27日上午，毛泽东在松山接见了毛碧珠。
见了毛泽东，毛碧珠喊了一声：“主席。”又喊了一声，“三哥。”
分别几十年了，毛泽东不认识他了，凝视良久，仍然认不出来，他摇摇头，问道：“你是谁？”
“主席，我是老五毛碧珠。”
“你是碧珠五弟啊！”毛泽东亲切地握着毛碧珠的手深情地望着他，说，“你瘦多了。”
毛碧珠激动不已，不知说什么好。
毛泽东关切地询问：“你的婆婆什么时候死的？”
“死了几十年了。”毛碧珠有些伤感。他的妻子杨氏死于1933年。
“你后来找老伴了吗？”毛泽东又问道。
“没有。”
“你有几个儿子？”
“有一个儿子，叫毛远翱，也已经死了。有一个孙子，叫毛世杰，才十几岁。还有一个女儿，现在衡阳工作。”
毛泽东点点头，又问：“当地政府对你怎么样？”
“很好。”毛碧珠说，“他们没有把我当富农看。”
“其实，你这富农可划可不划。”毛泽东安慰他，又问，“划了富农，你有什么意见？”
毛碧珠回答：“没有意见。”
毛泽东点点头，说：“你老了，身体也不大好，不要去劳动了。告诉你的后人，听党和政府的话，好好工作！”
毛泽东无微不至的关怀让毛碧珠感动得热泪盈眶。
中午，毛碧珠和乡亲们留在松山，与毛泽东一起共进午餐。
午饭后，毛泽东与大家合影留念，毛碧珠站在后排。这一天，是毛碧珠最幸福的一天，这一张照片也是毛碧珠一生最难忘的纪念。
1973年农历十一月，毛碧珠在韶山蔡家塘病逝，享年78岁。
十、“四嫂”王淑兰
在韶山冲毛泽东故居对面楠竹圫北边的山坡上，有一座普通的坟墓，墓碑上刻着：“毛母王淑兰之墓”。墓地的说明上写着：“王淑兰，毛泽东之大弟毛泽民的爱人，1896年2月5日出生在湖南省湘乡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湘潭韶山特别区妇女界联合会负责人。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她先后在长沙、华容和湘南等地，坚持党的地下工作，直到湖南解放。”
毛泽民的结发妻子王淑兰
王淑兰是毛泽民烈士的结发妻子，1895年（农历十二月五日）生于湘乡县白田区金石乡安乐村刘家湾。她是在毛泽东的直接教诲下走上革命道路的。因为毛泽民排行第四，毛泽东习惯称她为“四嫂”。她是一位忠贞不渝的“革命红嫂”。在白色恐怖之下，她长期坚持革命斗争，历尽艰辛。
王淑兰出身贫苦。父亲一辈子务农，是一位勤劳的庄稼汉，为了养家糊口，他在贫瘠的土地上超负荷地劳作，致使身体早衰，疾病缠身，才四十多岁便染上肺病，过早地去世了。母亲是一位家庭妇女，生有一儿一女，父母在世时，按照封建习俗，为女儿包办婚姻，把王淑兰嫁到了与湘乡毗邻的湘潭县韶山冲，王淑兰便成了毛顺生的第二个儿子毛泽民的结发妻子。
王淑兰从小机智能干，热爱劳动。来到毛家时，毛泽东已去长沙读书，嫂子罗氏也已去世。毛泽民正全力协助父亲治理田产，经营买卖，料理家务的担子自然落到了王淑兰的肩上。每天，当雄鸡报晓，她便第一个起床，生火做饭，洒扫庭除，缝补浆洗，服侍翁婆，喂养家禽，样样都做。她心灵手巧，干活麻利，深受婆婆的喜爱。
王淑兰与毛泽民共生育了三男二女，只有女儿毛远志长大成人。其余有的活到7岁，有的活到3岁，均早夭。她为哺育儿女尽了自己的一切力量。
婆婆文氏是一个心地善良、贤惠敦厚的农家妇女。王淑兰和她亲如母女，相处多年，婆媳从未红过脸。婆婆身体不好，王淑兰一有空就陪着她，为她端茶送饭，洗衣擦身。婆婆善待穷人，经常以钱物接济他们，王淑兰深受婆婆的影响，也尽自己的能力，帮助穷人渡过难关。婆媳二人的善举，为邻人所称道，传为美谈。
