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家组织事实是黑社会
墨子，鲁国人，战国时期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军事家、社会活动家，墨家学派的创始人。
墨子的活动概括起来就是传道、授业、解惑。为了宣城他的思想和主张，墨子广招学徒，并建立一个组织称作墨家。墨家是一个有着严密纪律和组织的团体，最高领袖即老大的称作“巨子”， 所有的墨家成员都是“墨者”，墨者必须服从巨子的指挥。为了达到目的完全可以舍身成仁。按照当时的说法就是“赴汤蹈火，死不旋踵”。从墨家的这些看出其完全有黑社会组织的特征，但是墨子的“黑社会组织”干的不是杀人越货的勾当，相反他们提倡爱，不光是爱还要兼爱。而且墨子最初的目的就是要消灭战争。
墨家这个社会组织具备这样的特征：一是墨家形成了比较稳定的组织，而且人数较多，有明确的组织者、领导者（巨子），骨干成员基本固定（亲信弟子达到数百人之多）。二是墨家有组织地通过各种方式获取经济利益，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支持该组织的运行。墨子将所有的墨者培养成技术精湛的工人，他们小到做家具，大到搞建筑，都是专业人士，而且收费便宜，童叟无欺，于是墨者成为当时受百姓欢迎的手工业者。他们还制造武器，但是这些武器不卖给侵略的一方，只卖给防守的一方。这与墨子兼爱、非攻的思想极为符合。上述墨者自力更生的社会劳动活动获得了大笔经费，使得墨家的活动在经济上得到了保障。
墨家在鼎盛的时候就有墨者达千余人之多，其在战国的影响力可见一斑。墨家要求每位墨者都要有一技之长，他们平时要是有买卖就去做，如果没有他们就聚在一起搞一些技能训练，以备不时之需。墨者大都来自社会下层，他们“串足胼胝，面目黧黑”，如果有弱国遭遇攻打，百姓有难，他们就前往救苦救难，当时的墨家成为弱国和弱者的保护神。
“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墨子的这句话是说，对天下有利的事情，墨家是支持发扬的；对天下有害事情，墨家是坚决反对的，而且是一定要消灭的。这就说明墨子建立的这个组织是以拯救黎民苍生为己任的。他们理想人人兼爱，人人非攻，只有这样才能换来和平。也就是“若使天下兼相爱，爱人若爱其身，犹有不孝者”？
我们从墨子的思想中还可以看到其朴素的江湖道义，“无言而不信，不德而不报，投我以桃，报之以李”。意思是说，没有什么话不答应，没有什么恩德不报答，你投我桃子，我用李子回报。
墨子在战国那样一个乱世宣扬兼爱、非攻，还创立了宣扬和维护这种理想的组织。我们从他的思想里可以看出其类似于“黑社会”的组织机构和江湖道义，也许墨子是中国古代最早的“黑社会” 老大。
·“卧薪尝胆”是谣传
“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属楚；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对于蒲松龄的这段话，大多数人都不陌生，而这段话中“卧薪尝胆”一词更是家喻户晓的经典成语。
春秋时期，越王勾践在一次战争中被吴国夫差打败，带领所剩的五千兵马逃到了会稽，还是被吴军围了个水泄不通。于是越王只能向吴国屈辱求和。在吴王的威逼之下，勾践到吴国宫廷中服了三年的苦役，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勾践被释放回国之后，为了奋发图强报仇雪耻，他睡觉躺在硬柴上，坐卧饮食都要尝一下苦胆，告诉自己不能忘记国家破亡的痛楚，激励自己的勇气和斗志，经过几十年的休养生息和不懈努力，他最终战胜了吴国。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熟知的典故“卧薪尝胆”的来历。现在人们常用这个成语表达刻苦自励、奋发向上的决心。
然而关于越王勾践是否真的曾经卧薪尝胆，却是众说纷纭。有的说他从来没有卧薪尝胆过，有的说他“卧薪”而没有“尝胆”，那么事实到底是怎样的呢？难道这个流传千古、帝王发愤图强的典故，竟然是个欲盖弥彰的大谎言？
《左传》和《国语》是现存最早的记载吴越争霸和勾践事迹的历史典籍，但这两本史籍都没有讲到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行为。
到了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越王勾践世家》曾说：“吴既赦越，越王勾践返国，乃苦身焦思，置胆于坐，坐卧即仰胆，饮食亦尝胆也。”但这段话中并未提到“卧薪”二字。那么“卧薪”呢？司马迁笔下的“苦身”是不是就是指的“卧薪”呢？可惜的是，司马迁并没有给出更为详细的交代。之后的一些著作皆以先秦史料为基础，对此没有更深描述。
而最先将“卧薪”、“尝胆”两个词连在一起使用的人是北宋的苏轼。他在《拟孙权答曹操书》这一书信中说：“仆受遗以来，卧薪尝胆。”苏轼在这里指的孙权，与越王勾践完全无关。
真正将“卧薪尝胆”用在勾践身上并使之广为流传的是众多的文学作品。明朝末年，梁辰鱼在《浣纱记》中对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事情进行了大量的描写。后来冯梦龙在其刊刻的历史小说《东周列国志》中多次提到过勾践“卧薪尝胆”的故事。清初的吴乘权也在《纲鉴易知录》中写道：“勾践叛国，乃劳其凝思，卧薪尝胆。”正是这些文学作品的描述，从此使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故事家喻户晓、广为流传，但其真实性还需进一步考证。
“卧薪”的记载最早出现在宋代，有些学者表示不能认同。他们认为东汉《吴越春秋》中记载越王勾践“用蓼攻之以目卧”就是“卧薪”的意思。所谓“蓼”清代马瑞辰解释为“辛苦之菜”。这种蓼菜积聚得多了，就成为“蓼薪”。勾践那时日夜操劳，眼睛疲倦得想睡觉（目卧），就用苦菜来刺激。“卧薪”、“尝胆”分别是让视觉和味觉感到苦。后人把“卧薪”说成是在硬柴上睡觉，是一种曲解。
虽然要弄清楚“卧薪尝胆”的真相颇费周折，但是相信谜团总有真想大白的一天。
·“夜郎自大”有本钱，确实可与汉朝抗衡
《史记·西南夷传》中载道：“夜郎王与汉使曰：‘汉孰与我大？’”说的是公元前122年，汉武帝派大使拜访夜郎国时，夜郎王问到使臣的一个问题，意思是：“汉朝与我们夜郎国，究竟哪个更大？”夜郎王言下之意是认为汉疆并不及他的夜郎国大，抑或是二者不相上下。小小的一块西南蛮夷之地，其君王竟然敢拿自己的国土与堂堂的大汉疆域相比及，这在人们眼中必然就是自大的表现。“夜郎自大”一词也是至此而来。
夜郎国始建于西汉初，但是夜郎文化的历史却一直可以追溯到战国时期，其国家前前后后大约存活了三百余年。中华民族的历史其实可以称为一部汉民族与少数民族融合的历史，夜郎就是汉朝时期兴起于西南边疆的一个少数民族的集合体。那么千百年来，人们对于这块土地的看法是否有过误解？夜郎国的面积又是否像人们想象中的那么小呢？据《史记》记载：“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可见，在西南夷中，夜郎国确实是最大的，也难怪夜郎王会问到“汉孰与我大”这样的问题。
在范晔的《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中有关于其地理位置的记载：“西南夷者，在蜀郡徼外有夜郎国，东接交址、西有滇国，北有邛都国。”是说其大概属于黔西、滇东北、川南以及桂西北一带，具体位置也就是今天贵州的六盘水毕节地区。但是又据《史记》载：“夜郎者临牂牁江，江广百余步足以行船。”这样看来，夜郎国是沿着江边所建，逐水草而居；因此也有很多学者指出，夜郎国并没有固定的疆土。但无论如何，经过考古专家与学者的考史和确证，夜郎国的中心就在贵州西南部偏南的地区，这一结论与史料所记载的情况是符合的。
夜郎国确有其国，不仅如此，夜郎也不是一个孤立的文化体，而是与周围的各个少数民族文化相依相存，逐渐发展起来的具有自身特色的文化圈。我国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历史文化十分悠久，民俗风情更是丰富多样，“巴蜀文化”、“滇文化”等都属于这一地区。可见夜郎国的诞生之地是一个蕴涵深厚文化根基的地域。《史记》中还提到：“西南夷君长以百数，独夜郎、滇受王印。”这个“滇王之印”已经被考古学家于1985年发掘于云南省晋宁石寨山第六号墓。而且，随着考古学的不断深入以及赫章可乐“西南夷”墓葬群的被发掘，夜郎古国所遗留下来的绚丽多姿的文化印证更是为其澄清了“自大”一说。
这样看来，无论是从地理位置的确证还是从夜郎文化发源地的底蕴来看，夜郎国都是一个具有开阔眼界和丰厚内蕴的国家。所以，夜郎国确实被“夜郎自大”一说给“冤枉”了，这是一种没有经过详细考证的胡乱猜想。
·三国孔明本来有两个
一千七百年前，蜀国丞相诸葛亮，以其过人的智慧、高尚的德行，千百年来备受世人的尊敬与推崇。众人皆知诸葛亮字孔明，殊不知，在那个群雄并起烽烟弥漫的三国时代，还有一位才德兼备的孔明——胡昭。
胡昭，字孔明，魏国颍川（今河南禹县）人，生于161年，卒于250年。胡昭幼读经史，学识渊博，尤其精通典史，善于书法。他师承大书法家刘德升，与钟繇齐名，不相伯仲，素有“尺牍之迹，动见模楷”的美誉。胡昭更因弱冠之年就有绝世之才华而被世人称颂。
胡昭生逢乱世，却厌恶出仕为官，宁可隐居陆浑山中（今河南嵩县东北），在当地开馆办学，教授贫苦百姓读书识字，明辨是非。不仅使当地的教化之风得以改善，还以理相劝，帮助百姓解决械斗之争，使社会风气日渐好转。
胡昭的办学颇有成效，很多世家子弟都前来求学，其中就包括河南温县的世家大族子弟司马懿。胡昭看出司马懿聪慧过人，机智敏达，料定此人将来必成大器，于是竭尽所能，倾囊相授。胡昭对司马懿，不仅有传道授业之义，更有舍命相救之情，司马懿虽敏于学却傲为人，与他人结怨，遭人追杀，幸得胡昭历尽艰辛赶往劝说，司马懿才得以死里逃生。
胡昭志不在朝野，却生不逢时。时值东汉末年，权臣涉政，群雄并起，各路诸侯为了增强实力，争夺地盘，纷纷广发英雄帖，招揽人才。