1917年，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的毛泽东放了寒假由长沙回到家中，与父母、弟弟、弟媳团聚，准备过年。
这天深夜，王淑兰在家里一间房子里生起了一炉柴火，松枝噼噼啪啪地燃烧，炊壶冒起热气“呀呀”直响。王淑兰与贺家姑表妹等人，正围坐炉边，一边烤火，一边话家常。
忽然，厅房里传来“咚咚”的响声。“哪里这样响？”王淑兰喊道。
“我下楼啦！你们怎么这时还没有睡呀？”外面传来一个亲切的声音。
王淑兰一听，是毛泽东的声音，心里非常高兴。
“四嫂，四嫂！”毛泽东身着一件藏青色棉布袍，一边说着，一边面带笑容地走进房来。
“什么事啰？”王淑兰望着他那满脸笑容，诧异地问。
“好消息，好消息！”毛泽东随手拖了一条长板凳，坐下来，然后拿起火钳，轻轻敲打着柴块，眉宇间流露出无比的高兴。
“什么好消息啰？”王淑兰更诧异了，“你得了一个什么宝贝？”
“嘿呀！这个消息比捡了宝贝还好。”毛泽东两手一举，一字一顿地说，“告诉你，俄国已经共产了，我们也一定要学他们，闹革命，搞共产……”
“搞共产，听你讲得倒好。”王淑兰不无紧张地说，“那要好多头来杀啰！”
“杀头？”毛泽东两手往下一按，“杀头也要干！你晓得，共产了多好啊！国家也不会扯皮了（指国内军阀混战）。你们妇女自由了，婚姻问题也不会扯皮了。”
“什么叫婚姻问题？”王淑兰没有读过书，对“婚姻”这个词还不理解。
“这都不晓得哟！”毛泽东通俗而又诙谐地说，“堂客和男人的婚事，就叫婚姻问题啰！比如父母包办婚姻，儿女反对包办婚姻……”
说完，大家都笑了。
“三表哥真是奇人，尽想这些离奇古怪的事情。”寡言少语的贺表妹插了这么一句。
“你以为这是奇怪事吗？”毛泽东把头一转，对贺表妹说，“不，我们不只是要想，还硬要照着做咧！”说完，他哈哈大笑地走到他阁楼上的书房去了。
毛泽东走后，王淑兰独自坐在火炉边发呆。是啊，这年的十月，俄国革命已取得了成功，使中国人民大受鼓舞。正如毛泽东后来所说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听了毛泽东的话，王淑兰深受启发。
这次炉前夜话，深深地触动了王淑兰的思想，对她后来走向革命起了一定的启蒙作用。
1921年正月，毛泽东又一次回到韶山。一天晚上，毛泽东把全家人喊到火炉边，动员全家干革命。一家人围炉向火，一边品尝食品，一边话家常。毛泽民介绍了民国六年以来家里所发生的一系列事情，王淑兰也介绍了一些情况。
毛泽东说：“你们讲的这些都是实在的。我的意见是把屋里捡一下场，田也不作了，都跟我出去，泽民到长沙读点书，边做些事，将来再参加一些有利国家、民族的工作……”
毛泽东提议把家中的东西，该送的送，该丢的丢，都处理掉不要了。他说：“光顾自己有饭吃不行啊！要使全国老百姓都有饭吃，怎样才能办得到呢？就是要走出去干革命，这叫舍小家为大家。”
毛泽东还嘱咐毛泽民和王淑兰，打些鱼，拿些腊肉，送给左邻右舍和亲戚朋友。
几天后，毛泽东离开了韶山。不久，毛泽民夫妇也带着孩子来到长沙，全家人走上了革命道路。
王淑兰和丈夫毛泽民先后住在妙高峰和清水塘，进一步受到革命思想的熏陶。开始，她主要是帮助毛泽民做些家务，同时做一些辅助性的工作，之后逐渐开始独立开展工作。由于生孩子，她又回到了韶山。此后，她与毛泽民天各一方。
1925年2月至8月，毛泽东偕杨开慧回到韶山，开展农民运动。王淑兰积极参加了当地的“雪耻会”、农会。在毛泽东的教育下，她的思想觉悟提高得很快。