求贤若渴的曹操得知胡昭是才德兼备之人，且在当地颇负盛名，于是多次派人请胡昭入仕为官，胡昭不为所动。然曹操不厌其烦，屡次相邀，逼得胡昭无奈之下亲自前往拜见。即使直面当朝丞相，胡昭仍态度坚决，自言“一介村野民夫，无军国之用，早已习惯于躬耕樵读的田园生涯，做官入仕，非我辈所为，断不从命，还望丞相见谅，准许息隐山林”。曹操深知人各有趣不能强求，虽求贤若渴，也留不住拒他于千里之外的胡昭。
袁绍亦听闻胡昭才华盖世，韬略过人，不惜降尊纡贵，多次登门拜访，请胡昭出山，辅佐自己争霸天下。胡昭本就不齿于官场的争名逐利，更看透袁绍嫉贤妒能之心，对袁绍的邀请“坚辞不就”。为防袁绍设计加害，胡昭悄悄逃离冀州。几日之后，袁绍果然颁下缉拿令，然胡昭已遁入山林，得以逃过一劫。
胡昭对各路诸侯接连不断地辟召避之不及，才不得不迁居陆浑山中。其后迁至宜阳（今河南省宜阳县境内）居住，仍难免魏帝曹芳的“公车特招”。而胡昭正是在这一年病逝，终究没有入仕为官。
于是，悠悠千年的中国历史上，便只留下了诸葛孔明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而隐没了胡昭的“尺牍之迹，动见模楷”。
·“刘关张桃园三结义”纯属虚构
“刘焉出榜招募义兵。榜文行到涿县（今河北省涿州市），引出涿县中一个英雄。那人不甚好读书；性宽和，寡言语，喜怒不形于色；素有大志，专好结交天下豪杰；生得身长七尺五寸……次日，于桃园中，备下乌牛白马祭礼等项，三人焚香再拜而说誓曰：‘念刘备、关羽、张飞，虽然异姓，既结为兄弟，则同心协力，救困扶危；上报国家，下安黎庶。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皇天后土，实鉴此心，背义忘恩，天人共戮！’誓毕，拜刘备为兄，关羽次之，张飞为弟。”
此段截取自《三国演义》第一回：宴桃源豪杰三结义，斩黄巾英雄首立功。讲的是东汉末年，由于朝廷日益腐败堕落，民不聊生，正值黄巾军作乱，刘备正为无路报国慨叹时，偶遇张飞、关羽二位豪杰，于是三人在一个桃园之中结为兄弟，结拜之时，正值春光灿烂之日，桃花遍天飞、满地落。三人在这样美好的季节和情景之下确立了共同的人生目标，同甘苦，共患难，准备为天下百姓的生存做出奋斗，故名“桃园三结义”。
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桃园三结义”的流传得益于《三国演义》，这个流传千古的感人立志之说也是《三国演义》所讲述的第一个故事。然而文学作品中的讲述又是否真实？历史上刘备、关羽和张飞三人真的有过三结义吗？且做以下分析：
“寝则同床，恩若兄弟”，据《三国志·张飞传》载，关羽和张飞在刘备招募有识之士之前就已经投奔于刘备。三人关系密切像兄弟一般，但是关羽和张飞对平原相刘备还是以主仆相称。“少与关羽共事先主，羽年长数岁，飞兄事之。”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张飞与关羽共同侍奉先主刘备，由于关羽年长于张飞，所以张飞把关羽当哥哥看待，此句话也并没有说明张飞和关羽与刘备是兄弟的关系。
关羽被曹操捕获之后，曾说：“吾受刘将军厚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以“刘将军”称呼刘备，可见关羽并没有以兄弟与刘备相称，而是以君臣相称。后来关羽被杀害后，魏文帝问朝臣刘备会不会出兵为关羽报仇，有人回答：“刘备和关羽‘义为君臣，恩犹父子’，关羽被杀害，如果刘备不能为他报仇，对关羽的恩义就不算全始全终了。”“义为君臣”、“恩犹父子”，刘备与关羽的关系始终没有提及过兄弟之情，可见，兄弟结义之说不能信以为真。
再者，关羽生年不详，但是有两种说法：一种是说大概在公元159年；另外一说是160年。而刘备出生于公元161年。可见，关羽年长于刘备两岁。这么说来，桃园三结义中的大哥，也就是刘备，年龄比关羽小，那么刘备又何以为大哥呢？
由以上分析看来，“桃园三结义”与史料所记载有诸多不吻合之处，那么罗贯中应该是借助史料进行了发挥创作，毕竟文学作品意在想象，三分实，七分虚的《三国演义》也并非全部都可考可据。
·“单刀赴会”其实是鲁肃
人们历来将关羽敬若神明，世界各地，大凡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人供奉着关公的神像。关公在人们的心目中，除了有点心高气傲的缺点之外，简直是一个仁、义、礼、智、信俱全的完人。当然，关羽之所以广受人们的尊崇，与《三国演义》中对他形象的美化塑造有极大的关系，甚至，在小说家的演绎下，历史上原本不属于关羽的英雄事迹，也被强加到他的身上，比如著名的“单刀赴会”，就是一个典型的事例。
小说中的“单刀赴会”，讲的是孙权见到刘备取了西川，便想要回曾借给刘备的荆州，于是派诸葛亮的哥哥诸葛瑾去蜀地交涉，被诸葛亮设计将诸葛瑾这块烫手山芋甩到驻守荆州的关羽那里，结果诸葛瑾一介文臣，被豪气云天的关羽遣回了东吴。