1926年，湖南农民运动蓬勃发展。王淑兰以妇女界先锋的面貌出现，投入了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她担任了韶山特别区妇女界联合会执行委员。她带领韶山冲的妇女，向封建势力和一切陈规恶习猛烈开火。她高举红旗率领妇女游行，高呼“打倒土豪劣绅”，“妇女要解放”等口号，号召妇女自己起来解放自己。这年秋，王淑兰率领韶山冲的妇女们冲进毛震公祠，和男子平起平坐，一起喝祭祀酒，冲破妇女不能进祠堂的封建宗法观念，博得妇女们的一致拥护。同年，王淑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7年1月，毛泽东回韶山考察农民运动，在出席第二次乡农会时，和大家一起到毛震公祠喝酒，他尊妇女坐头席，向妇女敬酒，并称赞王淑兰敢于打破男女不平等的老规矩，进祠堂喝酒的行为。从此，妇女进祠堂喝酒坐头席的美谈，传遍山村内外。
“马日事变”后，毛泽东家连遭抄家、挖祖坟，上屋场也被没收。王淑兰不得已离开韶山，转入地下活动。
1929年，因叛徒出卖，王淑兰被逮捕，关押在长沙陆军监狱。在女囚中，有六名共产党员，王淑兰被选为党小组长，带领难友们同敌人进行斗争。敌人多次审讯她，她坚强不屈，始终没有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在狱中，她和共产党员罗醒约定，今后不论谁牺牲，活着的人就是烈士遗孤的母亲。1930年7月，彭德怀率红军攻克长沙，王淑兰和难友们被解救出狱。罗醒出狱后英勇牺牲，王淑兰果然把罗醒的儿子王华初收为养子，并改名毛华初。
王淑兰出狱后，带着女儿毛远志和养子毛华初四处寻找党的组织。8月，由党组织安排省交通员孔福生，送王淑兰一家三口到长沙东乡梨掩护起来，由于敌人到处搜捕，梨一带很不安全，他们只好随时转移，应付意外情况发生。1931年冬，王淑兰带着两个孩子到上海找毛泽民，不料也扑空，党中央已从上海撤离，毛泽民去了江西革命根据地。母子三人只得返回湖南。到长沙后，又由孔福生把母子三人掩护在湖南第一纱厂附近。不久，王淑兰母子去华容讨米，并投靠于姑表兄弟贺晓松家。
此后，王淑兰失去了组织关系，万般焦虑，但她仍不气馁，苦苦寻找，并想方设法独立开展工作。她变换各种身份，到处打听情况。她学过裁剪，经常以裁缝的名义走街串巷，有时也扮成讨饭的穷人，挨家挨户察访。在这期间，王淑兰历尽了千辛万苦，饱尝了人世间的人情冷暖。
1937年7月，王淑兰与组织接上了关系，并参加了韶山党组织的活动。1938年，她又通过八路军驻长沙办事处，先后把两个孩子送往延安。
此后，王淑兰仍留在湖南从事地下工作。
解放后，王淑兰获悉毛泽民已于1943年牺牲，她悲痛欲绝，当场昏了过去。她始终敬重毛泽民，并深深地爱着她。早在1931年去上海时，她虽未见到毛泽民，却知道他已同别人结婚了。她饱尝了包办婚姻的苦果，也能原谅在战争年代联系中断的情况下毛泽民再婚，但是她始终没有改嫁。
1950年春，王淑兰从湖南到江西，看望因病住院的女儿毛远志，并从南昌给毛泽东寄去一信。不久，毛泽东亲笔回信，叫毛远志和丈夫曹全夫陪王淑兰去北京。到北京后，王淑兰住在京畿道18号中共中央联络部。
第二天晚上，毛泽东就在中南海接见了王淑兰，同这位弟媳谈了很久。王淑兰送给毛泽东一只无盖的杯子。毛泽东看见这朴实无华的礼品，很高兴地收下了。
1951年，王淑兰的儿媳——毛华初的爱人韩瑾行因患支气管扩张，到北京协和医院治疗，出院后，她来到中联部招待所与婆婆王淑兰住在一起，准备住一段时间，即偕婆婆一起回湖南去。临行前，婆媳俩想把这一情况告诉毛泽东，便商量着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韩瑾行高兴地对婆婆说：“太好了！我正想借这个机会见见主席大伯。”王淑兰说：“那就在信中说一下吧。”
于是，由韩瑾行执笔，以王淑兰的名义给毛泽东写信。信中写道：湖南和平解放后，我从湘南郴州回到湘潭，随后去江西看望女儿远志，再来北京，现在住中联部，已有将近一年时间了。其间，儿媳韩瑾行来北京治病，现已经出院。我准备过几天和儿媳一起回湖南老家去。临行前，我们想见见您，可以吗？
接着，韩瑾行以自己的口吻向毛泽东介绍了自己的情况及来北京的经过。
毛泽东接到王淑兰婆媳俩的信后，很高兴，随即派秘书叶子龙去接她们到中南海见面。
1952年10月3日，叶子龙来到中联部。不巧，这天韩瑾行去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看苏联“改造伏尔加河”的展览去了。王淑兰四处寻找，由叶子龙开着车先后去头发胡同1号韩幽桐（韩瑾行的姑妈）家和7号王季范家等处寻找，均未找到。王淑兰只好独自怏怏不乐地来到了中南海。
毛泽东在丰泽园菊香书屋的会客厅里接见了弟媳王淑兰，问道：“你儿媳怎么没来？”王淑兰不快地说：“她呀，不知跑到哪里去了，连个人影也找不到。”
这天，韶山还来了几位乡亲，一位是毛泽东的堂兄和塾师毛宇居，他是受韶山乡政府委托来北京请主席为新建的韶山学校题写校名的；另两名是毛泽东幼年时的同学和邻居邹普勋及毛泽东少年时的“激进派”老师李漱清，他们是应毛泽东的邀请，来北京叙旧并汇报乡间情况的。王淑兰见了乡亲们十分高兴。毛泽东更是乐不可支，与弟媳和乡亲们亲切交谈。
中午，毛泽东在家设便宴招待弟媳和几位乡亲。午饭后，王淑兰急着要离开丰泽园。毛泽东挽留道：“怎么就走？他们都不走啰。”王淑兰说：“我要去寻儿媳妇，因为她要见主席大伯。”于是，毛泽东派叶子龙送她回中联部。
车子刚到中联部，正碰上韩瑾行从外面回来，王淑兰连忙叫儿媳上车，跟着叶子龙一起去见“主席大伯”。于是，韩瑾行独自去了中南海，幸福地见到了“主席大伯”。回来后，王淑兰问她：“你是怎么称呼毛主席的？”韩瑾行答：“喊主席。”王淑兰嗔怪地说：“你这憨子，怎么连伯伯都不晓得喊！”早在1938年，毛华初去延安前，王淑兰便嘱咐他：“见了主席，一定要喊大伯。”于是，毛华初第一次见主席时，便恭恭敬敬地喊了一声“大伯”，并行了一个九十度的鞠躬礼。也难怪王淑兰今天要责怪儿媳了。
王淑兰在北京住了一段时间后，回到湘潭，与养子毛华初一起生活。毛华初当时任中共湘潭县委副书记，后任县委书记。王淑兰的组织关系就挂在县委招待所，每月领取生活费60元，后提为80元，直到去世。
王淑兰还在韶山住过一个时期，在毛泽东旧居担任接待工作。她生活简朴，平易近人，矮矮的个子，一头齐耳短发，经常穿一身浅蓝色大衣和青色便裤，一双曾经裹过的小脚穿着一双布鞋，显得精明而干练。她热情地向来访的国际友人和参观的群众介绍毛泽东的生平事迹和革命家庭。
晚年，王淑兰与儿子、儿媳生活在一起，住在长沙，她很少去北京，但常通过去京人员捎去对毛泽东的亲切问候。同时，毛泽东也多次向进京人员询问王淑兰的生活情况和身体情况，写信向她表示问候。毛华初、韩瑾行每次去京看望毛泽东时，毛泽东均一再问到王淑兰的生活和身体近况，嘱咐侄儿侄媳照顾好王淑兰的生活。
1960年冬，毛泽东到湖南视察，住在省委蓉园。当时，毛华初在湖南省档案局工作，王淑兰也随儿子到了长沙。毛泽东在蓉园一号接见了弟媳和侄儿一家。他们亲切地拉家常，谈工作。毛泽东希望毛华初多搞些调查研究，王淑兰非常同意，夸赞儿子工作扎实，有出息，希望“主席大伯”多多栽培。毛泽东说：“革命工作都一样，行行有出息。你们的事情，我从不干预。不过，无论搞什么工作，都要注重调查研究。”