孙权见诸葛瑾没能要回荆州，便找来鲁肃问计，鲁肃便出了一招“鸿门宴”的馊主意，假意请关羽到临江亭上赴宴，暗地里埋下伏兵，只等关羽一来，就群起而攻之，本打算如果拿下关羽，再攻打荆州就容易了。谁知，关羽只让侍卫周仓抱着青龙偃月刀，随侍几人也是仅仅腰挎单刀前来赴会，身后并无大队人马跟随，小说中描绘：“鲁肃惊疑，接入庭内。叙礼毕，入席饮酒，举杯相劝，不敢仰视。云长谈笑自若。”酒至半酣之时，鲁肃才提出要刘备归还荆州，关羽也之时以言辞与其周旋，后来侍从周仓出言呵斥鲁肃，关羽借机批评周仓无礼，拿过他怀中的青龙偃月刀，将他赶出宴席。周仓明是受到关羽的呵斥，实际上是趁被赶出宴席的机会去为隔江的关平报信，让其出兵接应。这边关羽佯装酒醉，半拉半拽地讲鲁肃挟持在身边，一手拎着青龙偃月刀，一手拉着鲁肃，小说中对鲁肃当时的情状描写得极为有趣：“鲁肃魂不附体，被云长扯至江边。吕蒙、甘宁各引本部军欲出，见云长手提大刀，亲握鲁肃，恐肃被伤，遂不敢动。云长到船边，却才放手，早立于船首，与鲁肃作别。肃如痴似呆，看关公船已乘风而去。”
这一段精彩的“单刀赴会”，直让后人在崇拜关羽机智应敌的同时，也将鲁肃的胆小懦弱耻笑个够。
罗贯中在小说中将鲁肃塑造成一个忠厚却懦弱，虽然能为孙权出谋划策，但临敌反映却无比迟钝的东吴谋臣形象。实际上，真实历史中的鲁肃，真的就是这副样子吗？
《三国志·吴书·鲁肃传》中对其描写为：“肃为人方严，寡于玩饰，内外节俭，不务俗好。治军整齐，禁令必行，虽在军阵，手不释卷。又善谈论，能属文辞，思度弘远，有过人之明。周瑜之后，肃为之冠。”
真实历史中的鲁肃，不仅熟读兵法，足智多谋，本身也是身形魁伟，善击剑骑射，是一个允文允武的盖世将才。并非如《三国演义》中描写的那样文文弱弱，一副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模样。
鲁肃效力东吴的时候，一直极力维护孙刘结盟，为东吴的稳定发展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周瑜临死之前，曾向孙权提出接替自己的最佳人选就是鲁肃，而事实上，鲁肃也确实担当起了东吴三军统帅这一重担。
历史上的“单刀赴会”在《三国志·吴书·鲁肃传》中有详细的记载：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孙刘两家因荆州一地而剑拔弩张。而此时，北方的曹操却隔岸观火，只等到鹬蚌相争，他好坐收渔利。就在在战争一触即发的危急时刻，鲁肃为了维护大局稳定，提出将荆州守将关羽约到两军之间进行谈判，并不顾属下的劝告，执意单刀赴会与关羽交涉。
谈判桌上，鲁肃不畏关羽素有威名，据理力争，对于关羽的推诿狡辩之词并不买账，言辞恳切，不卑不亢，先陈述了孙权当初借荆州给刘备的仁慈之举，又痛批了刘备得西川而不还荆地的不义行为，最后又以忠君大义来劝解关羽应劝主行义，不该纵容刘备这种无赖的行为。
面对鲁肃的慷慨陈词，《吴书》中以一句：“羽无以答。”尽数关羽理屈词穷的窘态。
在鲁肃的全力争取下，孙刘两家以湘水为界，划荆州而分治，总算免去了一场兵祸。
或许有人会不服气，既然这件事情是在《吴书》中记录的，自然要极力美化东吴的谋臣，而丑化蜀将关羽。
然而，如果“单刀赴会”真的是关羽的一次壮举，那么在《蜀书》中自然要大书特书，以彰显蜀将神威。但是翻开《三国志·蜀书·关羽传》，通读整篇，却无一言提及这次两军阵前的谈判。
自汉代史学家司马迁作《史记》后，历代史官都效仿太史公的春秋笔法，在君主公侯的个人传记中只写其正面形象，而在其他文章中注重隐笔的侧面描写。如果说“单刀赴会”真的是关羽的一次壮举的话，又为什么在鲁肃的传记中有如此细致的记述呢？
因此说，历史中的“单刀赴会”，主角根本不是关羽，而是东吴的三军统帅鲁肃。
·史上最“惧内”的皇帝
不但市井间有些男子会惧内，就是君临天下的帝王同样也会惧内。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两位皇帝便是晋惠帝和隋文帝。
晋惠帝的皇后贾南风是历史上著名的丑女，她身材五短，面目黑青，鼻孔朝天，天包地大嘴，眉心有大块的胎记，而且还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恶后，她横行后宫，还祸国殃民，几乎毁灭了晋国。
贾南风对于晋惠帝司马衷能够登基称帝也是有一定的功劳的，当初司马衷还是太子时，司马炎曾因为他的智商低下，而想要废除太子。令司马炎改变这一想法的是一篇文章。那是司马炎给司马衷的一份试卷，不善学问的司马衷本想让其他的侍从官员来回答这些问题，这时太子妃贾南风却觉得这样不妥，如果让那些人代写，他们的学问都在太子之上，一定会被识破的，于是她找了几个没什么学问的太监来答这问试卷。
当司马炎看到这些答案之后，他并没有怀疑这不是太子写的，相反的这份虽然答得差劲，但也还合情合理的试卷，让他对自己的儿子有了信心，他相信司马衷是一个既纯朴有明辨事理的人，于是他再没有废除太子的想法了。所以，司马衷能够当上皇帝，他的皇后贾南风有一定功劳，贾南风也正是因为这样而居功自傲，横行于朝野。
贾南风是一个性格彪悍，粗暴善妒的人，晋惠帝司马衷的一生都是在她的阴影下度过的，他十分怕贾南风，却从不敢反抗她。
贾南风嫉妒心极强，她不允许司马衷亲近其他妃子，她曾亲手用长戟捅死了一名怀孕的妃子，皇后的性格如此残暴，司马衷再也不敢和其他妃子亲近了。