1964午7月，王淑兰的儿媳韩瑾行去北京参加农林部召开的政治工作会议，临行前，王淑兰嘱咐儿媳见了大伯，不要忘记代她向主席问好。会议结束时，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接见与会同志并合影留念，韩瑾行借此机会与伯父交谈，向他转达了婆婆的亲切问候。
1965年6月，王淑兰因病在长沙逝世，终年69岁，灵柩被运回韶山，安葬在毛泽东故居对面青松环抱、绿荫掩映的山坡上。
十一、大家闺秀周文楠
周文楠（1910—1992），又名润芳、菊年，毛泽覃的妻子，毛楚雄的母亲。湖南长沙人，生于1910年11月。1926年同毛泽东的小弟毛泽覃结婚。毛泽覃牺牲后，改嫁王英樵。
周文楠出身官宦人家，堪称大家闺秀。父亲周模彬在清朝时任过知县、知州，在社会上有一定的地位和名望。母亲周陈轩，是一位思想开明、知书达礼的女性。从一张过去的照片上看，很难想象周文楠出身于这样的家庭，她个头较小，身体孱弱，额头、颧骨稍高，细长眼睛，脑后梳着发髻，倒像江南水乡的“小家碧玉”。可她实际上性格刚毅，举止大方，浑身上下透着一股灵气，颇有乃父气质。
早年的周文楠，背叛封建家庭，参加了革命，其母亦和她志同道合。1925年，母女俩在长沙小吴门松桂园1号的家里，协助党组织收藏、保管和传递党的机密文件，掩护党的地下工作。湖南早期革命活动家郭亮、夏明翰、萧三及毛氏三兄弟都来过周家，在那里开会研究工作，从事革命活动。
1927年夏，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白色恐怖笼罩着湖南。面对反革命的屠刀，革命队伍中不少人惶恐动摇，声明脱党，有的甚至变节反共，投入敌人的怀抱，但周文楠毫不畏惧，决不动摇。这年9月8日，她在长沙生下儿子毛楚雄。产后不久，便拖着虚弱的身子，毅然投入长沙的地下工作，继续同反动派进行斗争。
1928年春，周文楠不幸被捕。在狱中，任敌人威逼利诱，严刑拷打，她始终坚贞不屈，并作好了牺牲的准备。然而，幸运的是，1930年彭德怀率领红军打开长沙城，她被解救出狱。
出狱后，周文楠回家作了短暂的停留，便加入了彭德怀的部队。不久，她随部队撤退长沙，辗转到了江西苏区。在那里，她被安排进入红三军团的军事政治学校学习，然后分到十六军政治部做宣传工作。
1934年10月，红军撤离江西，举行长征。由于工作需要，周文楠留在江西，在罗霄山脉中段打游击。1935年春，在莲花县一次游击行动中，她与部队失去联系，在寻找部队时，被地方反动武装所俘。幸得她在莲花县法院当承审员的侄孙周邦杰暗中营救，最终化险为夷。这样，她又一次被释放出狱。
周文楠同毛泽覃是在长沙从事革命活动时相识相爱的。1925年秋天，毛泽覃赴广州工作。第二年7月，周文楠和母亲一起也到了广州，在母亲的操办下，她和毛泽覃完婚。当时，广州大革命的形势十分高涨，夫妻俩肩并肩地投入战斗，心情极其愉快、兴奋；每天朝夕相处，生活上互相照顾，小日子过得非常和谐美满。
1927年“四一二”事变后，广州的形势急转直下，反动派到处捕人杀人，毛泽覃一家只得被迫转移。周文楠的母亲周陈轩返回长沙，毛泽覃夫妇则转道上海，旋赴武汉。同年“八一五”后，汪精卫已经反共，武汉落入反革命之手，这里也无法立足了。为了武装反抗国民党，毛泽覃受命赶赴江西，参加南昌起义，后随部队上了井冈山。周文楠因临产，回到老家长沙。此后相当一段时间，两人中断了联系。
1931年，周文楠在江西苏区听到了毛泽覃已和贺子珍的妹妹贺怡结婚的消息，心里非常痛苦。但她明白，那是战争环境造成的，她没有怨恨，真心地祝愿他们生活幸福。