贾南风手握重权，操纵着司马衷。她大肆的豢养男宠，从不避讳司马衷，作为皇帝的司马衷一直生活在贾南风的阴影中，毫无自由、胆战心惊地度过每一天。
除贾南风之外，亦有一位皇后令皇帝深恐不已，即隋文帝的皇后——独孤氏，她是一个比起贾南风端庄贤淑很多的女子，但是作为家世显赫“三朝国丈”独孤信的三女儿，她也是一名行事果断、态度强硬，同时嫉妒心强的女子。
隋文帝喜欢独孤皇后的知书达理，但是同时也十分厌恶她的嫉妒心。隋文帝对独孤皇后始终抱着一种又爱又恨又怕的心理，也正因为如此，隋文帝杨坚和独孤皇后斗了一辈子。
独孤皇后嫉妒心强，形式又独断专行，她从不放心让隋文帝杨坚独自外出，以免他和其他女子有染。所以即使是上早朝，独孤皇后也要和杨坚同辇而进。等到退朝后，她又和杨坚一起返回寝宫。这样，一方面独孤皇后成为了隋文帝杨坚的“贤内助”，另一方面，她也达到了制约杨坚的目的。
但是再严密的防范也终有疏漏，一次，杨坚在仁寿宫偷偷地临幸了叛臣尉迟迥美貌的孙女，这件事杨坚做得十分隐秘，但是最后还是被独孤皇后知道了。对于杨坚的作为，独孤皇后十分生气，于是她便在杨坚上早朝时，将尉迟迥的孙女杀死了。
当杨坚下朝得知此事之后，感到十分愤怒，但是他又十分惧怕独孤皇后，不敢处罚她，于是火气十足的隋文帝杨坚选择了离家出走。他骑着马狂奔了二十多里来到了一个山谷之中，他感叹自己虽然为一国之君，却完全受制于独孤皇后，没有自由，他甚至有了不再做皇帝的想法。后来他被紧追而来的杨素、高颎等劝回了宫殿。这次的事件让独孤皇后也变得有所收敛，不再那么嚣张了。
在世人的眼中，皇后大多是温柔贤淑、胸怀宽广的，而皇帝更是掌握着所有人的生杀大权，说一不二的。所以像晋惠帝和隋文帝这样惧怕皇后，甚至因为皇后的管束，而逃离皇宫，在自己妻子的管束下度过了一辈子的皇帝，实属罕见。
·隋炀帝杨广也曾是明君
隋炀帝杨广是隋朝第二代皇帝，也是最后一个皇帝，年号“大业”。隋炀帝在位14年，最后死于部将手中，隋朝也被李渊所灭亡。炀是唐朝给予杨广的谥号，《谥法》说：“好内远礼曰炀，去礼远众曰炀，逆天虐民曰炀。”所以，千百年来，在世人眼中，隋炀帝已经成为商纣般的暴君人物。
隋炀帝自恃国富民强，好大喜功，在他即位后不断发起战争，亲征吐谷浑、攻打高句丽；而后又营建东都洛阳、开发运河、修筑长城，造成天下死于役的惨景；几乎每年都远出巡游，大肆营造离宫掠夺地方，造成社会生产力下降……在很多人看来，隋炀帝是一个几乎集中了人类所有邪恶品种的大恶人：淫荡、贪婪、狡诈、阴险、自私、冷血、残暴、血腥、昏乱……他犯下了几乎人类所有能犯下的罪行：“谋兄”、“淫母”、“弑父”、“幽弟”、“逆天”、“虐民”……简直可以说“磬南山之竹，书罪未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然而历史真的是这个样子吗？隋炀帝真的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大暴君吗？让我们拨开历史的重重迷雾，重新认识杨广的真实面貌吧。
从唐朝开始，就有历史学家指出来，所谓的隋炀帝“好色”、“淫逸”、“淫母”、“弑父”这些罪名，绝大多数都是由野史作者们强加在他头上的，在正史中并没有任何证据可言。假如仔细阅读并且推敲史料，我们不难发现，其实杨广其原来是一个文武双全，才华横溢，战功卓著，而且拥有雄才大略的勤奋敬业的君主。
杨广14岁时，同江南的大贵族之女萧氏结婚。一直到他去世，他们两人始终相敬如宾，举案齐眉。而且杨广就只有三个儿子，像这样感情专一的君主，就连历史上有名的贤君估计都比不上。
隋文帝时，杨广亲自指挥完成祖国统一，“天下皆称广以为贤”，从而也结束了上百年来中国分裂的局面，使中国进入了和平、强盛的时代。
杨广登基之后，一生勤于政事，可谓是宵衣旰食的工作狂。在杨广看来，南朝的灭亡主要的原因是“江东诸帝多傅脂粉，坐深宫，不与百姓相见。”因此在他统治的14年里，除了待在宫里的四年时间之外，其余大部分时间是花在巡游的路上。
隋炀帝在位期间修建南北“大运河”，将钱塘江、长江、淮河、黄河、海河连接起来，当时运河上“商船旅往返，船乘不绝”。大运河不仅使南方的物资能够顺利地到达当时的洛阳和长安，还加强了隋王朝对南方的军事与政治的统治，同时南北方的文化交流也得到了有力的加强。如此浩大的工程，利于千秋万代，隋炀帝为中国后代子孙万代带来了巨大的好处。只是可惜，这样巨大的工程，实在是太劳民伤财导，隋炀帝也为此付出的代价太大，导致身死灭国。
隋炀帝还创立科举制，开设进士科，以考核诗赋为主，选择“文才秀美”的人才。这种制度削弱了门阀大族世袭的特权，为选拔下层优秀知识分子提供了极好的机会，对后世产生了影响地深远。
除此之外，隋炀帝还掘长堑、置关防、开驰道、筑长城、置粮仓，大修文治、制定新制度，方勤远略威震八方等许多功绩，这都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大事业。在其统治的前期，曾多次普免钱粮，连续四次大赦天下，可是国家的财富依旧是越来越多，人口也是不断增长。《资治通鉴》也说：“隋氏之盛，极于此矣。”