1936年冬，周文楠和组织失去了联系，从江西回到长沙。自从1928年春和家人分别，至今已有八年多了，她何尝不时时惦念着年幼的儿子和年迈的母亲呢！当她推门进家时，泪水止不住地哗哗流淌。尤其是看见九岁的儿子向她投来陌生的目光时，她的心都碎了，哽咽着喊道：“楚雄，我是你的妈妈呀！”又见老母亲白发苍苍，深知其生活艰辛，内心更是酸楚。但她很快抑制住自己的伤感，在长沙隐居下来，继续革命。
1937年冬，党组织找到了她的下落，安排她在湖南省工委工作，并把她母亲和儿子转到韶山居住。不久，在延安的毛泽东获悉后，写信给韶山的堂兄毛宇居，请他转交周文楠，要她去延安学习，并捎去公家出资的20块光洋做路费。1938年初，周文楠收到此信，立即去找帅孟奇。因为工作忙，人手少，帅孟奇暂时没同意她离开，因此周文楠直到1940年才成行。周文楠又一次告别母亲和儿子，经重庆八路军办事处，随同周恩来一起到达延安。
在延安，周文楠被安排到中央保育院任教员。这期间，她和一同工作的王英樵相识并相爱。王英樵是河南人，1939年春到保育院小学任教导主任，1941年下半年任校长，1942年春调到边区政府教育厅任督学。1942年春，周文楠也调到边区政府工作，任干休所党支部书记。经过几年的接触、了解，周文楠对王英樵的人品、性格、能力等各方面都比较满意。两人一起商议结婚，并去征求毛泽东的意见。毛泽东说：“婚姻自由嘛，这是1931年在江西苏区制定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就规定了的原则。你再婚，我不干预。记住，润菊是为革命牺牲的，他的精神不朽，值得我们活着的人思念！”周文楠听了，深情地点了点头。
周文楠与丈夫王英樵在哈尔滨
这年，周文楠和王英樵结合了。他们相亲相爱，和睦体贴，风雨同舟，白头到老。
1943年，周文楠被调往绥德分区实验小学继续做教育工作。1945年日本投降后，她和丈夫王英樵带着两岁的女儿王肖玎，随同西北局干部队从绥德分区奔赴东北，开展党的工作。到全国解放初期，她先后任辽宁省委党校支部书记，康平县、依安县公安局秘书，依安县法院院长，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庭长，沈阳市人民法院刑事庭庭长。
周文楠是一位革命的母亲，为了让千万个孩子幸福成长，她忍受着母子分离的痛苦，两次把楚雄托付给母亲周陈轩照料，自己全身心地投入革命。1946年，毛楚雄在中原突围的一次战斗中英勇牺牲，周文楠事后获得这个噩耗，心情万分悲痛。
同时，周文楠又是一位人民的好儿女，为了使千千万万个母亲和儿女相聚，过着和平幸福的生活，享受着天伦之乐，她四处奔走，矢志革命，几次弃家别母，战斗在异地他乡。
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5月初，周文楠在沈阳收到母亲的一封信，信中写道，第四野战军南下路过韶山，许多人纷纷到毛泽东旧居参观，她趁此机会打听毛楚雄在什么地方，为什么没有消息，也不回家看望。周文楠接到此信，心里非常难过，她含着泪水给毛泽东写了一信，要求回湖南接母亲到东北和自己一起生活，路费问题请湖南省委按烈属规定予以解决。并把母亲的来信作为“附件”一同寄上。不久，毛泽东回复一信：“接你母亲去东北和你一道生活一事，我认为是好的……惟你母年高，一人在路上无人招扶是否安全，是否需要你自己去湖南接她同去东北方为妥当，请你考虑告我。如你自己去接，我给湖南的信即由你带去。”
接到毛泽东的信后，周文楠立即动身去湖南。途经北京，她特地去看望了毛泽东。毛泽东非常关心周陈轩老人的身体、生活等情况。他叮嘱道：“以后要好好照顾外婆，经常安慰她老人家，让她安度晚年。”