以此看来，那些关于隋炀帝是十恶不赦的暴君的野史传说，就显得如此荒诞而不可信了。隋炀帝虽然也有不足之处，可是他的半生功业，却很少被人提起。平心而论，就隋炀帝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的建树，他也看以堪称是一位伟大的帝王。这也给我们以启示：在评论历史人物时，不能只看其一，要正视历史，功就是功，过就是过，功不折罪，瑕不掩瑜，最终我们要看他在历史活动有没有推动历史的进步。
·呆子皇帝唐宣宗根本不傻
唐宣宗李忱，是唐宪宗的儿子，武宗的叔叔。他原名李怡，做皇帝后才改名为李忱。唐宣宗在位期间勤俭治国，减少赋税，注重人才选拔，体贴百姓，人民生活日渐富裕，使腐败的唐朝呈现出“中兴”的小康局面。宣宗在位期间还曾经烧过三把火，一把火使“权豪敛迹”，二把火使“奸臣畏法”，三把火使“阍寺詟气”，遂被称为“小太宗”。
然而这样一代明君，直到他登基为王却一直被视为傻子，这是为什么？唐宣宗真的是傻子？
其实不然，唐宣宗虽外观看似糊涂，但心里却如明镜一般，可他为什么要装傻呢？这还要从他的身世说起。
李忱是唐宪宗的庶出的儿子，其母亲郑氏是一名身份卑微的宫女。由于庶出和母亲身份卑微的原因，李忱注定当不了皇帝。后虽被封为光王，却一个在无人注目的角落里孤独成长。他从小就显得落落寡欢、呆滞木讷，与其他亲王群居往往终日不发一言。在宫中，多数人都讥笑李忱呆笨，唯有他的哥哥唐穆宗知晓他的聪明，曾抚着他的背说：“这是我家的英物。”
李忱长大后，痴呆情况愈发严重。人们纷纷猜测，这可能和他在穆宗年间遭遇的一次惊吓有关。当时李忱入宫谒见太后，不料刚好撞上有人行刺。虽然此事并未造成任何人员伤亡，但从此以后光王就变得更加沉默寡言。于是皇族宗亲们认定，这个本来就呆头呆脑的家伙这回肯定是吓傻了。此后无论大小场合，李忱就成了专门被人取笑和捉弄的对象。
其实李忱不傻，他知道自己的出生注定不能为帝，只有在乱世之中才有可能夺取政权。穆宗继位后庸庸碌碌，党派之争、藩镇势力和宦官势力使得唐王朝统治岌岌可危。李忱装傻让宦官对他放松警惕，他在等待时机，等待一个可以让他夺取政权的机会。
然而唐武宗发觉出这位皇叔有问题，于是要置他于死地。可是就在这时，宦官仇公武救了他，并将他送出宫。
会昌六年，唐武宗病危，李忱就在宦官仇公武、马元贽等人的簇拥下，出人意料地回到了长安。仇公武等人决定拥立李忱做一个傀儡帝，然后顺理成章地掌控朝政。但是当李忱开始着手处理政务时，仇公武就傻眼了。因为对他来说，傻子李忱忽然变得无比陌生，他神色威严，目光从容，言谈举止沉着有力，决断政务有条不紊，和从前判若两人。
直到此时，仇公武才恍然大悟，明白当年武宗为什么要把这个“傻子”皇叔置于死地，那是因为在他愚痴木讷的外表之下，隐藏着常人莫及的才干和韬略。可惜仇公武明白得太晚了。
·朱棣为何不承认生母地位
明成祖朱棣是明朝第三代皇帝，他统治的时期被称为“永乐盛世”。朱棣生于应天，恰逢战乱，被封为燕王，后发动靖难之变，起事攻打侄儿建文帝，夺位登基。死后庙号“太宗”，百多年后由明世宗朱厚熜改为“成祖”。
明成祖的生母到底是谁，至今还是个谜，这听起来似乎不可思议，但事实的确如此。关于他的生母是谁，数百年来一直扑朔迷离。
中国古代正妻生的儿子称嫡子，非正妻生的儿子称庶子。正妻被称为嫡母，其他的妾则被称为庶母。对帝王家来说，嫡子和庶子在名分上有重大差别。按照封建宗法制度，皇帝死后，皇位要由嫡长子继承。即使嫡长子死得早，如果嫡长子有儿子，也要由嫡长子的嫡长子来继承，其他庶子不得觊觎。明成祖自称是马皇后所生，自然也就是所谓嫡子了。但经历代学者考证，明成祖的生母并不是马皇后。成祖的生母问题，不只是关系到他的身世，更是深刻地影响到他一生的行为。
有人说朱棣、朱橚的生母是高丽人，姓“碽”音“wen”。是高丽国进贡给朱元璋的妃子，她生下朱棣未足月，即被马皇后折磨而死。“碽”妃生下朱棣一月即死，照此推断朱棣与朱橚为一胎同胞。但是朱棣生于1360年，朱橚生于1361年。朱棣出生之时，朱元璋割据江南，尚未称王，元尚统一北方，刘福通未死，陈友谅、张士诚未灭，怎么会有高丽国进贡妃子？所以，此观点并不符史实。
另有一说，朱棣根本不是朱家血脉，而是遗元后代。蒙古《黄金史纲》中说大都城破时，元顺帝的妃子弘吉剌氏已经怀孕三个月，没有来得及逃出，躲在一个大瓮中避难。被明军搜出后为朱元璋纳为妃子，称为翁（瓮）氏。弘吉剌氏当时心想：“如果七个月后产子，则必然会被朱元璋当做野种所杀。如果分娩在十个月后则会被朱元璋当做他自己的亲儿子抚养。”于是向天祈祷再添三月孕期。果然怀孕十三个月才分娩，产下一子，就是朱棣。当时朱元璋梦到东西二龙相斗，西龙被东龙打败。解梦的巫师告诉他这代表他的两个儿子争位。西龙是汉后的子孙，而东龙是翁妃的子孙。朱元璋听后认为翁妃来自蒙古，本属自己的敌人，让她的儿子继承大统不好，于是就把朱棣贬去边疆镇守。
然而《明史》上的说法，朱棣是朱元璋的正妻马氏所生，生于元至正二十年。因为明初朱家皇室取蒙古人为妃有很多。例如朱元璋就给自己的儿子秦王朱樉娶扩廓铁木尔的女儿为妻。可能朱棣的母亲早死，遂马氏代为抚养成人。至于这个蒙古皇妃是否以前属于顺帝则大可存疑。如果朱棣真的是蒙古人，那么也就是说，历史上曾经统治中国差不多300年的明朝皇帝，其实从第三个皇帝起就开始就已经是姓弘吉剌的蒙古人了。
尽管至今仍然不知朱棣生母是谁，但他不是马皇后亲生是大多数人认同的。虽然朱棣反复修改了史书，并消灭了许多证据，但破绽还是存在的。明史《黄子澄传》中，记载：“子澄曰：周王，燕王之母弟。”从这句话，我们可以很清楚地了解到一个事实，那就是燕王朱棣和周王是同父同母的亲兄弟。《永乐实录》中也记载了他们两个是同母兄弟，但问题在于，他们的亲生母亲是谁？这一谜题还有待细细考证。
·乾隆后宫并没有“香妃”
香妃，一个自异域而来，体带异香、美艳绝伦的女子，一个极具传奇色彩的女子。她到底是民间的演绎，还是真实存在过？滚滚红尘，宫阙千重，香魂何在？
据传，乾隆时期，回部发生叛乱，清军入回疆，定边将军兆惠俘获一回部王妃，此女子天生丽质，更奇的是她通体会散发沁人心脾的异香，有人说是沙枣的香气，于是，人称香妃。乾隆帝对她大为倾心，执意纳之为妃，为讨其欢心，特在西宛建造了一座宝月楼，供香妃居住，并常亲临探视，希其顺从。然而香妃性格刚烈，誓死不从，并身藏利刃，表示不屈的决心，还时常因思念家乡而凄然泪下。
皇太后得知此事，召见香妃，问她：“你不肯屈志，究竟作何打算？”香妃以“唯死而已”相答，太后说：“那么今日就赐你一死。”香妃拜谢，于是太后趁乾隆帝单独宿斋宫之际，命人将香妃缢死。
香妃死后，乾隆帝悲伤不已，最后以妃礼将其棺椁送往故乡安葬。一百多人抬着她的棺木，走了三年，才把她送回喀什，葬归故里。然而，迷人的传说虽引人入胜，但它与历史相去甚远。
史载，乾隆帝先后有嫔妃四十多人，只有容妃来自叶尔羌（今新疆莎车）回部，一般认为她就是传说中的香妃，但实际上容妃并不是被掠进宫的。因当年容妃家族反对叛乱，拥护朝廷平叛有功而被乾隆皇帝召进北京，封官晋爵，容妃的父亲和哥哥为了感谢皇帝的恩德，也为表对朝廷的忠心，决定把聪明美丽的妹妹送进皇宫，服侍皇上。
全宫上下对她的印象都很好。乾隆二十六年（1761）12月30日，乾隆帝奉皇太后懿旨，晋封和贵人为容嫔。5月21日举行了容嫔的册封礼。第二年，图尔都被晋封为辅国公。乾隆三十年（1765）正月，皇帝第四次南巡，容嫔和她的哥哥图尔都随驾同行。皇帝的妃嫔很多，而外出陪驾的妃嫔只有几位。容嫔能够随驾，表明她在皇帝心目中的地位很高。一路上，容嫔兄妹第一次饱览了祖国内地的壮美山河，大开了眼界。
从这里可以看出，容妃深得乾隆帝的宠爱，不仅随乾隆帝南巡，还被特许在宫中着本族服装，并配备回族厨师。
在史籍与档案中，也未见容妃有体散异香的记载，更无被皇太后赐死的结局。可见，容妃并无传说中香妃的曲折经历，她不是香妃。
另外，有史料证明，乾隆帝下令在西苑建宝月楼的目的不是为了容妃（或称香妃），乾隆帝在他的《宝月楼记》中讲得很明白：建宝月楼是为了每临台南望，嫌其直长鲜屏蔽，即它可起到屏障、遮挡之用。从时间来看，宝月楼建在容妃进京之前，即乾隆二十三年（1758），当时乾隆帝怎么知道和卓氏进京并能为己所爱？所以，乾隆不会为了取悦香妃而建宝月楼。
原来，香妃只是一个人们心中的美丽女子，经过文人墨客的渲染，野史的绘声绘色，逐渐使人们相信她的存在，至于香妃体香引来翩翩蝴蝶，死而复生，最后被小燕子和紫薇救出宫闱，则又是琼瑶为野史续添的一笔。
·李莲英靠什么得到慈禧的“专宠”
中国历史的帝王都是妃嫔众多，这似乎已经成为人们心中帝王的基本形象。然而，“权力是最好的春药”，不要说那些男性皇帝喜欢女色，就是中国历史上少数几个掌握大权的女人，也是喜爱男宠的。
秦有嬴政之母赵姬，汉有刘邦之妻吕后，一代女皇武则天，更是公然招募男宠随侍左右。那么，作为中国近代史上权利最大的女人清代西太后慈禧又是如何呢？
有关慈禧有男宠的传闻，野史中有很多记载，清代文廷式的《闻尘偶记》中就记载着慈禧私宠白姓男子，怀孕后被东太后慈安发觉，后来慈安猝死于寝宫的离奇事件。至于有名有姓的慈禧男宠，民间传说最多的则是太后身边的两个得宠的太监安德海和李莲英。
关于安德海是否真的是太监，众多说法不一，但是同治七年（公元1868年）冬天，安德海娶徽班名旦马赛花为妻这一事件，则加重了民间对其真实身份的怀疑。
安德海与慈禧之间的暧昧，连东宫太后慈安和同治帝都深为厌恶，再加上他嚣张跋扈，朝野上下莫不对其恨之入骨。最后，安德海在外出为慈禧采买龙衣时，慈安和同治帝暗中授意山东巡抚丁宝桢，命丁宝桢以“宦竖私离京城，有违祖制”为由将其处死。
那么同样是慈禧身边的红人，李莲英是不是也如安德海一样同慈禧有暧昧不清的关系？
李莲英生于道光二十八年（公元1848年），卒于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相比而言，他是得了善终的清末大太监。他的墓志铭上记载说他八岁净身，九岁当了太监。清宫档案也有记载，说李莲英是由郑亲王段华府于咸丰七年（公元1857年）送入宫中的，当时李莲英是13岁。
不可否认，李莲英确实是清末权倾一时的大太监，他因为慈禧的宠爱，官拜二品，是清代官阶最高的宦官。而他自身的乖巧伶俐，善解人意，知进退，懂礼法，也是他能够得慈禧宠爱的原因。
传闻有一年夏天，李莲英向慈禧进献一对儿蓝靛鸟。蓝靛鸟是清王朝贵族爱养的名贵鸟，可以学很多昆虫的叫声，叫声清脆，至晚不倦。养这种鸟也是身份的象征，因为蓝靛鸟要想叫得好听，必须喂它喝燕窝汤，只有身份显贵，家资殷实的人才养得起。李莲英进献给慈禧太后的这一对蓝靛鸟，后来据太后身边的宫女描述，是万中挑一的极品。