之后，周文楠回到韶山，见到母亲，瞒住了楚雄牺牲的消息，让老人高高兴兴地随她到东北定居，颐养天年。母亲北迁之事如此顺利，周文楠心中一直对毛泽东充满感激之情。事隔几十年，她对此事记忆犹新。她说：“1950年春，我将老人寄给我的信转寄毛主席。毛主席接到信后很高兴。毛主席亲自写信给我，而且想得那么周到。”
1950年10月，周文楠偕同周陈轩到达沈阳，时值朝鲜战争爆发，东北形势紧张，美国飞机疯狂轰炸我边境，沈阳被迫疏散人口。周文楠经东北局批准，回到黑龙江泰安县，仍任县法院院长。
1950年5月12日，毛泽东致周文楠信（信封）
1952年春，中共黑龙江省委调周文楠到齐齐哈尔工作，任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庭长。
1956年11月，周文楠的丈夫、时任哈尔滨市城市建设局局长的王英樵，到北京参加城市建设部召开的工作会议，亦受到毛泽东的亲切接见。
周文楠调哈尔滨工作后，因身体不好，久病不愈，只得长期请假在家休养。
1969年，周文楠第二次回到韶山。在韶山火车站她见到了前来迎候的族侄毛特夫，二人合影留念。
1982年，72岁高龄的周文楠申请离休，得到批准。离休后，她一边休养，一边撰写革命回忆录。在疾病的折磨和悠远的回忆中，她曾吟成一首诗《离休久病回忆有感》：“风风雨雨六十年，征途坎坷病魔缠。倾家舍亲凝血泪，为国无私天地宽。”
迈入古稀之年后，周文楠逾加思念韶山，怀念早逝的亲人。
1984年7月1日，正值党的生日，革命圣地韶山车流如织，游人纷至沓来。游人中有一位身材瘦小、年逾古稀的老太太，在家人的陪同下，缓缓走进毛泽东故居，看到里面的一切，她百感交集，流下了几行热泪。她就是周文楠。接着，她又来到滴水洞，凭吊一代伟人，然后挥笔题写了一首诗：
瞻仰韶山冲，又看滴水洞。
怀念毛主席，难忘深海情。
亲人泽覃、楚雄，虽死犹生。
这是她在新中国成立后第三次重返韶山。
为了革命的胜利和民族的解放，毛泽东一家先后有6位亲人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这中间周文楠的亲人就占有两位，一位是前夫毛泽覃，一位是儿子毛楚雄。在那悲惨的日子里，她以极大的毅力忍受了失去亲人的痛苦，坚持到革命胜利。
同年，中共中央有关部门召开“革命老人座谈会”，周文楠参加了会议，受到各界人士的尊敬。
1986年4月，周文楠和丈夫王英樵到江西瑞金参加毛泽覃烈士铜像落成暨泽覃牺牲50周年、楚雄牺牲40周年的悼念活动，她百感交集，思潮翻滚，向烈士铜像献上写有“泽覃千古”的花圈。她热泪盈眶，深情地说：“泽覃，我来看你来了，我来看你了。”她还吟了一首诗，献给湖北大悟烈士纪念馆。诗云：
泽覃头颅抛瑞金，楚雄热血洒秦岭。
父子牺牲各东西，为国捐躯育后人。
1992年3月，周文楠委托丈夫王英樵，给毛泽民的继子毛华初夫妇写信说：明年是毛主席的“百年祭”，闻说家乡父老乡亲和党政部门将举行大规模纪念活动。全国许多干部、群众都自愿捐款为纪念活动的实体建筑出力，我们做家属的更加不能落后。寄上一千元，以表我们心意。
当时，周文楠年已81岁，重病缠身，瘫痪在床。有人评价说：周文楠夫妻这一千元胜过常人的一万元。足见周文楠对韶山对毛泽东兄弟的一片深情。
1992年9月5日，周文楠因病逝世于哈尔滨，享年81岁。人们为她没能活到毛泽东诞辰一百周年时来韶山参加纪念活动而感到遗憾。
1993年12月26日，王英樵和女儿王肖玎应邀来到韶山，参加了韶山举行的纪念毛泽东诞辰一百周年活动，了却了周文楠的一桩心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