蓝靛鸟要眼睛四周有白色毛的，眼上面的叫眉，眼下面的叫姹；要胸脯下面有蓝色条纹的，这一对鸟的胸脯下面有九道蓝纹；蓝纹之间要有葫芦形状的花纹的，这两只鸟也都符合条件；最重要的，鸟的翅膀上有黄色的圆点儿，鸟的年龄就是通过这两个圆点儿来判断的，有圆点儿的，就是一年的新鸟，这种鸟爱叫，叫的也好听，没有圆点儿的鸟就是超过一年的老鸟，不爱叫，叫得也不好听了。
慈禧见李莲英送来的鸟真的是少见的极品，非常高兴，又加上身边两个得宠的宫女打趣李莲英，让他看着太后的两只缅甸猫，免得猫把蓝靛鸟抓了吃掉，李莲英连忙下跪向太后求情，三人逗得太后更加开心，结果慈禧不仅没有让李莲英去看着上蹿下跳的猫，反而让御膳房做一些甜品赏赐给他。
李莲英一直尽心尽力伺候慈禧，绞尽脑汁哄慈禧开心。在失去安德海之后，慈禧一直专宠李莲英，将他当成自己的心腹。有什么李莲英喜欢吃的东西，慈禧会留着赐给他，有好看的衣服，慈禧也会赏给李莲英穿，看戏的时候会和李莲英并排而坐，还亲自让御膳房为李莲英置办酒席做寿。
虽然荣宠非常，但是李莲英却并不如安德海一般忘乎所以。
光绪十四年（公元1888年），李鸿章操练北洋海军，慈禧派光绪帝的生父醇亲王和李莲英为钦差前去视察。清代历来没有太监出任钦差一说，然而李莲英以钦差的身份去视察水军的操练成果，本身就说明了其身份的特殊性。
如果出任钦差的是安德海，则可想而知其骄横之态，但是李莲英虽然顶着钦差的名头，行动却极为谨慎。审查期间，李莲英不仅没有穿二品的朝服，反而只着宦官分内的四品朝服，待人和善，言语谦恭，还为醇亲王拿烟袋，装烟丝，随侍左右。到了晚上，同样劳累的李莲英还伺候醇亲王洗脚，神色之间毫无骄矜之色，反而低眉顺目，安守本分，让醇亲王非常高兴。
回朝复命时，醇亲王极力称赞李莲英，慈禧心里非常欢喜，还说没有白疼李莲英。
其实慈禧身为清朝太后，掌握着中国封建末代的至高权力，实际上却是一个很孤独的女人，李莲英的存在，应该说是慈禧的一个生活中的“伴”，如果真要说是与慈禧有染的男宠则说不通，因为太监进宫，是要经过慎刑司的严格检查，如果是假太监，是不可能被放入宫中的。
·“公车上书”实属伪造说法
要想论证一件事情非常麻烦，但是要证伪一件事情却非常简单。我们知道康有为，大都是从历史课本里对“公车上书”的描述中。但是最近人们发现，“公车上书”其实是被康有为捏造出来的，是历史上的一个骗局。下面我们就对康有为“公车上书”这件事进行证伪。
康有为在《康南海自编年谱》中，对“公车上书”有这样一段描述：
三月二十一日（按，即4月15日）电到北京，吾先知消息，即令卓如（梁启超）鼓动各省，并先鼓动粤中公车，上折拒和议，湖南人和之，各直省莫不发愤，连日并递，章满（都）察院。时以士气可用，乃合十八省举人于松筠庵会议，与名者千二百余人，以一昼二夜草万言书，请拒和、迁都、变法三者，遍传都下，士气愤涌，联轨察院前里许，至四月八日（按，即5月2日）投递，则察院以既已用宝，无法挽回，却不收。
这段是说，康有为在听说《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之后，联合了十八省的举人一千两百余人到松筠庵集会，并用一天两夜的时间起草了一份万言书，请举人们在这份万言书上签字，联名上书。5月2日，举人们排着长队到都察院递交文书，但是都察院却以皇帝已经在条约上盖了章，无法挽回而拒收他们的文书。
仅这一段话就漏洞百出。
松筠庵集会的真实性值得怀疑。先来讲一下松筠庵的布局构造。当年的松筠庵占地两千七百平方米，南北长75米，东西宽36米，是个三进的院落。我们都知道那时的院落，各种的建筑、花园占据着大部分的面积，空地的面积非常小。本来仅两千七百平方米的院落，又被建筑、花园占据了大半，而且面积还被建筑、花园分割，这样的院落最大的空地也站不了多少人吧。1300连站都站不下，不知道康先生是怎么让他们在那儿集会的。
关于参与“公车上书”人数的问题也一直非常有争议。现存的关于“公车上书”的材料都是康有为及其弟子留下的，但即便是这样，说法都无法统一。连康有为自己也曾说过此数字为三千人。一会儿说一千三百余人，一会儿又说三千人，这种自相矛盾的说法怎能不令人生疑？
而且，据史料记载，最早起来反对《马关条约》的是现职官员，而不是康有为所说的举人。当时官员大规模联名上书，签名者达六百余人，显然，官员才是反对签约的主力军。而刚参加完会试的正在等待发榜的举人们则是在官员们的影响之下才开始纷纷上书的。
另外，康有为所说的都察院拒收他的上书也显然与史料不符。史载都察院自4月30日开始，每天代奏大批举人的上书。而在康有为所说的拒收他上书的5月2日，仅这天，都察院就代奏了七省举人的八批上书，签名者三百余人。而且，这样的代奏是到5月8号才结束的。所以，康有为关于都察院拒收上书的说法显然也是不成立的，否则无法解释当时与康有为无冤无仇的都察院为什么单单拒收了康先生的上书。
要推翻一个结论非常简单，只要拿出一两个不成立的例子就可以。所以，仅从我们上面所说的这些事情已经基本可以得出“公车上书”是康有为对历史、对后人的一次大欺骗的结论。他的欺骗非常成功，时至今日，我们的教科书上还对“公车上书”，对康有为有着非常高的评价。但是，我们要相信时间会还所有人，所有事一个本来的面目，康有为虚假的面具终会被我们一点点慢慢掀开。